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心学派之“天籁自鸣”说

【内容提要】
宋代理学的重要支派——心学派是以“存心、养心、求放心”为其核心思想的。在此基础上，该派提出了独特的“天籁自鸣”说，其主要观点是：天籁自鸣之境界的前提是作者须依据本心，心无邪思；天籁自鸣之境界产生的基础是物我一体；天籁自鸣之境界的根本特色是与雕琢造作相对应的天成自然。

【关键词】 南宋心学派；天籁自鸣；本心
　　
　　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境界为历代文学评论家所推崇，就文学领域来看，专门研究极为丰富，笔者无意赘述。不过，笔者在研究以陆九渊为首的南宋心学派时，却发现该派也把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境界尊之为文学作品的至境。作为宋代理学的重要一支，该派对此境界的推崇基于怎样的前提?他们对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境界如何界定?这些都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
　　南宋心学派以“存心、养心、求放心”[1]卷5，与舒西美：64为其思想核心和出发点，认为人人都与生俱来地具有仁义的本心。在本心与作文的关系上，他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立心为本，作文为末。他们认为：“有德者必有言，诚有其实，必有其文。实者、本也，文者、末也。”[1]卷11，与吴子嗣：145只有立心为本，才能使作者的情感有所依归，也才能保证作文的正确方向，从而真正实现言为心声的目标。以这样一种德与文的本末先后次序为依据，则不问内涵、但求技艺的文章必然为该派所不取。在南宋心学家看来，只有以仁义为内核、顺应道德物性的作品才具有价值和意义。相反，外在于“心”的文章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这样的文学观为指导，南宋心学家心目中的天机自动、天籁自鸣境界当然不同于一般文学家的论述，所谓“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2]卷2，答曾子华论诗：717。这样的至境是“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是浑然天成的，用郭绍虞的话来说，就是“一方面写物理，写天机，通造化，代天工；而一方面又是调性，写心，乐性灵，述意志。盖他们以为诗是从心与外界之交感而成，偶然凑拍，天籁自鸣”[3]。在南宋心学家看来，要获得如此境界，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心无邪思”——天籁自鸣之境界的根本前提
　　
　　南宋心学家认为，作者须以本心为依据，只有心无邪思才可能超越世俗的情感，这是达到天籁自鸣、浑然天成之境界的必要前提。对此，袁燮的论述十分详备：“古人之作诗，犹天籁之自鸣尔。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直己而发，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语言之工哉?故圣人断之曰‘思无邪’。心无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纯。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4]卷8，题魏丞相诗：96毫无疑问，“直己而发”是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基本前提，但这个“已”却并非无条件地等同于所有源自于个人内在的情感心绪，这个“已”并不自由，它不是肆意而成、任情而发的产物，而是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它必须以“志”为前提，以“心无邪思”为内核。在心学家看来，只有遵循这一准则，才可能产生“自然精纯”的作品。
　　南宋心学家把诗文看作是作者内在品质的自然伸展，这样一来，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作者就必须修身立志。包恢《答曾子华论诗》说：“诗自志出者也，不反求于志，而徒外求于诗，犹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岂苟作者哉?”这个能够左右文学作品高下的“志”，就是“惟知有一公一是一正而已，不则为私为非为邪，毫厘不犯焉。惟知有当行当取当就而已，不则必止必舍必去，丝发不妄焉”[2]卷7，介轩说：780。这样的“志”发而在外，必然表现为“俯仰浩然，进退有裕”[1]卷9，与杨守：123的崇高境界。具有如此胸襟的作者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骚人墨客，他的志向、人品会不自觉地渗透到作品中去，为其染上不同于凡俗的独特风韵，这就叫作“气清容正”[5]。包恢还用具体的事例说明：“子华之诗谓因居闲处独、岑寂无聊而作，则亦不可谓无所击触而自鸣者，此亦后世骚人文士之常也。然揆之以志，则有未然者。居闲处独，不妨颜子陋巷之乐，何为岑寂而无聊?若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果能歌声若出金石乎?陶渊明少学琴书，性爱闲静，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曰‘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彼方以居闲处独为乐，若有秋毫岑寂无聊之态，其能道此等语，作此等诗乎?曰‘心远地自偏’，曰 ‘此中有真意’，曰 ‘闻禽鸟变声，复欣然忘食’，此其志高矣，美矣。好诗者如进于此也，诗当自别矣。太白常有超世之志，固非世态之所得而笼络；子美一生穷饿，固不掩于诗，而其志浩然，未始一日少变，故其诗之光焰不可磨灭，不可不考也。”不为世态笼络，心存浩然之志，自然不会因居闲处独而生岑寂无聊之情，所以心学家要求作者“幸于在心为志上加功，不然抑末也”[2]卷2，答曾子华论诗书：719。
　　在南宋心学家看来，天籁自鸣的内核是“心无邪思”，作者应当“以思无邪之道自发见于诗章之中，无庸为赘，自能兴起人之善心”[6]卷16，家记十：866。文学家既然肩负着如此庄严的使命，当然不能纵情任性，他必须“本仁祖义”[7]卷下，谢解启：548。基于此，心学家反复强调“放逸之习不可纵也，庄敬之学不可废也，浮薄之务不可亲也，朴古之事不可厌也”[6]卷15，家记九：854，即袁甫为其父袁燮《絮斋集》所作《后序》曰：“浑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辞虽工，所为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8]
　　按照心学家的观点，“修己作文初非二事”[7]卷上，答袁恭安：511，作者必须首先成为本心的坚定的持守者，必须首先做一个“有道有德”的君子，然后才谈得上写作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作品。因为作者“恬于荣利，凡世俗所乐者，不入于心。……胸襟如此，发而为诗，清新俊逸，出乎尘垢之外，理当然尔”[5]卷8，跋云巢王公续雅：93，这就叫做“心正则笔正”卷8，跋高公所书孝经：93、“根诸中心，形于翰墨”[5]卷8，题晦翁帖：104。反之，无论作品具有怎样精致的外表，假如仅以炫耀文学才华为创作目的，那就根本无法承担起兴发读者本有之善心的使命，在心学家看来，这样的作品是毫无价值的。
　　当然，南宋心学派也不回避心蔽的问题，他们 认为，人的本心虽是万善咸具，可是一旦被物欲所诱，心溺于外，则纯美不再。但心有蒙蔽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去除蒙蔽，复返本心。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谈得十分透彻：“将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则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则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然则所以保吾心之良者，岂不在于去吾心之害乎?”作者须去吾心之害，保吾心之良，才能确保文学作品的正确方向，才有可能使“浑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的界定真正得以实现。与之相反，如果作者背离本心，恣情纵欲，“气庸质腐，溺于鄙陋之俗，习于庸猥之说，胶于卑浅零乱之见”卷32，好学近乎知：373，就必然会因物欲的介入而丧其“天”，这样的作者写出的作品当然也就谈不上天籁自鸣、浑然天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