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思想史之南宋后期理学再盛

南宋后期理学再盛
　　理学，到南宋中期，由于朱熹的努力，达到鼎盛。虽然遭到心学、事功学的批评，但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并未被削弱。然而，在南宋庆元年间（１１９５- １２００年），理学却遭受了一次被禁断的挫折—— 庆元学禁.二十余年内，理学被视为伪学，朱熹及其学派中人被当作逆党纷纷被逐。这次挫折，由于不是理学自身矛盾造成，更非理学生命力枯竭，而完全是政治原因所至，所以，当政治气候扭转，理学重见天日的时候，它在官方扶持下，重新成为学术界的主导思想，再现出它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庆元学禁后再起的理学，其学术成就没有超过朱熹，但在理论特点上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别是人性说和致用性两方面，被突出出来，使理学更趋完备，也更适应社会需要，对开后继理学起了积极作用。
　　（一）庆元学禁后理学的重振
　　庆元学禁发生于宁宗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弛禁于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年）。理学因此所遭的逆境却一直持续到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理宗上台。
　　绍熙末，宁宗由赵汝愚和韩侂胄拥立称帝。庆元元年，因韩、赵二人不和，韩侂胄便使谏官奏赵汝愚 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 ，罢其相，朱熹与赵密切，于是受牵连。庆元二年朱熹因 伪学逆党 罪，被降官两级，大弟子蔡元定被送道州编管，同党罪受连累者达５９人。韩侂胄当政后，继续从政治上学术上排斥理学。凡举荐考核官员，必须注明 系不是伪学 ；科举考试，凡言 义理 者，一律不取；儒学六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列入 世之大禁 ，一时之间，士者人人自危，不敢以儒自命。
　　嘉定元年，韩侂胄因北伐兵败被狙杀，史弥远执政。次年，谥朱熹为 文公.宝庆三年（１２２７年），理宗下诏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理学恢复名誉。可是，政治上的平反，并不能很快改变理学的萧条。朱熹等一代学者已先后下世，学术界后辈无以宗师，社会学风委靡不振。
　　面对这种状况，理学中人有振作而起者，力扬理学精神，使之再兴于天下。真德秀、魏了翁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为振兴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真德秀、魏了翁对理学的倡导真德秀（１１７８- １２３５年），字景元，后改字景希，福建建宁浦城（今福建安道）人，学者称西山先生。庆元五年进士，历知泉州、隆兴、潭州，又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官至参知政事。
　　著作有《西山文集》、《读书记》、《四方集论》、《文章正宗》、《大学衍义》等。
　　魏了翁（１１７８- １２３７年），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
　　人，学者称鹤山先生。与真德秀同年举进士，历知汉州、眉州、泸州，在蜀１７年。后与真德秀同于庆元学禁后应召至朝，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和侍读、吏部尚书等职，官至佥书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著作有《鹤山大全文集》。
　　真、魏二人同年生、同中举，又一同做朝官，思想志向颇相投合，甚至希望 生同志，死同传 ，素有 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 之说①。他们的共同志向是 嗣往圣，开来哲 ，接续道统，阐扬理学，使之成为天下士庶的一致思想。
　　面对南宋后期颓败的政治局面，真德秀认为，要使政治清明，须先正君主之心。君主应率身作则，扶持纲常，植立人极。他利用经筵侍读身分给理宗讲学的机会，托信天命，力劝皇帝正心修德。他给理宗侍讲《大学衍义》，得理宗赏识，被称作 备人君之轨范.于是，在皇帝扶持下，理学恢复正统地位，成为官方思想。其中，真德秀的力言之功是不可否认的。
