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开创的宋代，如何变身最有文化的朝代？

  有人说宋朝是“商业革命”时代，如开创性的采用纸币“交子”，魄力十足地将海外贸易税收视为支柱；有人说宋朝是“技术革命”时代，如金属冶炼上广泛采用煤炭做燃料，质量有了飞速提升，瓷器制作上推出五大名窑，打破了唐以来“南青北白”的单调格局；有人说宋朝是“城市革命”时代，城市内市坊之间互通有无，商业活动随处可见、随时可行，城内之民踊跃参与经商，身份经历着由“居民”转向“市民”的巨大转变…… 在诸多辉煌成就之中，宋代的文化才是登峰造极、独步古今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  宋代文化无论是高度还是创新性都是彪炳史册的：陈寅恪有言，回首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可谓是造极于宋；严复有言，近代以来社会之文化风俗，十之八九源自于宋；而王国维更是盛赞宋代文化之精锐，金石学等开后世之先河。  那么根植于宋代文化的基因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推动震铄古今的繁盛文化？

宰相须用读书人

一场“黄袍加身”令赵匡胤开创北宋之世，而坐拥中原的他并未停下征战的脚步。他贯彻“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作战思路，荡平南方割据政权，朝中宰相赵普欲宣扬宋军征讨的威严，建议将年号由“建隆”改为“乾德”，意思是顺应天意、收复民心，赵匡胤颇为高兴，决定于次年正月颁行。  

赵匡胤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截图   然而，“乾德”年号推行的第二年，出现了无比尴尬的事情。原来刚被攻克的后蜀政权出现了刻有“乾德四年”记号的铜器，朝中君臣一片愕然，这说明在巴蜀一带早就有人用了这个年号，再一询问竟然是前蜀政权亡国之际的年号，寓意不详啊！宰相赵普平日经常得罪同僚，经此一事，卢多逊、窦仪等名臣纷纷加以指责，“乾德”年号迅速引起轩然大波。   赵匡胤先是怒斥赵普，后转而一想，如今形势早已不是“马上得天下”那么简单，我们要“典章治天下”，于是他命人取来笔墨，在赵普面前写下“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普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截图   如果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顶多算是赵普“不学无术”的倒霉事儿，但赵普自此发奋苦读，留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闻，更在《宋史》中留下了20年后遍阅史籍，30年后旁征博引的记载，一介孤陋寡闻的“文吏”竟最终走向了学识渊博的“硕儒”，这恐怕不仅仅是赵普个人的传奇经历，背后是宋代用人的时代转型。

赵普与赵匡胤。来源/纪录片《科举》截图 赵匡胤想要根除唐后期以来的割据局面，果断采用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策略，也就是收回地方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和兵权，这样就能实现中央权力的集中。但要想长治久安，仅仅靠手段是不够的，更要靠统摄人心：以赵普为代表的是精于谋划的幕僚集团，他们既是心腹也是不稳定因素；以党进为代表的是攻城拔寨的军功集团，他们既是利器也是随时可反叛的掌兵之人。如果不能让幕僚中的谋臣信服，不能让军营中的将领忠诚，那么北宋的江山转眼还会易主，“宰相须用读书人”在当时是因事而发的感慨，而在日后实则传递出君王欲以儒术“三纲五常”治理天下的切实思考。   自此，文臣读诗书、武将阅经史成为两宋独特的时代风貌。

崇文首推科举制

宋太祖为稳固统治而提倡“文治”的理念，在太宗朝得以弘扬。宋太宗继位存在“烛影斧声”的争议，又赶上两次北伐幽云十六州不利，难以树立正统与威严，他深切体会到太祖的深谋远虑，感觉到非“文治”不足以稳时局，非儒术不足以定江山。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恢弘“文治”而又足以避免官员夺权呢？   宋太宗苦思冥想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扩大官员人数同时降低品级；大幅降低入仕门槛进而形成社会影响力。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权臣能与君王分庭抗礼，众臣员将依据才干与受信任程度走马上任，宋太宗在用人上能够自由驾驭；而百姓则喜于转换身份、光耀门楣，对王朝入仕政策感恩戴德，宋太宗能得到士人的拥护。那么实现这两者的核心手段是什么呢？   这就是科举制，宋人的科考不问出身解决门槛问题，分科公平取士解决选拔问题，依据儒家经典解决思想问题，科考易登显位解决期望问题。是科举制“盘活”了大宋政局，是“科举制”造就了文化繁荣之世。   首先，宋代科举要解决考试身份这一棘手问题。科举的本意是扩大王朝统治基础，贯彻儒家治国理念，但是入仕做官又是极其严肃而重大之事，所以力求其全但保留底线。宋朝规定僧侣、道士不得科考，服丧、受刑之人不得科考，这是维护科考尊严、实现百姓教化的举措，但是又破天荒地允许工商业者参与。连中三元（解试、省试、殿试三考均为第一）的冯京曾名噪一时，他就是大商人之子，此举改变了士农工商的狭隘见解，让更多的有志之士、社会能人参与其中。  

