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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

hài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我们今天可能仍难以介绍陈寅恪。这位不世出的人物,当时、后来以及今天都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只是人们至今少能准确地理解他。人们多随喜般地称赞他的学问、个性;甚至人们也多少了解陈先生在艰难环境中对学问、精神自由的坚守,但人们很少总结出这个中国人给我们带来的荣誉、精神成果以及他对现代大学教育和人生教育等的启示和个人革新……谈起陈寅恪,总让人想到唐人诗:“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尽开。”是的,按亲友俞大维的说法,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但因为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他的双目失明,使得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有人说,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大学者吴宓就说过,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人白鸟库吉也说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虽然如此,陈寅恪并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谈论陈寅恪的学问和传奇是难以说尽的。他治学面广,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梁启超曾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一向“大胆怀疑”胡适谈起陈寅恪则用了“当然”两个字,他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目高于顶的学者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并未能实现他的治学梦想。但这不妨碍他得到人们的尊重,不妨碍他的敌人、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的重视,不妨碍他的讲课由学生笔记下来仍成为史学经典。万绳楠教授就把当年的笔记《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整理出版,感叹他的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和创造性。他的一生当时以至于今天都是传奇,易中天在《劝君免谈陈寅惴》的文章中就曾着眼于他的传奇:“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因此,谈论陈寅恪需要很多参照。只有这些参照足够多,也就是说,谈论陈寅恪的视野进入到文明的核心或文化的高峰处,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够在东西方的上层社会都得到重视?如果说,人们封孔子是大成至圣,那么无数人谈论陈寅恪的结论就是一个“大成至学”。如果说,章太炎生前感叹:他死后,华夏文化亡矣!那么,在陈寅恪那里,不仅复兴了华夏文化,而且打通了中西文化。可以说,陈寅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重建的人格象征。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仅只是书斋里的腐儒或遗老遗少,即使称其遗老者,也会承认陈寅恪用世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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