　　魏了翁也尽毕生之力扭转世风。他在上疏皇帝书中说： 嘉定以来，虽曰更辙，然后生晚学，小慧纤能，仅于经解语录揣摩剽窃，以应时用，文辞剽浅，名节堕顿。盖自始学，父师所开导，弟子所课习，不过以哗众取宠，惟官资、宫室、妻妾是计。及其从仕，则上所以轩轾，下所以喜悦，亦不出诸此。 ②他认为，世风日坏的原因，是缺少道德精神支柱，取士不以品行名节为标准，任由权谋利欲泛滥，才使风气衰坏。因此，他大声呼吁 敷求硕儒，开阐正学.为改变理学受压抑的状况，魏了翁于嘉定九年（１２１６年）向皇帝上疏，要求给周敦颐、二程赐爵定谥。这在当时不是易事。虽然在此之前，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已先后得谥，可是按谥法，向来以朝官品秩赐谥，周、二程未达高品，也无显著贡献。而执政者给理学恢复名誉，表彰先儒以示更辙，完全出于政治需要。因此，魏了翁上疏奏请，最初无朝臣支持。直到嘉定十三年，经魏了翁一再奏请，才获成功。周敦颐得谥号 元 ，程颢得谥号 纯 ，程颐得谥号 正 ，他们对理学的贡献也得到表彰。于是，周、程被正式排入理学宗谱之首，入主理学宗祠。魏了翁也因此而名声大增，被各州郡请去为周、程祠堂写记作序。他在《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中写道： 不有周、程诸子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 ①他批评当时不求品行，浮于记问、虚无、权利、词章的淫浅风气，希望尊理学，去流弊，矫正学术。在魏了翁、真德秀的努力下，理学终于再次兴盛，诸儒祠堂遍布州郡，周、程、张、朱之书，家家收藏，人人争诵，性命道德又成时尚。
　　理学虽然于南宋淳熙年间（１１７４- １１８９年）已达成熟，其学术上兴隆繁茂，人才济济，在当时已盛况空前，但是，并没有获得官方政治地位。理学正式得到朝廷的封赐和支持，是在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以后。
　　理学的这一升迁当归功于真、魏二人。正如《宋史？真德秀传》中所说：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只是，南宋国力已衰，不可能如真、魏所希望的那样，由正君心，再正民心，从改造心性入手，重新振兴国家。在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与其说理学家的慢功夫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元兵已踏入国门；不如说是当时理学的空言多于实绩而难以挽回国家的积弱积贫。所以，真、魏二人在发扬理学方面有重要功绩，但他们至朝后的政绩并无建树。这与他们在理论上侧重理学心说是联系在一起的。
　　①　　 《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
　　②　　 《鹤山大全文集》卷十六《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疏》。
　　①　　 《鹤山大全文集》卷四十八。
　　２。真德秀的心体说真德秀对理学的发挥，主要是他的心体说，即强调心之本体在于性，心之功用在于情说。关于心、性、情的关系，程朱理学早有论述。朱熹作过很明确的表述： 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①强调性为重，情为轻；理为本，欲为末，是理学心性说的主要思想。真德秀的思想，从 体用一源 出发，在肯定性为体，情为用的同时，阐发了性与情统一于心、体用不二的观点。
　　真德秀认为： 大凡有体而后有用。……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须是平居湛然虚静，如秋冬之闭藏，皆不发露，浑然一理，无所偏倚。然后应事之时，方不差错。 ②人之一心，浑然一理，以心为体才能与理浑一。又说： 即吾一心而观之，方喜怒哀乐之未发也，浑然一性而已。
　　无形无象之中，万理毕具，岂非所谓无极而太极乎！ ③心之为体，不形于表，处于浑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以体验到万物之原的太极的存在。于是，心与太极相通，心有太极，明吾心而知太极。心知太极，则必然 广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 ； 云披雾卷，太虚湛然。尘扫镜空，清光自全 ④； 四海虽远，同此一心 ⑤。
　　可以看出，真德秀对心通太极境界的描述，以及对性、情浑然于心的强调，具有明显的心学影响痕迹。这当然说明：到南宋后期，理学与心学正渐趋融合。但是，真德秀强调性情于心体用不二，还是针对当时风气所言，是南宋后期社会中人心涣散的现实反映。他希望唤起人心良知，重整社会风气，为此，他又提出一套做人的修养方法。
