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萧统的赋学观

　　摘要：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否对萧统有很大影响，现在学界存有一些争议。就赋而言，二人对已有定评的赋作看法相近，而对其余作品态度有很大不同，从中能看出二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确实存在差异。

　　关键词：萧统；刘勰；大赋；小赋；讽喻；风力
　　
　　《文选》和《文心雕龙》二书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前骆鸿凯等学者均认为刘勰的文学思想对萧统有很大影响，而现在清水凯夫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对《文选》没有任何影响，傅刚先生认为二者间存在不小的差异，《文选》更接近任昉的《文章缘起》而不是《文心雕龙》。要全面分析刘勰和萧统的文学思想及关系，那将是系统而复杂的工作。本文只从二人对赋的看法着手，分析其异同。
　　《文心雕龙》论赋主要集中在《诠赋》篇，其他各篇也有涉及。总体上看，刘勰把赋分为大赋与小赋两类，大赋在题材上以“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为主，体制风格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小赋题材则以“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为主，体制风格是“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两种体制的赋作不仅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结构也不一样。《文选》选赋十五种十九卷，前十卷基本上是骋辞大赋，后九卷主要是体物抒情小赋(卷十一“游览”类中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为小赋，鲍照《芜城赋》应属大赋。另“宫殿”和“志”两类也属大赋)。从题材上看，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等四类赋，他多选汉大赋名篇，这与刘勰相同。而“游览、鸟兽、物色、哀伤、情”等几类赋，《文选》所选的多以魏晋小赋名篇为主。这显示出二人在赋体分类上的近似。但细察之，两人又有所不同。
　　刘勰在《诠赋》篇中提到“辞赋之英杰”十家，其中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八家与《文选》相同，所列赋作也相同。后人多据此认为二人文学观念相同，但这些多是公认的、已有定评的赋家赋作，这在前四史的列传部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评论中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这一点上的相同难以说明两人辞赋观的相同。
　　对大赋的评论，《诠赋》篇强调的两汉大赋有枚乘《菟园赋》、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扬雄《甘泉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重视它们“极声貌以穷文”、“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特征，而萧统则兼选了一些抒情赋，如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班固《幽通赋》、张衡《归田赋》、《思玄赋》之类，这些虽为大赋，但叙写过程中着重抒发作者的情感，“体物”旨在抒情而非讽谏，这比刘勰更能反映汉赋的全貌。对魏晋赋家的评论，刘勰未列具体作品，据范文澜考证，在所赞的“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中，他称徐斡“博通，时逢壮采”，评潘岳、左思“策勋鸿规”，称袁宏“梗概，情韵不匮”等，主要是重视他们的大赋成就，涉及的赋作可能是徐斡《齐都赋》、潘岳《籍田赋》、左思《三都赋》、袁宏《东征赋》等。其他诸篇论及的、属“选文以定篇”的大赋有扬雄的《羽猎赋》(《通变》)、冯衍《显志赋》、刘劭《赵都赋》、何晏《景福殿赋》、郭璞《南郊赋》(俱见《才略》)、司马相如《大人赋》(《风骨》)等，总计论大赋17篇左右，与《文选》所选21篇大赋比较，9篇相同，19篇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文选》中“纪行”和“志”两类大赋几乎元一论及。
　　刘勰肯定的“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小赋(属“选文以定篇”者)有，荀子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贾谊《鹏鸟赋》，王褒《洞箫赋》，王粲《登楼赋》，陆机《文赋》，成公绥《啸赋》，刘歆《遂初赋》，陆贾《孟春赋》，应贞《临丹赋》，张华《鹪鹩赋》，挚虞《思游赋》等，从其评语“靡密、穷变声貌、淫丽、绮巧、缛理有余、意在微讽、首发奇采、渐渐综采、循规以温雅”等，能看出他重视的是语言华美和思想内容的雅，即符合“丽词雅义”标准，也较重视其中的风力。而萧统则多选了抒写个人情怀的短赋，如向秀《思旧赋》、曹植《洛神赋》、潘岳《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陆机《叹逝赋》等。相比较可知，刘勰对《文选》所选的潘岳所有小赋、“哀伤”和“情”类赋，几乎一概不论。魏晋以后的南朝赋多为写景抒情的小赋，《文选》选录了5家7篇，刘勰也丝毫没有论述，从中能看出刘勰对南朝赋的贵族化和唯美化颇为不满，其实这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表现，从《明诗》《定势》等篇都能看出。
　　就抒情小赋来说，二者选评不同者多达三十多篇，差异极大。
　　综上所述，刘勰与萧统在对已有定评的赋家赋作的评价上几乎没有差别。而对其余作品的态度则有很大不同，可见二人在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上存在差异。
　　一般认为，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论文主张“宗经”，要求“搞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强调作家写作要“达于政事”。他论赋时说“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铺也”，“受命于诗人”，是持传统赋论观。《诠赋》篇提到赋的创作标准：“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柔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是强调“丽词雅义”相结合，即做到文质相符。那刘勰是如何认识赋之质的?他提到的“雅义”指的是什么呢?《体性》篇中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明显和儒家经典有关，他又批评“逐末之俦”是“无益风规，莫益劝戒”，可看出他强调的“雅”，在相当程度上是指符合儒家规范，有讽喻内容。牟世金先生在论及此点时也说：“刘勰不满于‘逐末之俦’的赋作……固然出于其‘衔华佩实’的基本观点，但把‘佩实’具体化为‘风轨’与‘劝戒’，则无疑是上承汉人论赋的‘风谕’说。”
　　刘勰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美，也重视其中的“情”，认为文学作品的辞采必须为情性而设，依情性而定。若因重辞采而“为文而造情”，他是极反对的。《文心雕龙》特列《情采》一篇对此进行讨论，其中说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简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可见他认为作品中所抒之情应“真”，应是“志思蓄愤”类，目的是“以讽其上”。牟世金也说“他(刘勰)所谓的‘情’，既不抽象，亦非一般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而是饱满的愤激之情；不是无病呻吟或无的放矢，而有强烈的针对性：‘以讽其上’。”此外，刘勰论诗文时重视其中的风骨，前人对此论述已多，此不赘。他认为风骨是决定作品优劣的重要因素，并认为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大人赋》——“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道也。”可是《文选》却未收这一篇，在这一点上，它和《文心》有很大区别。可以说，大赋除辞采为刘勰所赞美外，“风力道”也是他肯定的对象，“逐末之俦”被批评的一大原因正在于它们“膏腴害骨”。对小赋他虽未强调要有风力，但还是批评了“才力沉膇”之作(见《才略》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