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下)

到他们自动放手,才能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充分享受民主的形式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也有涉及“反官僚”主题的小说,比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刘绍棠《田野落霞》,等等。在姚文元的文章中,“反官僚主义”和“揭露阴暗面”被有意识地等同起来,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歌颂”与“暴露”的历史论争借此获得了现实的延伸。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元的另一段叙述:“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阴暗面’,那这一面首先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地下的破坏活动,其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某些人的心中还严重地盘踞着,他们阴暗的内心是社会主义阳光所照不到的。文学要帮助人民把这些‘阴暗面‘从生活中铲除掉,那就要以鲜明的党性去揭露社会主义敌人的丑恶的本质,揭露他们阴暗的活动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中间必遭覆灭的命运,批判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官僚主义,当然也应当批评,我们从来就主张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去揭露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但官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也并不占主要地位或统治地位,因此,不能够把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都丑化成人民的敌人,或者把官僚主义描绘成统治一切的力量,仿佛现在我们社会中已经被官僚主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了。”在此,姚文元把“揭露”的合法性只是限定在对社会主义“外部”(“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之中,同时把官僚主义解释成为“一种旧意识旧作风的残余”,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官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或者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可能重新产生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社会现象,所涉及到的,已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命题。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那么,所谓的“继续革命”就将失去它的理论支持。尽管“继续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局势乃至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但它实际包含的恰恰就是80年代展开的“异化”问题的讨论。而我下文可能涉及的,则是在60年代,这一问题如何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题重新展开讨论,而所谓“官僚阶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了出来。而我以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隐藏着的,可能正是对“现代性”,包括“科层制”的某种焦虑,所谓科层制,正是包含了官僚化与专业化两个特征。

　　在这一意义上,不仅党内高层从未放弃过对“官僚主义”的思考甚至由此引发的焦虑,即使中国作家在某种政治压力下,也没有因此拒绝“反官僚、反特权”的主题,某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一直贯穿于中国作家的写作之中。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这一“反官僚、反特权”的主题尽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少中国作家也因此获罪,但是,这一主题却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了下去,而且,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写作模式。

　　如果我们将《重放的鲜花》中的某些作品置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加以考察,那么,这一时期的“反官僚主义”的写作,应该说,仍然是相对温和的。在许多的作品中,这一“官僚主义”仅仅被叙述成为一种“作风”问题,这一“作风”问题既有科层制所带来的官僚化原因,比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等等;也有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脱离群众的现象,比如刘绍棠《田野落霞》、李国文《改选》,等等。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对“阴暗面”(姚文元语)的“揭露”,仍然遵循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也就是说,仍然被严格限定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政治范畴之中。

      但是,1958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小说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这一类“干部”的批评,已经远远超出了“作风”问题,也不是仅仅用“官僚主义”这一概念就能解释的。或者说,对“阴暗面”的“揭露”,不仅没有停止,反而逐渐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尤其是在60年代。尽管这一对“阴暗面”的“揭露”必须依托“正面人物”的存在,而且往往有一个“光明”的结尾。但是,在这样一种结构之中,仍然若明若暗地延续着1957年的“反官僚主义”的主题,当然,这样一种结构也同时受制于另外一些政治因素乃至作家自身的思想深度的制约。

　　在此,我想顺便提及“隐蔽的写作”或者“文本的隐蔽性”这一可能并不十分规范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于某种政治压力的存在,写作者不得不将自己真正的个人的思考隐蔽在一种“正确”的政治叙述之中。这一思考有可能来自于理论的启发,也有可能源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而后者在1949—1966年的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尤为主要。

　　在赵树理的《三里湾》或者柳青的《创业史》中,相继出现了范登高和郭振山这两个“干部”形象。在“土改”时期,这两个人物曾经是乡村革命的积极的推动者或直接的参与者,也因此,他们占据了乡村政治权力的核心位置,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成为这一政治权利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这一利益,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三里湾》含蓄地写范登高“就是因为翻身翻得太高了,人家才叫他翻得高”(范登高老婆解释说:“其实也没有高了些什么,只是分的地有几亩好些的,人们就都瞎叫起来了”)。实际上,在更早的作品,比如《邪不压正》中,赵树理已经深刻地涉及到中国乡村革命中的这一既得利益的“干部”群体,而这一群体极有可能成为乡村中的新的权力压迫者。而在《三里湾》中,进一步的解释则在于,这一“既得利益”实际上帮助了范登高“原始资本”的积累,用马有翼的话说,范登高用以商业活动的那两头骡子“那时候不是没人要,是谁也找补不起价钱。登高叔为什么找补得起呢?还不是因为种了几年好地积下了底子吗?”而这一“原始资本”的获得乃至继续的积累,则可能使这一群体形成乡村中新的利益集团,并开始背离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要求,按照郭振山的话来说,就是“人们都该打自个儿人过光景的主意了”。这一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动员”结构开始出现断裂现象。柳青在《创业史》中,反复描写了在郭振山那里,“政令”如何不畅,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郭振山“自个儿人过光景”,逐渐失去了乡村社会的信任。显然,赵树理和柳青的焦虑,有着明显的现实原因的支持,⑥而干部问题,直接影响的,正是“动员”结构的完整性。这一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而是中国革命有无可能产生它自己的既得利益者,并进而构成一个新的官僚利益集团。