　　真德秀讲修养方法，强调朱熹的 持敬 说，并将其同 养心 结合，是一种于内省之中得外求的工夫。他说： 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释氏禅学正是如此。 ①也就是说，一味穷理，不知持敬，容易陷入枝节问题，不握要领；但只知持敬，不去穷理，也就成了禅宗的空寂，如槁木死灰。所谓 持敬 ，也就是朱熹讲的 持敬守一 ，一种 身心收敛，如有所畏 ，保持虔诚、警觉、自省的心理状态。但是，朱熹只说这是一种涵养工夫，并不特别强调心的作用。真德秀则认为， 持敬 即 养心 ，内心静一，无二无杂，表里交正，才是 敬.他描述这种心态： 此心当如明鉴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鉴明止水，其体虽静，而可以鉴物，是静中涵动，体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燃，是乃无用之物。
　　人之有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其可委之无用乎！吾道异端之分正在于是，不可不察。 真德秀既明言 敬 即 静 、 持敬 即 心静 ，又划分了与禅宗寂灭之静的区别，这就是静中有动，静为体，动为用，动是体察万物，思索人生，穷理至极。
　　①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②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问答》。
　　③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一《问答》。
　　④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思诚箴》。
　　⑤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五《谨立行》。
　　①　　 《真西山文集》卷三十《问学问思辨乃穷理工夫》。
　　可以看出，真德秀关于修养方法的论述，带有更多的心学色彩。但是，在基本上仍是理学之方。
　　真德秀是朱熹之后南宋的理学大家，全祖望在《真西山集》题中称： 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大宗者，莫如西山。 这一评价并不过分。真德秀在创建上虽未超出理学基本思想，但他的论述保持了理学原貌，并杂入一些心学思想，在理学遭政治迫害的狂澜之中，阐理学正宗，扬理学精神，其力挽之功，在当时首屈一指。在这方面，魏了翁的思想也不可没。
　　３。魏了翁的心本思想如果说，真德秀从体用关系上发展了理学的心性说，那么，魏了翁则把心性说进一步推广为心本思想。朱熹曾说： 心性之别，如以碗盛水，水须碗乃能盛，然谓碗便是水则不可 ①。性是心的根本，情是心的表现，心是性和情的盛载。很明显，朱熹强调的是性对于心的作用，即性是心的本质。魏了翁却由此出发，强调心对于性的作用，即心是性的包容和体认。
　　首先，魏了翁提出心能包裹宇宙，并出入古今。他说： 人之一心，广大而精微，宽裕而密察。所以范围天地，出入古今，错综人物，盖有巧历所不能算，良工所不能述。 ②心能容纳天地，能往来于古今，能识辨各类人物，这种概括包容能力是任何巧历良工都难以模仿的。心有此功能，因而能与天地万物相通， 天与人一气也，人与万物一体也 ③； 天只在此心 ④， 心之外岂别有天乎！ ⑤然后，魏了翁推出人为天地立心。他说： 天统元气而始万物，地统元形而生万物，人则禀气受形而为万物之灵，所以为天地立心也。 ①人以一心能兼天地，能备万物，因而也能主宰天地，任命万物。 人之一心，虚明中正，万化由是出焉 ②。魏了翁又用 心为太极 来概括，他说： 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 ③他把心抬高到与太极同等的地位上，心与太极相通，人心就是太极，因此，心是万物化生之源，成为世界主宰，心具有了本原、根本的意义。
　　①　　 《朱子语类》卷十八。
　　②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七《拙斋记》。
　　③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黔阳县学记》。
　　④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答阎运翰》。
　　⑤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零九附一百一十《师友雅言》。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二《达贤录序》。
　　②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长亭军贡院记》。
　　③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论人主之心义理》。
　　魏了翁所言之心，不是心学近似禅宗的超然之心，而是会通义理、统率气质的天下万世之公心。他认为，唯此公心，才有主天地、命万物的博大，才能对古往圣贤达到理解继承，贯通古今；才能与世人取得联络交流，错综人物。因此，当魏了翁讲 不失本心 、 求其本心 的修养方法时，并不是讲心学的 发明本心 ，而是找回理解天下万世的公心。
