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05-16访问：4来源：历史铺
【内容提要】
本文以日本据台前后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与汉学家内藤湖南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当时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1864-1912)（注：陈昭瑛选注：《台湾诗选注》（台北：正中书局，1966）〈春愁〉，页162-163。）
一、引言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惨败，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和约》，中国割地赔款，“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注：〈全台绅民痛骂李鸿章文〉，收入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新编》（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8），页15。）从此沦为新兴的日本帝国之殖民地，开启了日本统治台湾半世纪的历史。1895年割台不仅使台湾“四百万人同一哭”，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注：关于甲午之战的研究成果，可谓车载斗量，参考：王仲孚主编：《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所，1994）。）其影响绵延至于今日，历史的伤痕至今仍未抚平。
在1895年割台这件石破天惊的历史变局的前后，日本官方及民间知识分子，或对台湾进行第一手的调查，或对台湾事务发表许多言论，这些文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本文拟以当时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生卒年代不详，1891年来台湾考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与汉学家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割台前后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二、三位日本人及其台湾观之概要
关于日本据台前后，日本人及西方人对台湾的调查研究及其治理台湾的具体意见，当代学者已有若干研究论著。吴文星曾探讨日本据台前夕对台湾的调查，（注：吴文星：〈日本据台前对台湾之调查与研究〉，收入：《第二届台湾本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页567-576。）也研究日据初期西方人的台湾观。（注：吴文星：〈日据初期(1895-1910)西人的台湾观〉，《台湾风物》，40卷1期(1990.3)，页159-169。）吴密察也曾研究福泽谕吉的台湾论。（注：吴密察：〈福泽谕吉的台湾论〉，收入氏著：《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0），页71-112。）但是，本文写作的重点与前此相关研究论著并不相同而可以互补。现有关于日本人的台湾论的研究论文，重点在于说明日据前后，日本人对经营台湾之种种具体策略与政策，本文则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人对台湾的种种论述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我们先对本文将探讨的三位日本人及其对台湾的看法，作一概要的说明，以作为下节进一步分析之基础。
（一）上野专一及其《台湾视察复命》
本文拟探讨的第一位考察台湾的日本人是上野专一。上野是十九世纪末日本驻福州的领事，1891年奉命来台湾考察。任务完成后共撰成《台湾视察复命》（原件题为《台岛视察复命》）四篇，编为一、二、三、四号，这批资料是日本据台前夕，日本官方对台湾考察的重要史料之一，现藏于东京的防卫大学附属图书馆等地。《复命》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台湾的地理、物产、经济、民性、政治等各方面，颇为详实。吴文星教授曾简略介绍过这批文件的概要内容。（注：关于甲午之战的研究成果，可谓车载斗量，参考：王仲孚主编：《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所，1994）。）上野专一对台湾的调查报告，在甲午之战以后曾在日本辑为专书出版，连横（雅堂，1878-1936）在1908至1918年撰写《台湾通史·经营志》时，曾参考上野专一的调查报告，并略引其要点。（注：连横说：“〔光绪〕16年2月，日本驻福州领事上野专一来台考察，归著一论，谓台湾物产之畜，矿产之丰，一切日用之物无所不备，诚天与之宝库也。然以台湾政治因循姑息，货置于地，坐而不取，宁不可惜。若以东洋政策而论，则台湾之将来，日本人不可不为主注意也。”见：连横：《台湾通史》（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5），（上），卷3，〈经营纪〉，页65。）上野专一的书对当时日本朝野人士对台湾之了解颇有助益，此书并已于1985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注：上野专一：《台湾视察复命》（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治27年抄本影印，1985，列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103号）。）但是，台北所影印出版的《台湾视察复命》只收录第二号、第三号及第四号，独缺第一号之内容。第二号介绍台湾之地理，包括府县之建制，台湾之物产与风俗。第三号介绍台湾各地物产之交易状况。第四号介绍台湾原住民社会之生活习惯及其与汉人之关系。只有第一号之内容与本文之论旨有关。
