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

【内容提要】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从不同角度构建金初诗坛。何宏中、滕茂实等人以其刚烈的言行及诗歌感动金人，司马朴有所灵活的处世态度影响金初政要，长期滞留北方的朱弁、洪皓在南北诗坛都有积极的建设意义，高寿的姚孝锡更是引导金初诗歌向金代中期过渡。他们崇尚杜诗的艺术取向还开启金代崇杜的一代诗风。
 
【关键词】 金代；宋人；诗歌

　　金王朝建立之初，女真文学尚没有起步。让金代文学迅速驶入快车道的是由辽宋入金的文人，尤其是众多入金宋人，让金初文学获得了高平台、高起点。这些宋人大体有三个来源，一是被扣留的南宋使节，二是由伪齐入金的汉人，三是战争期间金廷索要或俘获的宋廷文人［1］(P12)。按照其政治态度，这些人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文人拒不仕金，或身死异国，或历尽艰辛，回到故国，他们忠于宋王朝，或英勇就义，或饱经磨难，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忠君爱国之情。第二类文人与金妥协，出仕金朝。虽然这种划分法像是给文人贴政治标签，但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左右了他们不同的诗歌取向，决定了他们从不同角度推动了金代文学本身的发展。本文拟探讨第一类文人的诗歌创作及其意义。
　　一由宋入金、抗节不仕的文人为数不少，有作品传世的有李若水、王履、何宏中、姚孝锡、滕茂实、司马朴、张邵、朱弁、洪皓等人。其中多数是被扣留的南宋使节，也有少数战败被俘的文人。
　　李若水（1093-1127）与王履（1080-1127）一同于靖康二年出使金营，因拒不投降而被杀。在《奉使太原途中呈王坦翁副使》诗中，李若水以苏武自励，向王履（字坦翁）表达“就使牧羊吾不恨，汉旄零落雪花春”［2］(P612)的坚贞情怀，王履临刑时面不改色，长叹赋诗：“矫首向天兮天卒无言，忠臣效死兮亦何愆”。其情其景令金人亦为之动容感慨：“南朝若人人得如此二子，岂有今日之事” ［2］(P620)。
　　同样刚烈的还有何宏中和滕茂实。何宏中（1094-1159）本是武人出身，宣和元年（1119）武举殿试第二名，靖康二年（1127）守城战败被俘。无论金人怎样威逼利诱，何宏中都不为所动，并且大义凛然地与其抗辩，令金帅无计可施，百无聊赖地质问他：“尔授官不愿，充军又不行，填城又不行，斩又不惧，毕竟欲何如？”他后来出家为道士。其《述怀》诗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耿耿忠心：“马革盛尸每恨迟，西山饿死亦何辞。姓名不到中兴历，自有皇天后土知”。滕茂实（？-1128）字秀颖，政和八年（1118）进士。靖康元年二月与路允迪一同出使金营，告知金帅完颜宗翰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和议决定，不料宋钦宗反悔，又密诏河北固守三镇，引得完颜宗翰大怒，将滕茂实扣下，囚于云中。次年，宋钦宗被俘，经过代州时，“秀颖谒见，涕泣请从行”，没有得到许可，忧愤成疾，很快去世。临终前，“令黄幡裹尸而葬，仍大刻九字云：宋使者东阳滕茂实墓” ［3］(P501)。他的《临终诗》（并序）是其忠烈情怀的实录，感动了许多人。其小序云：
　　某奉使亡状，不复反父母之邦，犹当请从主行，以全臣节，或怒而与之死，幸以所仗节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为刊之石，埋于台山寺下，不必封树，盖昔年大病，梦游清凉境界，觉而失病所在，恐于此有缘，如死穷徼，则乞骸骨归，悉如前祷，预作哀词，几于不达，方之渊明则不可，亦庶几少游之遗风也。
　　该诗从出使被扣写到滞留的痛楚，写到临终前的赤胆忠心，直到死后的哀号，从国事写到家事，娓娓道来，感情至诚至痛，感人肺腑。绍兴二年（1132），他的朋友董诜将该诗带回南宋，滕茂实因此被追赠龙图阁学士，加谥忠节［4］(卷五一)。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其本身，还有金人元好问读此诗的独特经历和感慨：
　　好问儿时，先大夫教诵秀颖《临终诗》，然亦仅能记末章数语而已。庚子春，自山东还乡里，值乡先生雁门李钟秀（挺），求秀颖诗文，钟秀云：“丧乱以来，家所藏书，焚荡都尽，避兵山中民家，偶于破箱中得秀颖诗一编，纸已败烂，前序秀颖自作，可辨者百余字，大略言：‘能安于死生之分，而不能忘感慨不平之气。’又曰：‘苏属国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自此始，予敢援以为例。’后叙是笔吏林泉野老彦古（彦古不著姓），年七十八，手录三滕始末，号东阳滕秀颖、凤山、思远记者，诗数百首，可读者什六七。《临终》一诗缺三五字而已，非笔吏此集，则秀颖之事，无以见于世。”予意先生名节凛然，不愧古人，其文字言语，宜有神物护持，虽埋没之久，而光明发见，决有不可掩焉者，因备述于此，亦使彦古之名，托之而不腐云。［3］(P501-502)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元好问及其父亲元德明、乡贤李钟秀还有那位不知名的林泉野老都特别看重这首《临终诗》，元德明将它当成元好问的儿时读物，元好问数十年后又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看重的无疑是其忠贞不渝的品格。换言之，该诗在金代也发挥出思想教育意义，对元好问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何宏中、滕秀实等人的执着相比，司马朴则显得要灵活一点。司马朴（1091-？）出身名门，为北宋名臣司马光之侄，在靖康元年、靖康二年（1126-1127）两军交战之际，曾多次出使金营，靖康二年，金帅完颜宗翰将他带到北方。金立张邦昌之前，曾想拥立司马朴，遭到拒绝，废伪齐时，又曾让他担任汴京行台尚书右丞，再次被拒绝。在北方，司马朴还冒着生命危险，收藏宋高宗的即位赦书，遭到杖罚，还为宋徽宗之死而举哀，这些举动都很好地表现其对宋朝的忠心。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以身殉国，元好问反而说他“遨游王公之门，以寿终”［3］(P500)。南宋人也有记载，说他于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接受金熙宗的任命，主持在燕山科举考试，而且很有眼光，录取的状元石琚后来成为大定年间著名的宰相［4］(卷一二九)。司马朴的诗歌现仅存一首《无余居士斋壁有沈传师游道山岳麓诗石刻穆仲等和之因亦次韵》，外加一首残篇《雪霁同韩公度登圆福寺阁和李效之诗》。前者为唐人沈传师《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员外游道林岳麓寺题示》的次韵之作，抒发其读沈诗的感慨，末尾两句“嗟乎我亦有余腐，陋哉羊政囚华元”，用《左传·宣公二年》羊斟致使华元被俘之事，点明被拘敌国的身份，以华元自比，自嘲迂腐无用，讥讽金人扣留他的荒谬。后者题中的韩公度是金初大臣韩日方之子韩汝嘉，可见他确实与金国的一些要人有诗歌往还，元好问所言不虚。司马朴这种既不仕金又有所让步的态度，其积极意义在于有利于传播汉文化，推动金代文学的发展。