　　在修养方法上，魏了翁针对当时理学重起后士子诵说理学语录、高谈性命义理的状况，提出修养目的在于 不失本心 ，不忘仁义礼智之性的观点。即穷理养心不能陷入读书、议论，读书不在多，而在深思；言论不在繁，而在精当。他讲了两种方法： 反观内省 和 精体实践. 反观内省 ，就是自我认识。反之于心而观其明德，求之于心而立其大本。他认为： 心焉者，理之会而气之帅，贯通古今错综人物，莫不由之。学焉则求以不失其本心。进退在我，富贵不能淫也。死生在我，威武不能屈也。 ④自我省察，要发掘自己的道德精神，这才能做到为仁取义，不被富贵、威武所动摇，成为不失本心的人。
　　精体实践 是对朱熹知行并进思想的发挥。魏了翁主张于 日用间随处体验 ， 真知得便能笃行之.他认为，当时的学人士子，理学书籍读得不少，但是不能以自见自得而判断。他主张读书要结合实际，养心要亲自笃行，以自己的思考、自身的践履去认识自己，培养道德。
　　他以 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见活精神 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 道贵自得 的观点①，并以行动身体力行之。
　　魏了翁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担忧与焦虑。他竭力呼吁人们要正心、明心、养心、不失本心，为唤起人们的道德精神，也顾不得心学的嫌疑，力扬心说，为理学的重振做出了贡献。虽然，他在理论建树上不如程、朱博大而缜密，但他从现实需要出发，对理学所做的补充，使南宋后期的理学增添了几分活力。
　　（二）南宋末理学的修正
　　理宗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蒙古汗国（元朝）在灭金后大举南进，宋王朝进入了岌岌可危的最后阶段。在勇猛的蒙古大军面前，南宋军队有过殊死抵抗，南宋朝廷也曾寄希望于儒学培养出来的庞大官僚机构去扭转局势，但都未能奏效。儒学的议论说教，在政治上掩护了屈辱求和路线，庞大的官僚机构消耗了原有的政治活力，南宋社会终于大势已去。
　　在这期间，有忧心如焚的儒士，希望改造僵化了的理学，拯救社会，这就是以黄震为代表的宋末理学思潮。这一思潮，未能挽回南宋灭亡的命运，但在理论上把理学向经世致用方面推进了一步。
　　④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九《程纯公杨忠襄公祠堂记》。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六《答周监酒》。
　　如果说，真德秀和魏了翁在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大声呼吁，竭力宣传理学思想，为理学争得了一席政治地位，使理学著作重又书满天下，人人争诵；那么，生活于南宋末年的黄震，则从现实出发，身行践履，对理学进行了经世致用的改造。黄震不仅看到了理学自身存在的空疏的缺点，而且看到了理学重起之后士人 终身议论而无一日躬行 的毛病。
　　他认为这是人们对理学内在积极精神不了解所导致的，因而他努力挖掘理学的精髓实质，从现实出发论说理学应有的功效。黄震称得上是南宋末年对理学作出重大改造，使理学真正焕发出活力的代表。
　　黄震（１２１２- １２８０年），字东发，浙江慈溪人。学者称于越先生。
　　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进士。历任华亭县令、抚州太守、史馆检阅、广德通判、绍兴通判、江西提举常平仓司、浙东提举常平等职。６４岁时，南宋亡，他隐居宝幢山不仕， 日惟一食，仰天长歌，祈速死 ①，最后 饿于宝幢而卒 ②。
　　黄震没有写过专门学术著作，所写多是读书笔记和摘要，有《黄氏日钞》９０卷、《古今纪要》１９卷、《戊辰修史传》１卷、《古今纪要逸编》１卷等书。从这些读书笔记和他的政治活动中，可以看出他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注重实际，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的风格，颇似叶适。
　　但是，他认为叶适有偏激处，只赞成其一部分思想，他说： 水心能力排老、庄，正矣；乃并讥程伊川，则异论也。能力主恢复，正矣；乃反斥张魏公（张浚），则大言也。能力诋本朝兵财靡弊天下而至于弱，正矣；乃欲割两淮、江南、荆湖弃诸人以免养兵，独以两浙为守，又欲抑三等户代兵，兹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 ①黄震之所以认为叶适思想不够平正，原因在于他不赞成事功之学。但是，他认为事功之学的某些见解是正确的，应当被理学吸收过来，使理学摆脱空谈作风，面向现实。