上野专一是当时日本的职业外交官，职位是“二等领事”，根据《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所载他与刘铭传（省三，1836-1895）对话时的自我介绍，他是在1889年奉派福州，担任领事，主管业务范围包括厦门、淡水及台湾府。他向刘铭传说：“此次以领事的任务，即为了通商，来台巡回视察，特别是台湾的砂糖，向来是我国为需要之物，为此来探查商况”，（注：上野专一：《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手抄本），页21-22。）这份报告就是完成台湾考察任务之后所撰写。但是，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说，本文的重点在于从日本人的台湾观中，析论其思想倾向，而不在于巨细靡遗地论述他们对台湾的具体主张，所以，以下仅以收藏于防卫大学附属图书馆的《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抄本作为分析之基础。
这份报告第一号的重点，包括几个部分：首先，上野专一指出台民以及原住民不喜刘铭传之苛政酷税，民心不稳，思欲谋叛。台民希望有另一个外来政府取代清国的苛政。其次，上野专一详细考察台湾（尤其台南与高雄）沿海之炮台设置及其历史，并对台湾樟脑之商业情况进行了解。复次，上野对于宣教师在台湾的布教亦有描述，关于刘铭传施政的许多消息，皆从宣教师处获得。上野专一也探察刘铭传在台湾岛热衷于洋学，以及设立西学堂积极培育人才的情形，并纪录与刘铭传及林维源的对话，均扣紧铁路实施的便利发言。最后，上野专一指出刘铭传即将去职，而继任者以及清政府将不会如刘铭传一样地治理台湾，并强调台湾物产丰盛，乃是上天赐予的宝藏之地，呼吁日本帝国当局应该积极关注台湾的将来发展。
这份文件虽是日本帝国的外交官所撰的访察报告，所涉及的都是具体的政经社会事务，但是，字里行间却也透露相当明显的帝国主义心态，值得细加探讨。
（二）福泽谕吉及其台湾论述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从绪方洪庵习兰学，曾三度游学欧美，（注：参看：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89-118,140-148。）返国后提倡“文明开化”论，鼓吹自由民权及个人之独立精神，与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中村正直(1832-1891)、西周(1829-1897)等开明知识分子组织“明六社”。福泽谕吉著作甚多，约有60余部，对十九世纪末期处于从传统迈向近代的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是1872（明治5）年2月起至1876（明治9）年11月止，陆续发表的《劝学篇》一书。据福泽谕吉自己在《劝学篇》合订本的序言中说此书至1880（明治13）年时，“发行总数约有70万册，其中第一篇不下20万册。加之以前版权法不严，伪版流传很多，其数也可能有10多万册。假定第一篇的真伪版本共过22万册，以之与日本的3500万人口相比较，则国民160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这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量，由此可以看出近来学问迅速发展的趋势。”（注：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合订本《劝学篇》序），页1。）此书对当时日本社会之影响力至为可观。此外，福泽谕吉在1875（明治8）年撰有《文明论概略》（注：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东京：岩波书店，1997）。中译本：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一书，也是畅销全日本，提倡“脱亚”论，此书与《劝学篇》一样，也对近代日本的启蒙发挥重大的作用。
福泽谕吉在1882（明治15）年创办《时事新报》，以发表“不偏不党的论点”（注：《福泽谕吉自传》，页267-8。）自我期许，对当时局势发表看法。从1894年12月开始，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陆续发表多篇社论，对台湾问题提出各种看法。这些台湾论述的文字，一方面充分暴露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者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亚洲现代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明时，所出现的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三）内藤湖南及其台湾评论
内藤湖南是二十世纪日本汉学研究的大师，是中国史领域中所谓“京都学派”的创办人，在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之前，曾任《大同新报》、《三河新闻》、《大阪朝日》等报社新闻记者，足迹甚广，曾于1899（明治32）年9月5日起从神户出发，来华游览，历经山东、天津、北京、杭州、上海、汉口、武昌、镇江等大江南北各地，与中国学者如严复（又陵，1853-1921）等人均有交往。（注：关于内藤湖南的中国游记，参看：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71）第2卷。中译本见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并参考：黄俊杰：〈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收入拙著：《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1），页265-312。）在前往中国大陆旅游之前，内藤湖南曾来台湾，于1897（明治30）年4月，担任创立于台北的《台湾日报》主笔，《台湾日报》后来与《台湾新报》合并成为《台湾日日新报》，是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喉舌。内藤湖南在台湾滞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