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12-01访问：9来源：历史铺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特权阶级曾赫赫一时。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贵族身份，但实际上却享受着贵族般的生活和权力。他们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就是门阀士族，他们是官僚政治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终结。
在东汉到唐朝期间，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尤其在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甚至支持并建立了王朝。然而，从南北朝开始，唐朝结束，门阀士族逐渐走向了衰落和湮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一度权势滔天的阶层走向末路呢？
一、从魏晋到隋唐发生的数次社会动荡，如农民起义，地方割据等，都打击了门阀士族的势力，致使门阀士族实力衰退
东汉之后的中国历史可不平静，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时期，同时也是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大大小小的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而持续不断的战争也导致农民苦不堪言。因此，在这个时期农民们索性揭竿而起，发生过许多次农民起义，声势浩荡的行动，都不同程度上严厉打击了门阀士族的势力。
除了农民起义外，在这大分裂的乱世之中，自然有许多枭雄想要反抗，这便是政权上的造反，比如侯景之乱等敌对势力造反，都推动了门阀士族的衰退。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动荡中，农民不种地不听话导致门阀士族被削弱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当农民和敌对政权拿上武器后，自然会对代表中央的地方门阀士族发动进攻，被灭门的门阀士族都不少，更别提势力被打击的了。
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程度变低，同时门阀士族内部的血缘关系也减弱，使得门阀士族经济地位不稳定
自从南北朝开始，民间贸易不断多了起来，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商品便是土地。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的流转也就越来越频繁，从而使得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民不必一定要依附于某个门阀士族，如果不能霸占农民，那么门阀士族获得的利益自然也就减少了。
同时门阀士族也在此背景下进行分户析产，也就是多个孩子分家产，原本一百亩地一代一代分自然就会少很多，并且大多分户析产之后便会自立门户，从而导致血缘关系淡化，原本是一个大家族垄断，而后的家庭越分越多，越分越多。原本稳定的经济便变得不稳定了，经济地位不稳定，门阀士族的势力自然就会削弱。
三、南北朝以来盛行的土地买卖使得土地依附关系松弛，门阀士族对土地和农民的控制能力遭到削弱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古代，土地自然是社会的根基，而门阀士族正是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农民才使得其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但是自南北朝起，虽推行均田制，名义上归国家所有，但实际在此时，土地买卖已十分盛行。
北魏孝文帝还曾下令：“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意为如果土地多了或是少了，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来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买卖甚是盛行。
在唐朝，均田制早已名存实亡，大唐直接用法律规定，土地可以随意买卖。《唐律疏议·户婚》里便记载：“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答十，二十亩加一等， 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意为非法的买卖土地便会行杖罚，而合法的买卖便不会有惩罚。这些法律都表示土地买卖是合法的。
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对于土地的控制自然削弱，而且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门阀士族的依附也自然减弱。门阀士族对于农民和土地的控制减弱了，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影响力自然直线下降。
四、以才论人的科举制取代了自上而下直接任命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使得门阀士族对地方官的垄断被打破
门阀士族形成一个集中的政治集团的重要原因，便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种可操作性的选官制度的存在。
之前的察举制即顾名思义考察之后推举。原意是根据乡邻推荐，地方上的人再来选用，但是无法保证推荐的人和官员选用的人就一定是个有德行的人。曹丕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便采用了九品中正制，让中央的中正来选官，起初是好的，但后期中正也逐渐变味。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尴尬局面。
因为德行无法被量化，造成了权力的滥用，州上郡上选的官员不一定要是德才之人，但一定是对扩大自己政治影响力的人，这便是门阀士族在自己地方上选人的标准，这就导致了选地方官的权利一直被当地的门阀士族所垄断。
而自隋朝开启的科举制则打破了这个局面。不在使用那种虚无缥缈的德行来选人，而是通过可量化的考试成绩来排名，来选人。选官的权利回收到了中央，这便是科举的核心。
这之后寒门子弟有了往上流动的好机会，而士族之子大多都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之辈，因此的量寒门学子登上了政治舞台，而门阀士族的集团却一点一点缩小，政治特权一点一点的被削弱，从而推动了门阀士族的衰败。
五、中央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做大，也从各方面去打压门阀士族的发展，通过扩大士族的范围来降低士族地位
特权之所以能成为特权，自然是因为拥有了普通民众所没有拥有的权力。而自南北朝开始，士族便不断扩大，士族是越来越多了，可权力却还是只有那么一点权力，士族的地位自然也就下降了，毕竟有特权的人多了，自然不能称其为特权了。
北魏孝文帝南迁时，就将刘、陆、于等八姓来与原本就在中原为豪族的范阳卢、清河崔等同，全编入士族。而后，又将地方上的豪族都编入其中。这样，门阀士族的范围便不仅仅是局限于其几个大士族中间了。
唐朝对于门阀士族的打击程度更为严厉，唐太宗修《氏族志》时便写上：“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意为不论你的出身是什么，只要你今天做了高官，都可以排列等级，皆入士族之流，即编入士族，成为门阀。这种扩大门阀士族范围的做法，将权力分散，自然会削弱大的门阀士族的权力，其地位自然也就下降了。
门阀士族湮灭的原因多种多样，都不同程度上地推动其湮灭。但最为重要的便是经济上的原因。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才导致了土地的流转，再加上国家法律添一把火，从而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便产生，因此，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而门阀士族的湮灭在历史进程中起了进步作用，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繁荣。观其东周和大唐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地方权力过大，政治经济等影响力都超过了中央时，便会造成混乱。东周的诸侯国是如此，大唐的藩镇割据也是如此。
门阀士族虽不是名义之国，但是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集团，掌握了这里的所有土地，掌握了这里的所有人口，当老百姓把地方官当作是皇帝时，这个州郡离反叛的道路还远吗。
从古至今，中国在历史上的大致趋向一直是中央集权制度，即中央大过地方，这种制度无疑能够减少地方上的叛乱，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将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团结起来，使得中国能够在这泱泱世界之林中屹立不倒。
门阀士族的湮灭，对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对于国家的稳定，都是有利的。即使在这之后，中国依旧发生过许多次地方叛乱，但中央都能及时解决。而且在这之后，中国地方再无贵族，再无门阀。但没有门阀士族，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