　　黄震性格刚直、重视务实。做官近２０年，升降多次，无论任何职，他都努力解决当时的国弱民怨问题，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欢迎。他与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一样，立治国平天下之志，希望中兴国家。他曾上言皇帝，力陈 民日以穷，兵日以弱，财日以匮，士大夫日以无耻 的现状，要求皇帝 真以天下为虑而亟救之 ②。他于从政间隙写下的《黄氏日钞》等读书笔记，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时代气息，饱含着躬行践履的可贵精神。
　　他对理学的理解和修正，无不从现实出发，矛头直指空谈之风。
　　１。理说、道说理和道，是宋理学最重要的两个范畴。黄震作为一个理学家，他承认理的终极含义， 理无定形，亦无终穷。……事万变而不齐，而理无不在。……理本无所不包 ③。但他强调道在事中，不在天地人事之外。
　　他说：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 ①这里，黄震强调 道 就是人们日常所走的 大路 ，就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是日常生活中的道理。理作为万物之本，并不先于万物，而是就在事中，不在事外，这与朱熹强调的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 ②已经不同。
　　①　　 盛丰《鄞县志》卷二十四《寓贤》②　　 《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
　　①　　 《黄代日钞》卷六十八。
　　②　　 《黄氏日钞》卷六十九。
　　③　　 《黄氏日钞》卷六十八《读叶水心文集》。
　　黄震从道在事中出发，批评老子的 道可道，非常道 ，认为既是 可道 ，就应是 常道 ，否则成空洞的说教，而后世的空谈正由此而来③。他也批评朱熹后学对 道 的谬解。他说： 文公（朱熹）既没，其学虽盛行，学者乃不于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说《论语》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独讲一贯。 ④他认为《论语》中切实际的是具体的 孝弟忠信 ，孔子虽讲 吾道一以贯之 ，却并不离开 孝弟忠信 空而论 道.后人只讲 一贯 ，不讲具体的 孝弟忠信 ，是对《论语》断章取义的 荡空之说 ⑤。
　　２。性论 性 ，在程朱理学那里，同理一样，也有终极含义，是理学的基本范畴。朱熹明确说： 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 ⑥。性是心之理。黄震在性与理的关系上，与程朱所说无二，但是他反对后人对性做多种解释，认为这些解释都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⑦黄震认为孔子最早提出 性 说， 性相近，习相远 是孔子最平实最正确的提法，孟子以 性善 解释，二程以 天地之性 、 气质之性 解释，都没有超出孔子的原说，却被后人抬得比孔子还高，使孔子的原说反被丢弃，这是不对的①。黄震认为，孔子原说中已包含了 性 的全部含义，应该用来统一各种说法，以免 各师其师而不以孔子为师.他说：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虚空中别可言性，则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说也。 ②可以看出，他认为性即人性，在人之中；天地之性也包含在人性中，并不在人未生之前就先存在。黄震反对后人对孔子作叠床架屋式的诠释，认为孔子言性，只说了６个字，后人却做了许多解释，这只能使原说被曲解③。
　　３。心说在 心 的问题上，黄震不赞成当时真、魏等人以心学补充理学的做法。甚至在心的作用问题上比朱熹更彻底地坚持了理为本的思想。
　　①　　 《黄氏日钞》卷九十五《读抱私子》。
　　②　　 《朱子语类》卷一。
　　③　　 《黄氏昌钞》卷六十一《读欧阳文》。
　　④　　 《黄氏昌钞》卷八十二《抚州辛未冬至讲义》。
　　⑤　　 《黄氏昌钞》卷八十二《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
　　⑥　　 《朱子语类》卷五。
　　⑦　　 《黄氏日钞》卷二十五《读札记》。
　　①　　 《黄氏日钞》卷八十五《回陈总领》。
　　②　　 《黄氏日钞》卷八十五《回陈总领》。
　　③　　 《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
　　黄震认为，心是认识器官，不是精神本体，心与天之间，心可以知天，但心不是天④。这与真德秀 心外无天 的思想截然相反。 以心知天 ，而非 心即是天 ，表明了物在心外，不在心内的心物有别观点。
