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实用阅读活动

  按照阅读目的不同，可将人类的阅读行为分为实用阅读和休闲阅读两大类。实用阅读指为满足某些现实的需要、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而进行的阅读活动，阅读的目标明确而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休闲阅读是以满足个人休闲旨趣为宗旨的阅读行为，其目的在于放松身心、追求精神的满足感，随意性较强。阅读的产生来自于文字，文字的起源是基于人类生活实际的需要，因而人类的阅读行为从其起源来看是具有明确目标的实用阅读。

    　　1　阅读与教育：阅读是教育的主要方式

    古今中外，阅读从来就是各类教育的主要方式。中国，“上学”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读书”。这种“读书”是有着明确的阅读目标的，其过程主要是被动式、纪律式、自由有限式的阅读活动。
    我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教育。商周时期已设有官学，贵族在学校学习礼、乐、祭祀、军事、文字等。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纷纷办学传授自己的学说。孔丘、孟柯、荀况、墨翟等都是办学卓越有成效的人。此时已有了一些重要著作，如《诗》、《书》、《春秋》、《大学》等。书是写在竹木简策上，制作与搬动不易，人们主要凭记忆参加学习，阅读主要采取诵读的方式。
    汉代设立了官学——太学，讲授的主要是今文经学。此外，汉代设有鸿都门学、东观，分习辞赋、小说、字画和诸子百家、校勘经典；地方政府还有学、校、庠、序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单位。另外还有由经儒大师传习经典的私学。由于书籍制作生产不易，口授笔录是汉代教学的主要方法，只有少数学者自己拥有图书。三国两晋时期，官学设立与汉代相仿，但已开始注重藏书，如两晋时的国子学中有大量藏书可供士族子弟阅读。
    隋炀帝（公元606年）首开进士科举，以策试取士，按考试成绩来选拔官吏。这是中国历史上人事制度的重大变革。唐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平民百姓都有了入选取士的机会，大大推动了教育的发展。科举调动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除官府藏书外，私家藏书、读书也蔚成风气。如唐代读诗盛极一时，这也与当时科举需考诗赋有关。
    宋代是我国民众教育大发展的时期，改革后的科举制度在选士用人上更为公平合理，这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同时图书制作技术的进步，藏书、读书之风从士大夫普及到民间，盛极一时。宋朝皇帝真宗赵恒甚至把读书推上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境界。
    明清两朝，读书之风更盛。为应对科举及其八股文，学生不得不藏书以及读书。官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并举，士商子弟，多习于家塾、公私学校。教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阅读活动生前活跃，由官吏、富商、士族发展到平民百姓。各省设有书院、书馆，士大夫在其中阐发学理、宣讲学术。书院有大量藏书供学生借阅。
    近现代教育目标明确，平民化、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教育几乎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阅读活动和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大大增加了。学校教育的规范性进一步增强，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更为周密，教学讲义、课本、参考书更为全面和完善。学生的阅读对象品种更为多样，数量更为庞大，阅读范围更加广阔。但同时当代学校教育的目标更为明确，阅读的实用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教育将阅读活动纳入计划、规范的轨道，阅读效果容易控制和达成。而阅读活动将教育与人联系起来，推动了教育目标的实现。历史上教育硕果累累的地方就是藏书、读书风气很浓的地方。按桑良至在《中国藏书文化》中所举，明清状元的地理分布虽然各地不一，但最多的地方在江浙一带，依次为苏州、吴县、杭州、绍兴等。这与藏书家的人士分布基本是一致的。[1]这进一步证明了阅读对教育的促进作用。

    　　2　阅读与政治：阅读是治世的重要工具

    阅读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影响着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固。历代君王重视控制人民的阅读活动，试图通过控制阅读而控制人民的思想。统治者大力提倡某些图书的同时，又禁止某些书被阅读。如儒家经典被历代统治者吹捧，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因而为之皓首穷经。上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的著作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册，至1971年印数达8亿册，除此之外几乎无书可读。下面，我们将从阅读与官修书、阅读与君王、阅读与官吏、阅读与禁书等方面考察这一问题。
    2.1　阅读与官修书
    阅读与治世的关系非常密切。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后，亟待统一各种思想意识，通过编纂官修书，控制人们的阅读活动，可实现这一目的。隋代秘书监牛弘向隋文帝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2]把典籍看作为治国之本，且应予以优先考虑。几乎每一朝的开国之君臣都认同这一道理，在建立政权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官方修书机构，收集典籍，开展官方图书编撰活动。如汉代建国之初，“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学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叙》），并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基本国策。又如北宋与南宋设立了崇文院、秘书省等常设修书机构和太平御览书局等临时性书局，共177次下诏求书，官方修书成绩斐然[3]。这是由于宋太祖大力提倡文治，推行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清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共向全国征集图书12237种，在整理、校订古籍的同时，将不符合清廷统治需要的书销毁、抽毁、删改。[4]
    2.2　阅读与君王
    历代君王都很重视阅读，期望从阅读中学习治国的方略。纵观历史，除个别特例外，从小受到严格教育的帝王，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中不少人喜好读书，有的还有著述流传于世。魏文帝曹丕“雅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5]“炀皇好学，喜聚遗书。”[6]唐太宗有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执政后虽日理万机，却不敢放松读书、议书。他重视阅读古籍，经常通宵达旦地披览前代史书，并常与众臣共同讨论。其目的在于以古史为镜子，从中寻找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治国方略。宋代宫廷藏书甚多，供皇帝使用，所谓“退朝之暇聚图书以自娱。”[7]。宋太宗留下“开卷有益”的佳话，宋真宗撰写著名的《劝学诗》，鼓吹“书中自有黄金屋”。清康熙“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披览，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吞”（《清圣祖实录》），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广泛浏览，并命学士天天进讲，一起读书，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推广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并且在臣民中大力倡导读书之风。[8]
    历代君王积极从事阅读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各类知识与信息。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一种力量，不消几个字就可以造成风吹草偃之效。”[9]而拥有知识与信息意味着权力的拥有。在阅读活动开始之初，阅读和写作被认为是贵族的活动，只有少数拥有特权的人才能参与。之后的许多年里，虽然图书的阅读者范围越来越大，但由于生产力低下，书籍得来不易，阅读在许多平民眼里仍是神秘而值得崇拜的事情。帝王之家凭借权力拥有阅读的绝对优势，才能掌握知识信息的话语权，从而掌握对社会民众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