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内容提要】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 汉魏：宋诗；古雅；议论；融合

　　湖湘诗派是兴起于近代初期而与宋诗派相抗衡的一大诗歌流派。其代表作家“湘中五子”结“兰林词社”，以《骚》心《选》旨为宗，取法汉魏诗歌形式，抒发心中悲情，在近代诗坛上形成了一股感伤文学思潮。近代宋诗派在精神上则已有宋诗张宋学的倾向，尚理趣，好议论。二派论诗歌主张似乎水火不相容，历来学者亦多指责湖湘诗派复古之论而称道宋诗派诗歌之典雅，但是二派诗人之间却有密切的接触，在创作中也相互影响。从近代早期的曾国藩、郭嵩焘与王闽运到晚期的陈诗与寄禅，都有唱和之诗。二派的相互影响促进了近代诗歌的发展。今举其大者，考述如下：
　　
　　一、曾国藩与湖湘诗派
　　
　　在近代诗坛上，曾国藩与崇尚《骚》心《选》旨的湖湘派诗人明显存在着差异。作为湘籍诗人，曾国藩论学尚宋学，论诗宗江西。“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所尚为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而曾国藩以望重位高，实为倡导。”尝自谓：“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是当时宋派诗人的领袖。
　　曾国藩与湖湘诗派诗人虽然取舍不同，但并不排斥湖湘派诗歌。曾国藩诗歌不多，但集中就存有《酬王壬秋徐州见赠之作》，诗中称：“迟君绍微言，毫芒辨素绚。高揭姬、孔情，洪熙消积霰，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诗中对闽运倍加推崇，虽然所看重的是王氏“高揭姬、孔情”，但是“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与湖湘间其他尚宋学与宋诗的文人相比，曾国藩更能容纳异己的思想，曾国藩承桐城之学，诗歌以载道为务，而湖湘诗派竞有“诗不论理，亦非载道”之言，诗不论理则不近宋诗，诗不载道则不近宋学。“兰林词社”初立，李寿蓉在曾军中称道“湘中五子”，罗泽南不以为然，曾国藩却能容纳。可见两派思想之差异，同时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的复杂性。
　　曾国藩论诗虽主江西，但对魏晋也有所取，并不排斥《骚》心《选》旨，论五古的境界与江西之好议论与脱胎换骨完全不同：“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荡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余解此二境，而未曾一作此等诗，自愧亦自惜也。”文中所谓“比兴之体”、“盛气喷薄而出”两种境界，与汉魏诗歌尚比兴之风及建安诗歌之慷慨激昂之气很近似，湖湘诗派重比兴之法，诗歌多写悲情，也与此相类。曾国藩主张以汉魏为骨，以六朝为肉。又教子弟读《文选》，以为：“《文选》纵不能全读，其中诗数本则须全卷熟读，不可删减一字。”因此有人以为曾国藩诗歌以《选》体为宗：“曾文正公国藩，诗宗《选》体，长于五言，尝取子建、嗣索、渊明、康乐、明远、元晖六家诗，编为一集，以示学者。后经王鼎丞观察定安增辑，即《三十家诗钞》是也。”此论说明《三十家诗钞》原为魏晋六朝之六家诗，而长于五言诗歌也正是崇古尚雅一路。又选十九家诗歌，也不废魏晋诗歌：“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曾国藩论书也重魏晋：“诸葛武侯王右军两公书翰风神高远，最惬吾意。”则可见曾国藩对魏晋文化的偏好并没有因为雅好宋诗而改变。
　　湖湘诗派尚雅尚绮，曾氏论诗文亦尚古雅，且要求从字句开始做起：“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可见曾氏论古雅并非一时之兴，而是要求从文章的字句到文气都力求作到古雅；同时论文之法又称：“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曾氏自命为桐城之文的继承者，然此论与桐城“义法”大相径庭。湖湘派的绮丽是绮丽中有自然，绮丽中含灵性，曾氏所称“无法”与此相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思想有倾向魏晋、接近湖湘诗派的一面。由程恩泽、祁寓藻阐扬道学、专尚宋代之诗的倾向，向曾国藩兼取魏晋、张扬个性之诗主张的转变体现了近代社会特定时代背景对宋派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宋诗派也在吸取湖湘诗派的特点而取径有所扩大。
　　
　　二、“同光体”与湖湘诗派
　　
　　“清诗至同光而极盛，诗人云起，其确能卓立成家亦多，世称同光体。”同光诗人不满于宗唐诗歌之肤廓，欲以宋诗之质实救之，“盖衍桐城姚氏、湘乡曾氏之诗脉，而不屑寄人篱下，欲以自开宗者也。”随着同光体的兴起，湖湘诗派逐渐衰落。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云：“湘绮老人，……学赡才高，一时无偶。门生遍湘蜀，而传其诗者甚寡。迄同光体兴，风斯微矣。”“同光体”在当时是作为湖湘诗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陈衍说：“同光作者，苏戡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可见“同光体”与湖湘诗派的观点截然不同。
　　“同光体”与湖湘诗派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论诗取向的不同，王阊运自称：“凡所著述，未涉唐后。”所尚上自远古歌谣、楚辞以至于三唐；陈衍则自视为“不墨守盛唐者”，但以宋诗为宗却不容否认。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宋诗派多发议论，以文为诗，以“义理”、“考据”入诗，又好用典，多显得峭刻苍老；湖湘诗歌则多用比兴、借鉴汉赋与骈文浑厚回宕的气韵，而在表达上力求自然。马积高论二者的差别：“‘同光体’诗人多由宋之江西派入，虽非不求意境的创造，而刻意在诗的章法和句法的变化上下功夫，务求有惊人之句；王氏(指闿运——笔者注)……刻意在以浑雅自然的语言创造意象，其刻意之处在意象的圆融与气脉的贯注，尽量泯除转折变化的痕迹，无论古体近体，都难有句可摘，而自有其整体之美。”以为二者的差别在于诗歌形式上的峭刻工巧与拙朴自然，“同光体”诗人的特点在“务求有惊人之句”，而湖湘派诗歌“自有其整体之美”，前者工于句法，后者长于气韵。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二派诗歌创作目的不同。尽管“同光体”诗人与湖湘派诗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诗歌是为己而作，但湖湘诗派重视情感，尤其是长于抒发悲情的特点非常明显，是为情感的艺术：而“同光体”诗人则接近于为艺术而艺术。湖湘诗人的个人悲情表现的范围并不限于个人生活，诗人是抒情的主体，所表现则是整个世界，不过被赋予了浓郁的个人色彩而已；“同光体”诗人则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