一夫一妻制与贞操观的由来

　　一夫一妻制是从古到今人类所实行的最后一种婚姻制度，现今的世界是一夫一妻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一夫一妻制是最完美的，是永世长存的，其实并非如此。 　　人类从群婚杂交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对男女两性的*关系做了较大的限制，这当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绝不意味着两性的和谐和幸福，而是贯穿着压迫和剥削。一夫一妻制的建立，是和父系社会、男权社会的出现，和私有制的建立，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同步出现的。原始时代的那种生产力极端低下的状况改变了，群婚杂交的蒙昧状态基本上是消除了，可是人与人之间淳朴的、平等的关系也改变了，出现了压迫和剥削，女子变成了男子的附庸和工具。 　　一、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缔结的途径 　　古代的婚姻缔结途径大致有掠夺婚、买卖婚和聘娶婚三种，其特点都是非自愿的，是通过暴力和金钱缔结起来的。 　　掠夺婚，通俗地说就是抢老婆。这是非常野蛮的，盛行于奴隶制社会。古罗马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将士们都把抢来的女子当老婆，军官优先挑选。中国东汉、唐以前也是这样。南北朝时，高乾求崔氏女而不得，就和弟弟高昂一起把崔氏女抢来了，置于村外。高昂对哥哥说：“何不行礼？”这个“礼”是指“周公之礼”，即*。高乾明白这是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之意，就和这个女子野合，然后把她带回家去。《说文》云：“礼，娶妻以昏时，故曰婚。”“昏”指黑夜，娶老婆要在黑夜，为便于抢夺，所以“婚”字本身就有掠夺之意。 　　后世严禁抢老婆，认为这是“非礼”，违者要严惩，但是仍有一些不法之徒这么做。在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展出了一块木雕板，叫“王老虎抢亲”。这个故事说明朝有个恶霸叫王老虎，有一次在外见到一个貌美“女子”，就把“她”抢回家去，叫妹妹陪“她”睡，准备择吉成亲。没想到这个人是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周文彬男扮女装的，结果不但没有抢到老婆，反而赔出去一个妹妹。 　　买卖婚就是买老婆，有时是通过*裸的金钱买卖形式，有时是通过聘礼(“以俪皮为礼”)、服役婚(以劳役顶钱)等形式作为变相的买卖。可以说，这种婚姻形式一直影响到20世纪。拐卖婚则至今未断。 　　在古代最普遍的则是聘娶婚了，也就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裸的掠夺婚和买卖婚相比，聘娶婚似乎是一个进步。可是实际上在那些“温、良、恭、俭、让”的聘娶礼节中，仍旧游荡着暴力与金钱的影子。女子不再为“匪寇”所抢了，但是要屈服于家庭或家族的压力，而且有时还有强聘、强娶之事发生。女子不再被当成货物公开买卖了，可是聘礼中还含有很大的金钱成分，无财不得。这种聘娶婚对于男女双方，特别是对女方来说，仍是不自由、非自愿的。 　　古人对聘娶婚十分强调，把它看成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记？典礼》云：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 　　《诗经？齐风？南山》说：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以上叙述，都是特别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越礼”，就不是正派人了。 　　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当然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弊病在现代还有不少残余影响，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婚姻关系，仍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 　　二、对爱情的历史观察 　　在人类历史上，男女之爱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它的产生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男女两性关系应该比较专一。一般说来爱情应该是排他的，在群婚杂交时期，在“人尽可夫”或“人尽可妻”的情况下，怎么能谈得上爱情呢？ 　　二是男女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平等才能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才能产生爱情。在男权社会，从总体来看是男尊女卑，男人把女人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和附属物，对女子享有生杀予夺之权，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的。但是，并不排除在这种社会中，有些男性能够尊重女性，双方在劳动和生活中相互了解，然后产生感情。“举案齐眉”的夫妻感情正说明了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 　　三是人类的文化素养要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是因为，爱情不是抽象的，真正的爱情不是性冲动，而是心和心的交融，它和人们的思想、志趣、道德、情操、审美观念等等都分不开。越是文化素养差、愚昧落后的人在性问题上的动物性越强，爱情的成分越少。 　　四是男女的结合应该是自愿的。俗语说“强扭的瓜不甜”，“捆绑成不了夫妻”。在古代有不少夫妻是捆绑而成的，一般不可能产生爱情，不可能成为完善意义上的夫妻。而且，人们在强制和压迫的条件下反而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抗拒心理，这是爱情和婚姻的一种离心力。所以总的来说，在原始社会与私有制社会，夫妻之间很难有真正的爱情。 　　在古代由暴力和金钱缔结的婚姻中间，夫妻之爱是难以存在的，即使产生了“夫妻之爱”，也是“先结婚，后恋爱”，而且绝非普遍现象，维系夫妻关系的，更主要的是伦理、道德、责任、义务。古人也提倡夫妻恩爱，甚至把和、合二仙作为保佑夫妻恩爱之神，可是夫妻之爱要靠神灵来保佑，这实在是太苍白无力与虚幻不实了。汉代有一个官员叫张敞，他和妻子感情很好，常帮妻子化妆，替她画眉毛，在当时，男人干这种事是人以为耻的。有一次，皇帝要擢用张敞，有人就提意见说，张敞这个人替老婆画眉毛，胸无大志。皇帝就叫张敞来问有没有这回事，张敞回答说：“臣闻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皇帝闻言一笑而罢。张敞和妻子的感情的确很好，可是人以为非，幸亏张敞回答皇帝的问话得体，不然，在那种大男子主义的环境下还不知要弄出什么乱子来呢！ 　　三、古代的“七出”析 　　私有制社会是男权社会，男人的天下，离婚的权利全在男方。当然，男子如果太随便地破坏婚姻和家庭，从社会角度看，总是不赞成的，在这方面总要有规矩可循，这就是《礼记》上规定的“七出”，即丈夫可与妻子离婚的7条理由： 　　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诟，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妻子只要犯了以上条款之一，就会被“休”。但是，“七出”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如果说“不顺父母”要“出”，那么，如果父母不讲理也要“顺”吗？在家长绝对统治的社会里，只要公、婆不喜欢这个媳妇，就可以给她安上“不顺父母”的罪名，逼着儿子和她离婚，这难道不是专制和压迫？如果“无子”而被“出”，这可能是十分冤枉的，因为不能生育也可能是男子的问题。至于“淫”、“诟”、“口多言”，缺乏具体尺度，太容易被“找碴子”、“扣帽子”了。“有恶疾”就要被“出”，这是“雪上加霜”，要致人于死地了。还有什么是“窃盗”，也很难界定，因为在古代，女子如果有“私有”，即留些私房钱，就会被扣上“盗窃”的罪名。 　　同时，在实际生活中，男子休妻也不一定都要从“七出”中找理由。例如大圣人孟子，有一次回家，看见妻子蹲在地上，就把她“休”了，这算是哪一“出”呢？后汉有个叫鲍永的人，史载他“事后母至孝”，有一次妻子在母前叱狗，鲍永就把她“休”了，这又算是哪一“出”呢？ 　　在中国古代，男女之爱被摧残、夫妻之爱被压制的事比比皆是，这要比夫妻恩爱的事情不知要多多少倍。梁山伯与祝英台、白娘子为自由恋爱而惨遭*的事几乎是家喻户晓，恩爱夫妻被迫生离死别的事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