冯京画像。来源/《冯氏宗谱》   然后是解决官民子弟身份不同的顾虑，以往科考各级官员的亲属混在其中，难以确保推荐名额的公平，宋代专门制定了“别头试”，也就是在地方初试的时候将官宦亲属单独召集起来，推举其中十分之三参加中央的考试，他们不占用一般考生的指标，确保了平民百姓的晋升之路。最后是有无声望之人科举待遇的不同，在唐代时盛行“公荐”和“延誉”，前者是科考前考生凭借人脉将自己的习作呈现给主考官或朝中大员，后者是作品获认可后由该官员公开赞扬乃至提前锁定科考名次。宋代则强调科考本身的重要性，入仕与否不在人脉往来，而在科考发挥，主考官与朝中名臣也要避嫌，确保科举之制一视同仁。  

参与科考的青年。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截图   其次，宋代科举要解决考试公正这一核心问题。科考公正方能让人信服，然而隋唐以来存在诸多问题，如主考官的泄题与个人喜好，如考试过程中的抄袭、夹带，又如审阅过程中未隐去考生姓名、籍贯的评定，诸多不足之处严重制约着科举的公信力。   宋太宗时名臣苏易简任“同知贡举”（也就是科举主考官），他率先做到“受诏即至贡院视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请托”，这一光明磊落之举日后成为王朝遵循的惯例，称为“锁院”。面对考试现场考生席地而坐、交头接耳的情况，宋代拉大了考生之间的席位，由两名监考员轮番巡视，一经发现作弊永远不得参加科考，同时试卷字体要与之前考生所写籍贯字体相对比，如果不吻合（即冒名顶替）即要追究责任，视为“杜患”。为避免考官审阅过程中洞悉考生信息，以便照顾弟子、亲属，宋代采取覆盖卷头的做法，即“糊名”（也称“封弥”），又为防范考生在试卷中留下记号，与考官私下串通，宋代专门安排文吏重新抄录试卷，即“誊录”。种种措施为宋代独创，反映出保障科举公平公正的良苦用心。甚至原本唐代形成的解试、省试两级考试（即地方试、中央试），到宋代时特意增加了殿试，由皇帝亲自把关，以防官员们以下瞒上，推送贵胄无材之人。   再次，宋代科举要解决考试多元这一务实问题。一提起科举，我们往往想到的是进士科，科举实则包含诸多选拔科目：进士科是着眼文采与才干的，是跻身高位的捷径；而明经科则是着眼熟读经史，考察默义的；同时还有礼仪、法令、书法、筹算等多门科目，反映出宋朝不拘一格的选拔标准。一般进士科以外科目被视为诸科，可详见下表：   诸科内容 科目 考试内容 帖经、默义 九经科 《周易》《尚书》《毛诗》 《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 帖书一百二十帖 默义六十条 五经科 《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 帖书八十帖 默义五十条 三礼科 《周礼》《仪礼》《礼记》 默义九十条 三传科 《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 默义一百一十条 学究科 《周易》《尚书》《毛诗》中的一经或两经及《论语》《孝经》等 默义《毛诗》五十条，《论语》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尔雅》《孝经》共十条 开元礼、通礼科 《大唐开元礼》或《开宝通礼》 默义三百条 三史科 《史记》《汉书》《后汉书》 默义三百条 明法科 律、令、断案及《论语》《孝经》等 律令四十条，默义五十条 摘自游彪：《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402页   太祖、太宗时期奠定了“文治”的格局，科举制成为日渐完善的选官之制，这已然成为大宋的“祖宗之法”，成为宋文化强盛的内在基因。此后，天下之人莫不以读书入仕为荣，真宗创作的《劝学诗》也是直言不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仁宗嘉祐二年的科举名人辈出，被后世称为“千载一榜”，当年欧阳修任知贡举，录取的进士名人包括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张载、程颢、程颐、吕惠卿、章惇、王韶等，可谓是人才云集、群星闪耀。科举成就“文治”，宋代朝野上下群贤毕至，科举也成就“世风”，宋代文化民风享誉后世。  