　　在1949—1966年的当代文学史的演化过程中,“土改—合作化”是一个被反复讲述的“历史/现实”故事,而这一故事的被反复讲述,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这一故事集中了太多的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它既涉及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内含的自我否定性,以及这一自我否定所带来的结构内部的紧张、对峙、矛盾、冲突,也涉及到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彷徨、苦闷、失落,以及新的希望的寻找;既涉及到被解放出来的个体如何面对新的风险机制的挑战以及作出怎样的回应,实际上,这一主题已经存在于现代文学的叙述之中。在鲁迅,正是以“娜拉走后怎样”作出了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述,而当代文学则以“集体化”的方式重新回应了这一现代性的主题,同时,这一过程也涉及到这一历史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干部”问题。显然,所谓的“动员”结构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随着“动员”的政治内涵的变化,从而必定要求“动员”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为了保证“动员”的有效性,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再次被凸现出来。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即使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是,这一主题为什么仍然会反复出现,而且,逐渐地激进化。当然,这一主题的写作,在50年代,应该说,仍然显得相对温和,并没有将其上升到“敌/我”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只有到了60年代,才基本完成了这一主题的激进化的叙事。而标志性的作品则是《艳阳天》、《夺印》,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将《艳阳天》看作是对《创业史》的进一步续写。小说所要描写的时间已经从农业合作化的早期延续到了这一运动的成熟阶段(高级农业合作社),而故事的核心则是围绕“土地分红”展开了东山坞的冲突和斗争。相似的细节实际上也出现在《夺印》之中,比如其中的“私分稻种”。这一故事的核心事件所涉及到的正是所谓的“分配”问题,而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恰恰是革命中国所要致力于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制度的重新订立,更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冲突。当然,无论是在《艳阳天》,还是《夺印》,这一“分配”首先需要满足的是“国家”的利益。在1949—1976年中,中国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着意从农村汲取资源,这一点,已有学者详细讨论,并成基本共识。在这一资源的汲取过程中,任何一种地方主义或者地方利益集团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干部问题,尤其是农村干部问题,便会被反复提及,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政令”是否通畅,还包括共同体的建构以及领导权问题。显然,在分配问题上,“东山坞”已经面临经由合作化运动重新建构起来的共同体的内部分裂问题,这一分裂的可能性通过东山坞的“沟北”和“沟南”的空间冲突而被形象地再现出来。但是,村社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则是围绕“土地分红”展示的阶级冲突,包括延伸出来的“资本”(土地)和“劳动”(人力)的意识形态冲突。应该说,这两个层面既涉及到了现实问题(国家/地方),也涉及到了历史问题(阶级/政治),当然,小说在这两个层面的叙述很难说是深刻,甚至由于过多地强调了国家利益,而完全忽略了群众利益。⑦这既受制于作家个人的思想乃至学识修养,也为那一时代的整体性历史背景所限制。当然,我在此想要讨论的只是和本文主题相关的马之悦这个人物。

　　如果我们把马之悦放在范登高、郭振山等这一人物谱系中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将发现,马之悦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概念开始进入“干部”这一群体内部。因此,萧长春和马之悦的冲突,就不可能仅仅只是官僚作风、个人利益、错误的思想观念等等的斗争,而这一冲突则构成了《三里湾》或者《创业史》主要的叙事模式之一。但是在《艳阳天》中,萧长春和马之悦的冲突却是高度政治化的冲突,这一冲突又以“权力”的争夺为其核心表征。与小说中的另一人物马连富(生产队长)相比,马之悦支持“土地分红”的原因并不是“沟北每一户给……添个斗儿八升的”。马之悦的志向不在于此,马之悦要致力于建立的,是一个以他为核心的东山坞的统治模型,这一模型实际上暗含的是一种地方官僚政治为主导的乡村权力结构。实际上,早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已经开始思考在乡村消灭了地主阶级以后,有无可能出现新的利益—压迫集团,而这一新的利益—压迫集团极有可能由官僚政治构成,应该说,赵树理的思考以及相应的表述是极具前瞻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能够那么突出的原因之一。浩然的贡献则在于,他把赵树理的思考延伸到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历史语境在于,所谓的农业合作化,包括以后的人民公社,其基本的构成单位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村社的共同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