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04-06访问：1来源：历史铺
公元前133年，在汉帝国的朝堂之上，汉武帝正亲自主持着一场大规模的御前会议，朝议的主要议题是：是否要断绝匈奴的和亲，对匈奴发起大规模进攻？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汉武帝第一次发起这样的大规模御前会议。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就已经进行过一次这样的朝会。
而那一年，汉武帝才刚刚成为这个帝国真正的主宰。虽然此时汉武帝已经即位6年有余，但在这之前，帝国的重大方针政策，一直操纵在太皇太后窦氏的手中。
赵绾、王臧的鲜血让年轻的汉武帝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一直到窦氏死后，汉武帝才走到前台，真正掌控偌大的汉帝国。
而初掌大权的汉武帝就急着要发起朝会讨论对匈奴的战略问题，可见这件事在汉武帝心中的分量。
汉武帝的意图很明显，但这次朝会上的争辩却仍旧十分激烈。
出身燕地边吏的大行令王恢提议：我们与匈奴的和亲，每次只能勉强维持数年。不如拒绝和亲，向匈奴发动进攻。然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却持反对意见，他的意见核心是两点：
其一，匈奴土地贫瘠，非我族类；汉军千里出击，即使战胜，也不能得到这些土地，也难以臣服匈奴人口；
其二，汉军再强，攻打千里之外的目标，也是强弩之末，而匈奴却可以以逸待劳，汉军的胜算非常小；
韩安国的发言文采斐然，子彧特意摘录原文如下：
“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彊，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史记·韩长孺列传》
韩安国身居三公之一，地位崇高，意见又有理有据，因此得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赞同。而汉武帝也不得不同意了继续和亲的政策。
这样的结果让大臣们都十分满意。然而，御座上的汉武帝却不甚满意。只不过因为韩安国背后代表的是整个汉帝国的功臣集团，而汉武帝初掌大权，不便发作，因此，汉武帝同意了韩安国的意见。
然而，汉武帝还是有一点欣慰的，至少有人敢于提议向匈奴亮剑，而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和亲了。汉武帝在心里记下了王恢的名字。
两年之后，汉武帝再次发起这样的朝议，其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况且，在此之前，汉武帝任命有丰富对匈奴作战经验的李广、程不识分别为骁骑将军和车骑将军，驻守云中和雁门。
没有更多记载显示，王恢是否辩倒了韩安国。但在此后不久，包括韩安国在内的汉帝国的将军们，都参与了那场著名的伏击战-马邑之谋。
那么问题来了，汉武帝为何在上位不久，就突然执意要改变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呢？
在我们眼中，汉初70年，吕后、文帝、景帝三朝，似乎都满足于和亲带来的和平，而汉武帝初上位，突然就进行了由和到战的战略转变，颇为突然。事实可能不尽如此。
早在文帝时期，面对冒顿之子老上单于的屡次内侵，汉廷就曾讨论过对匈奴的外交政策。只是这时候，所有人都明白军事力量的不足，但还是有两人痛哭流涕，向皇帝陛下进献了他们的策略。
这两个人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向汉文帝进献了所谓“三表五饵”的对匈策略，其大略意图是通过各种对匈奴人的优待，以分化招降匈奴人众的目的，最终不战而降匈奴。
如果说，贾谊的策略仍旧偏于和亲政策并且过于理想化的话，晁错则对汉匈战略和军备优劣进行了详细的对比。晁错得出的结论是，汉匈各有优劣。
在此基础上，晁错进一步提出，匈奴长于游动作战，兵少则不足以制敌，兵多则敌逃而自身耗费巨大，不救则边民有降敌之心。
而晁错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在军事上，以夷制夷。招降边境与匈奴风俗类似的蛮夷之民组成骑兵，同时编练边郡骑兵，在内地编练轻车材官，两者配合可得万。
同时，徙民实边。招募罪犯、奴婢等人，令其在边郡居住；对边郡居民拜爵优待，使之在边境安家。如此，一旦边境有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便会“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晁错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汉廷的采纳和实施。
而文帝时，还有冯唐赦免魏尚等边之良将等建议，也得到了文帝的赞同和实施，虽然他们也并没有解决匈奴边患问题。
景帝即位后，代郡遭到了军臣单于的大举入侵，景帝不得不“复修和亲”。但另一边，景帝曾一次性封匈奴投降的徐卢等7人（有争议，《资治通鉴》说是6人，《汉书》7人）为侯爵，甚至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反对仍旧不改成命。
景帝为何要这样做呢？大约是为汉储备了解匈奴的良将。因为在汉武帝对匈战争前期做出重要贡献的前将军赵信大约就是这7人之一或其后裔。