欧阳修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文治造就新世风

如果说唐代一科取士以20人为多，那么宋代则动辄一科数百，最高一次可达1200人。   宋代文官之盛是独步古今的，从出身来看，《登科录》所载之进士大多为布衣家庭，他们跻身官场却没有显赫背景，宋代起世家大族、门第阀阅的观念大为削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趋势；从任职来看，宋代起初虽然未能沿用三省六部制，而是采用机构繁杂、依能力提拔的差遣制，但是这一体制能容纳数量庞大的文官群体，他们饱读诗书有“致君尧舜上”的使命，有“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担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从作为来看，有吕端面对真宗即位时形势突变的沉着应对，有寇准笑看契丹来犯时的御敌澶渊，有范仲淹、王安石针砭时弊的变法革新，有苏轼出任杭州后的千古留名。这是宋代文官空前庞大的集聚效应，这是儒家理念响彻政坛的时代强音。  

范仲淹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有了这样强而有力的文官群体，宋代的国家治理游刃有余：就中央集权而言，宋代的纵向管理得以贯彻，大量中央文官出任地方长官，以州统县、以路统州，文官牢记君臣之道为国守土，将地方军权、财权系之于中央，将地方实情、紧情汇之于中央，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烟消云散，宋代开启的文臣治理收效颇丰。   就机构分权而言，宋代的横向监督得以落实，中央内部宰相权力一分为三，参知政事掌政、三司使掌财、枢密使掌军，地方上路级机构分作“四监司”，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分别掌握军、财、刑、仓，州级长官分作知州与通判，二者互为牵制，必联合署名方能行事。  

宋代机构示意图。来源/游中民等主编：《中国审计法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341页

  如果说刚才的纵向集权与横向分权展现了机构设置的策略，那么宋代差遣官员的“知”“同知”“提举”“判”等称谓反映了人才任用的灵活性，职务与官员的结合不再以品级为门槛儿，低级别的官员可以凭借能力越级任职，高级别的官员如若不被任用也可暂时保留俸禄。宋代国家治理是庞大文官群体的运作，是别开生面的时局。   而在科举制的推动之下，在士大夫文化修养的引领之中，宋代更形成了浓郁的文化风貌。宋学是两宋时期的重要学术成就，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的洛学交相辉映，宋学强调“六经注我”，展现文人的独立思考，把儒家经典作为人生的注脚，而汉代文人则强调“我注六经”，着眼于学术的刨根问底，日后形成了“汉学”“宋学”两大思想文化高峰。   同时二程洛学延展出宋明理学的脉络，由“天理”的阐发到“格物致知”的追求，至南宋时形成完备体系，朱熹作为重要传承者将理学思想融入《四书章句集解》，伴随着该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权威书目，程朱理学的地位无可撼动。  

朱熹纪念馆。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编书、撰著在两宋时期颇为流行，一方面是官方主导下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震撼世人，佛藏、道藏等刻印规模巨大；另一方面官方与私人著史的丰富多样，官方的起居注、日历、实录、会要堪称事无巨细，司马光等名臣奉命编纂的《资治通鉴》等光耀古今，以至于《三朝北盟汇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无一不是时代经典，同时大量留存的宋人笔记小说，展现出大快朵颐的典故秘史、风俗趣闻。   诗词、绘画在两宋备受追捧，宋人诗作名句备出，如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不畏浮云遮望眼”，如苏轼“只缘身在此山中”“淡妆浓抹总相宜”等，词作更是堪称文学的高峰，约两万首宋词中名篇不胜枚举，婉约派的柳永、李清照，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让人不胜景仰；宋代绘画既有宫廷画风的绝妙，又有世俗画风的通达，前者集中体现于徽宗时期的宫廷作画，主题往往有“踏花归来马蹄香”“野渡无人舟自横”等让人拍案叫绝，后者表现为贴近生活的风俗画，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等。而金石学则是两宋时期开创出的重要学术领域，欧阳修的《稽古录》一千卷、《跋尾》十一卷堪称时代之先，继之而起的有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对古代文物的形态、铭文、考校等进入到系统化梳理阶段，是近代考古学之先河。  

李嵩货郎图卷（局部）。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代文化之繁盛源自“文治”，“文治”局面之形成依托科举。我们眼中的宋代是读书入仕蔚然成风的时代，是文官群体颇有作为的时代，更是文化领域璀璨夺目的时代。   然而宋代“文治”所造就的“崇文抑武”局面，未必是强国之音，武将的备受牵制、唯唯诺诺必然带来军事上的萎靡不振，两宋难以恢复旧疆，难以重塑汉唐雄风正在于此；文官的繁冗、闲置也大大消耗着国力，正如宋祁所言“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士大夫的备受尊崇与保有俸禄使得财政开支越发紧张，为安置文官群体而形成的“叠床架屋”式机构，使得众多事务推诿、牵制，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钱穆先生曾总结宋人时论，将宋代的危机归纳为“三冗两积”（即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积贫、积弱），的确是难以回避的时代症结。   宋代“文治”是人才选拔与治国理念的重要尝试，它造就辉煌、谱写时代篇章，我们充分认可，而隐藏危机、值得深切反思，我们必须感知。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成就，我们仰慕过去，也要造就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