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以后台湾：对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湾光复。

　　许倬云说台湾史之七

　　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根据四大同盟国的协议，日本应当归还所有侵犯其它国家的领土。于是台澎地区归还中国，台湾光复;但是当时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中华民国政府，忙于阋墙之争，也没有能力派遣足够的人力和军力，接收日本离去以后的台湾。陈仪遂因地利，奉命从福建接收台湾。

　　接收台湾的力量单薄

　　抗战期间，福建不在主要的战线上，日军只占领了福建几个主要城市，并没有占领全省。当时福建的管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性;中央在重庆，无法照顾到遥远的福建。陈仪在福建，俨然半独立，手上的资源也有限。他的军力，是将各地的民团和游击队，组编为一个军的番号，其装备和训练都不够正规军的规格。

　　陈仪带着这样一个部队进入台湾，实在是不适当的选择。台湾同胞在沦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之后，回归中国，心里十分兴奋;大家一心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二等国民的身份，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国民。当时全岛准备欢迎中华民国的国军，但是在码头上下来的，却是衣衫褴褛、装备粗劣、训练不足的一群军人。台湾同胞印象中，日本皇军地位高，军容盛;两者相比，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形象，自然大失所望。

　　从1945年到1948年，台湾非常混乱。陈仪奉命接收台湾，是因为他跟日本关系非常密切，所谓“日本通”。他和中央的关系并不好。居留台湾，中央鞭长莫及，他要求台湾一切都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货币，也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权。他的政治理念，乃是在国、共之间，另辟蹊径，寻找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兼顾的方向。他的梦想是使台湾相当程度隔离于中国本土的纷争，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因此，他拒绝国民政府派兵支持。于是，国民政府派来台湾的正规军，只有嘉义机场上的防卫部队和高雄的要塞部队：全台湾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其实非常单薄。幸而台湾同胞在日本统治下，长期以来已经训练了守法的习惯，一时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台湾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当时陈仪四周的权力结构，也非常混乱，有陈仪带来的福建省政府的班底，也有他从民社党邀请来的智囊团(民社党是当时的一个小政党，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群众基础很小)。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组织，既有国民党的党部，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党和团两方面也在较劲。陈仪手下，还有许多来自大陆的技术人员，奉派来台接替日本技术人员。这几拨人马，互不相属，各有各的系统，也不知道怎么配合工作。甚至技术人员们，电力和电信属电信系统，糖厂属经济系统，整个行政团队，并没有整合为可以运作的系统。再加上，民间有一批从大陆回归的台籍人士，所谓“半山”。他们有的是在大后方担任公务员和教职的台籍人士;另有一些却是在沦陷区工作，甚至在战时实际地替日本工作。“半山”们离台已久，往往已没有当地的基业，回台以后，也要争取权力上的一席地。这许多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和个人，彼此斗争，争夺权力和资源。于是陈仪的统治，不仅漫无头绪，而且内部矛盾重重。

　　在这种背景下，接收人员的贪污腐败，也无从防止。只要手上有一点点权力，就有机会假公济私，从日本离开的空白中，捞取一些不当的利益。在日治时代，日本的刑罚虽然严酷，但台湾同胞比较今昔，他们对接收台湾的政权，由失望而不满，由不满而愤怒。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1947年2月28日，爆发“二二八事件”。这个不幸的事件，在台湾战后历史上，处处可见这伤痕的烙印。“二二八事件”本身是个偶发事故：烟酒公卖局的纠察员，抓到了一个贩卖私烟的小贩。双方争执之中，四周聚集了围观的群众。纠察员面对大批的群众包围，情急之下，拔枪示威，不幸打死了一个旁观者。一桩偶发事件酿成巨祸：大批群众涌向台湾省长官公署，包围抗议。公署的卫兵，处理不善，开枪镇压，群众又有伤亡。于是，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全省各地都有大批群众，涌上街头示威，终于处处出现暴乱。街上的群众，见了不会台语的外省人，揪了就打。他们也侵入公家机关，殴打外省的职员。同时，暴乱也有另一面：许多外省人士，得到台湾同胞的掩护。邻居、亲友、同事，尽力将他们掩藏在自己家里，避免受到街上暴乱群众的殴打。

　　这全省性的暴乱，究竟外省人死了多少?无法统计，保守的统计是当以千数计算，无辜地被打死。这些暴乱的群众之中，最大的部分是从南洋回来的本省军夫。他们参加了日本军队，真的自以为是日本的“皇军”了。败兵遣回，在台湾他们没有职业，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看见新来接收的政权非常腐败，他们应是满腔愤怒，群起斗殴。乱事继续了几天，各地的本省士绅纷纷组织团体，维持地方安全，暂时让情势安定下来。他们也向陈仪和国民政府提出要求，让台湾高度自治;要求国民政府不再派外省人治理台湾。这些人的要求，实际上是相当理性和平的要求。陈仪向南京的报告，却是张皇其词，称暴动为“叛乱”。国民政府听信了陈仪的报告，而且当时正在内战期间，情势十分紧张，也信以为真：台湾发生了叛乱。于是，中央政府派军镇压。