由此可见，在不得不和亲的同时，汉廷对于与匈奴的决裂乃至战争，已经早已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对匈奴的策略由和到战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也就是说，汉武帝虽然初上位，但与匈奴的决裂却并不突然，而是蓄谋已久。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换句话说，汉武帝在此时转变策略，究竟有着怎样的准备，是什么带给他对匈奴宣战的信心？
既然汉廷一直在为此做着准备，那么同样，汉文景二帝都是比较成熟的政治家，对于汉匈之间的实力对比、匈奴敌情的了解和研究、一旦决裂如何应敌等问题，都做了大量反复的研究和考察。
最终，汉廷得出了结论：精锐的骑兵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在汉朝廷的提倡下，汉帝国境内养马蔚然成风。到了武帝初年，仅仅官府所养的官马就达到了大约40万匹的数量。
而民间也是空前热衷于养马运动，《史记·平淮书》中记载，街道巷口中都能看到马的身影，乡间阡陌更是马匹成群（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充沛的马匹数量，使汉帝国大规模的组建和编练骑兵部队成为了可能，这是武帝最大的信心来源。
就算是不认同对匈奴展开军事行动的韩安国，也认为如今的汉军实力并不弱于匈奴军队。
而同时，匈奴的力量似乎正在减弱。
据不完全统计，汉景帝时期，功臣封侯的18人之中，匈奴人占到了8人之多。而武帝初年，因功封侯的32人之中，匈奴降者更是多达18人之多，超过半数。这些人当中，不乏匈奴的贵族和小王。
原来投降匈奴的汉廷将领诸如韩王信、卢绾的子孙，也在文景二帝时再次反水，回归了汉朝。他们在匈奴的地位并不低，比如韩王信之子颓当曾是匈奴的相国。
而同时，军臣单于即位以来，虽然多次寇边，但较之冒顿、老上单于时代，其力量已经明显减弱（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匈奴贵族的大量投降带来了匈奴的大量情报，结合匈奴寇边力量的减弱，汉武帝似乎看到了对匈奴作战胜利的希望。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大约在那次朝议后不久，汉廷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这便是马邑之谋。
虽然由和到战的抉择十分艰难，在好歹在汉武帝的坚持下还是决定了。然而，汉匈初战，却让汉武帝意识到，战争，并不像朝堂上的辩论那么简单。
这是东亚大陆上，中原农耕帝国和草原游牧帝国的第一次大交锋，无论是汉还是匈奴，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作战经验。
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战国末年的李牧对匈奴之战。两相对比会发现，汉武帝此次的作战方略，几乎就是李牧对匈奴之战的翻版。
然而，汉武帝的马邑之围却比李牧当年，要逊色得多。
首先是战斗意志。李牧自收租税优待士兵，同时连战小败，边境官兵得到优厚待遇，又不忍他们的将军背负胆怯之名，于是都愿意拼死一战。
而汉武帝马邑之谋，主帅是反对对匈奴作战的御史大夫韩安国，而主战派王恢在代地担任袭击辎重的人物，不知是汉武帝还难以摆脱功臣派的影响，还是王恢确难当大任。虽然韩安国服从了黄帝陛下的安排，但大多数汉军将士的战斗意愿肯定是不足的。
其次是战役策划。在李牧的战役策划中，先有之前的小败，后有丢给匈奴的数千边民边军，匈奴深信不疑，因此大举入侵。
而在汉军的谋划中，商人聂壹的游说是其主要的筹码，而聂壹本人却不在单于身边而在马邑城内；马邑城外，漫山遍野的牛羊却没有一个牧民（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样的完美，对于汉廷来说，是一个极容易被发现的破绽。
再次是此匈奴非彼匈奴。李牧当年面对的匈奴，尚未完全占据蒙古高原，更无论西域和东胡之地，只不过是一个稍强的游牧部落而已。
而汉武帝时的匈奴，是一个已经统一漠北、拥东胡之地、据西域商道的广大政权，匈奴的统治方式和组织能力，用游牧帝国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
况且，吃一堑长一智，还用李牧当年的办法对付如今的匈奴帝国，怎么能够奏效呢？
果然，军臣单于距马邑百里之远就发现了破绽，终于退去。王恢兵少不敢出击，韩安国等大军埋伏良久不见匈奴出击时早已不见人影。
汉武帝的初战，甚至还未接战，就这样消失于无形之中。
结语
虽然初战劳而无功，但对于汉帝国来说，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首先，是汉军并不缺乏与匈奴战斗的勇气。马邑之谋中，汉军敢于出击匈奴，已经表明人心可用。其后数年，匈奴寇边次数明显增多（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但汉军严密防守，也没让匈奴占到太多便宜。
其次，主战派逐渐压倒了主和派的声音。此次行动中，主和派韩安国却成了战役的主帅，却一无所获，自然不敢再说什么。而马邑之谋后，汉匈之间“遂绝和亲”，再也没有了和的可能。
汉武帝再也不需要讨论是战是和，而是考虑如何对匈奴作战。他甚至把绝交的责任交给了匈奴，整个汉帝国同仇敌忾，汉军的战斗意志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但即使如此，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决战，谁也不知道解决将会是荣光还是噩梦。
此时或许很多人以为，年轻的皇帝陛下一意孤行，强行将整个帝国拖入了战争的泥潭，帝国的上空笼罩着未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