　　二在众多被扣使节中，有三人得以生还南宋，那就是张邵、朱弁、洪皓。张邵（1096-1156）于建炎三年（1129）使金，被囚于燕山、会宁等地，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才与朱弁、洪皓一同南归。张邵在金国上都会宁府期间，传播汉文化，“人知公以儒学，士多从之授书，生徒断木书于其上，捧读既过，削去复书”，他讲授《易经》，引得“一时听者毕至”。讲学之余，还有许多著述，回南宋后，他担心与时局不合，招惹祸害，就将诗文稿秩全部焚毁［2］(P1606)。他在北方的创作现仅残存两句，其文学成就已不得而知，好在这一遗憾可在朱弁身上获得些许弥补。朱弁（1085-1144）于建炎元年（1127）使金，被羁留云中（今山西大同）17年。金人曾授他官职，他“托目疾以辞，猝然以锥刺之” ［3］(P514)，金人又迫使他出仕伪齐，亦“誓不为屈”［5］(P11552)。滞留期间，朱弁的文学创作相当活跃，影响也很广泛，他的侄孙朱熹说：“公以使事未报，忧愤得目疾，其抑郁愁叹无訳不平之气，一于诗发之。岁久成集，号曰《聘游》。”［6］(卷九八)据朱熹记载，《聘游集》四十二卷，篇幅较大，朱弁回到南宋后，将该书进献于朝。该书在北方应该没有刻本，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十中只说朱弁“有《曲洧》、《风月堂诗话》行于世”。此外，朱弁还有《奏议》一卷、《尚书直解》十卷、《续輢骨凡说》一卷、《杂书》一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轩唱和集》、《通玄真经注》、《道言注》、《续清凉传》等其他著作［7］(P1223-1225)。除《新郑旧诗》作于使金之前、《?轩唱和集》作于南归途中（与张邵、洪皓唱和之作）之外，其他著述都不排除作于金国的可能。他的诗歌，《中州集》卷十收录39首，《全宋诗》另外辑得5首和断句若干。这些诗歌及其他著述显示出朱弁在金代文学中多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