　　在镇压部队来以前，台湾也已经有几支军队自己组织起来。最显著的有两批部队，一批是在嘉义附近，由日共系统分出来的台共谢雪红，组织了他平时熟识的左倾青年，从警察局夺取枪械，与嘉义机场的守卫部队作战。他们希望日月潭等处的山地原居民下来增援。但是，原居民并没有下山支持。这一支部队继续相当长久的战斗，最后在埔里解散。另外一批是在高雄聚集的群众，以回台军夫为主要成分，占据高雄中学及附近的据点，和高雄要塞司令部的部队对峙。其它地方实际上并无有组织的行动，无非街上的暴民群起扰乱。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镇压的部队到达，从基隆、高雄两地登岸，来的部队并不会讲台语，沿路军车进行时，警告路旁的群众，守在原地不要跑到路边。但是这种扩音机的国语警告，台湾农夫听不懂，反而往公路上奔跑。于是，行军中的部队开始射击，也造成相当的伤亡。

　　在混乱逐渐平息，不再有大规模的动乱时，台湾地方当局开始肃清“乱民”。清理之举，往往严苛;又加上有些人公报私仇，乘乱报怨、告密。有人开了名单，送交台湾地方政府。也有冒充军警，私自绑架，杀害无辜。各个不同特务和军警单位的工作范围也不明确，各自为政，逮捕他们以为是乱民的人物。在极为混乱的状态下，受到损害最大的是各地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地方精英，被陈仪当作是叛乱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有数百位台湾地方精英，无辜被害，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这些台湾各地精英的牺牲，是“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最大的伤害。

　　“二二八事件”整个究竟死了多少人?到今天还没定论，说多的：多到三五万，说少的：少到一两千人。受害者之中，其实也应当包括在街上被殴打而致死的内地人士;一般计算，却没有将他们列入。台湾解除戒严以后，上世纪90年代曾经由政府设立专门单位，接收受难同胞的申请赔偿。二十年来，申请的人数也就两千多人。但是许多台湾同胞并不认为这个数字准确;一般人认为，应当还有更多没申报的受害人。我们今天不必斤斤计较于死伤多少人：一个人死亡就不能回生，牺牲一个无辜的人士，就是不可饶恕的伤害。但是，也不能够拿这整个的规模，夸张到比原来可能发生的大许多倍。“二二八”的伤痕，到今天仍没法愈合。

　　威权政治的阴影

　　1947年年底，中华民国的宪法通过了，中华民国从所谓“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但是，国共斗争，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失败。第二年，中华民国的代理总统李宗仁逃往美国，原本已经宣告下野的总统蒋中正，在台湾复行视事;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也迁移到台湾。从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能够治理的疆域，就剩下一个新回归的省份台湾。在台湾这个小小岛屿上，这个政权的存在，延续至今，两岸对峙已经六十余年。于是台湾陷入非常吊诡的历史之中：中华民国建国以来，一个从来没有在民国管辖范围之内的领土，却要成为这个政权最后的一片疆域。这一段历史，牵动的种种矛盾，六十年来无法适当的解决。

　　下面关于台湾的故事，我们应当分成两节来讨论，第一节是1949年、1950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台湾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和进行民主化过程。

　　从1950年开始到解严为止，台湾的政治结构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安排。一方面蒋氏政权必须要依靠大陆上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以不断延长“万年国会”的方式，维持其政权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又要以戡乱时期的非常条例，以威权体制，维持政权的稳定。一方面他要排除台湾本身的不安因素;另外一方面，又要防止大陆渗透台湾，在台湾内部造成颠覆。这威权体制之下，军警和特务的权力是极庞大的，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只须经过军法和戒严时期的法律条例，就可以拘捕所谓“可疑人物”。

　　在这一段“白色恐怖”的时期，威权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地方。大陆来台人士和台湾本地人士，都是威权时期的受害，前者可能比后者面临更多的伤害。所谓政治犯，很大的一部分是蒋氏军警认为靠不住的分子，他们称之为“异议分子”：其中以外省知识分子为多。甚至，有些人仅是因为有共党嫌疑，或亲友有共党嫌疑，就会被捕。台湾同胞之中有本土意识的，则被称为“分裂分子”，往往也会受到迫害，因为台湾本身的本土化运动，都会威胁到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

　　二十五年之久，威权政治虽然有逐渐减弱的趋向，但其阴影却从未消失。遭受厄运的人，或者不经法律程序，就被情治单位逮捕，有些人从此长期监禁，有些人丧失性命。那一段时期，以我所见所闻，著名的冤狱，有雷震、孙立人、柏杨、余登发等人，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失去自由。大多数蒙冤受害者，可能因为言辞不慎，或者被人诬告，或者因为亲友犯了事，无故牵连。甚至，只因为参加公开的社团，例如学校中的合唱团，读书会，就被当作可疑分子。绿岛(火烧岛)拘留的人犯，大多是如此无辜蒙难。二十五年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为数也以千计。

　　台湾推行国语运动

　　台湾光复后，当局推行国语运动，原来构想并无恶意，却在无意中造成台湾本土观念对中国认同的文化抵拒。陈仪接收台湾以后，有一批所谓“半山”，致力于推动国语运动。他们原来的用意，以为台湾已经有了族群之间方言的隔阂，应有一个大家共同交流的普通话，作为日常语言。但推行国语运动，又和日本人时代推行日语(当时也称为国语)，勾引起被迫使用日语的痛苦经验。推行国语运动在台湾基本上非常成功，今天几乎每一个台湾同胞都会说普通话，但付出的代价是，不断地引发台湾同胞的愤怒，因为他们必须要放弃母语，学习一个对他们完全陌生的语言。本来用意不恶的政策，行之太过操切，以致台湾人在公众场合，有不能开口的窘态。这种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并不比威权体制本身造成的伤害少。到今天，台湾本土论者和亲日的人士，对此仍旧说：中国要以“外来语”消灭台湾的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