　　黄震针对心学的 用心于内 ，批评说： 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
　　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 ⑤他认为孔门之学与禅学、心学相对立，不能把心学包容进来。他对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谢良佐 用心于内 说收进去，表示不赞同： 此说今视晦庵殊不侔。使晦庵集注于今日，谢氏之说，不知已收载否？二说并收，然不可不考其实。 ①意思是，如果朱熹今日作《四书集注》，是不会收入谢氏的 用心于内 说的。
　　黄震把 心 置放在认识器官的位置上，并非忽视心的作用，他只是反对禅学、心学澄心静坐、空守一心的做法。他认为心的作用在于治事： 心者，吾身之主宰，灵明广大，与造化相流通，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 ②心是认识主体，心可治事，不可被事所治。他认为心的修养，只能通过道德行为去完成，离开治事而硬要治心，则势必把人治成废物。
　　在道德践履的过程中去求心的 灵明 ，非禅学的静坐空守所能获得，他批评禅学： 坐脱立忘之禅学，始■目株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治之愈急而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 ③黄震从理本论出发，不赞成 道心人心之分。他认为，道非心，不可由心而传，心传之说只有禅宗才讲。他说： 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世之学者遂指此书（即《尚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依矣。 ④人心道心之分，是程朱理学据《尚书》中 人心惟危 等１６字而作的发挥，将起于物欲之心称为人心，发自义理之心称为道心，强调发扬道心，克服人心。陆氏心学认为心即是道，没有二分。黄震在这里，反对心学的以道为心，也反对理学的道由心传。他认为： 古无传道之说，……不幸释氏以衣钵为传，其说浸淫，遂使吾儒亦谓若有一物亲相授受者，谓之传道。 ①传道是佛家传统，非儒学作风。理具于心，但验证于物，流行于天地，贯穿于古今，心知此理，不由先辈心心相传而得②。在黄震看来，心就是心，理、道则是万物之源，区分清楚不可混淆。他坚持理为本，反对心理同一的立场十分鲜明。
　　黄震的心说，一方面坚持理学立场反对心学禅学，另一方面，又认为理学的人心道心之分、心统性情之说，与心学划不清界限，为彻底反对心学，他将理学中包含的心学思想统统剔除出去，对理的绝对性作了更彻底的肯定。这就是他对理学在心的问题上所做的改造。
　　④　　 《黄氏日钞》卷三十三《程氏遗书》。
　　⑤　　 《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
　　①　　 《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
　　②　　 《黄氏日钞》卷八十六《省斋记》。
　　③　　 《黄氏日钞》卷八十六《省斋记》。
　　④　　 《黄氏日钞》卷五《读尚书》。
　　①　　 《黄氏日钞》卷四十二《程文？天地之性人为贵论》。
　　②　　 《黄氏日钞》卷五《读尚书》。
　　４。知行说黄震修正理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 躬行 ，反对空谈。这虽然与事功学以利驳义，以功驳道，从道统的根本上批评理学有所不同，但在提倡 言之非艰，行之为艰 ，学以致用方面，具有同样难能可贵的求实精神。
　　黄震继承理学知行并进说，认为知是为了行，行后才能更知，因而要言行相顾，知行相须。他强调行是知的目的，他以饮水为例，饮水须浚其源，浚其源是为饮水， 反舍其水而不酌，何义也？ 吃水果须灌其根，灌其根是为了食其果， 反弃其实而不食，何见也？ ③由此，他批评理学后人，有 不欲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 之病，指出： 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讲说，而在躬行。此真悃也。①黄震强调，义理之学，绝不是禅学心学般的空论之学，而是实学。
　　他认为，儒学自孔子起就教导人们要 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自己也身体力行之， 不得已而见于问答者，亦皆正为学者躬行而发，凡今见于《论语》二篇者，往往不过片言而止，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圣门何尝以前言为事？ ②《论语》所录皆短语，体现了孔子少于言而重于行的作风。 言之非艰，行之为艰 ，议论容易，躬行艰难。而后人就轻弃重，宁可终身议论， 竟无一日之躬行 ，这是造成世风大坏的一个原因。黄震认为，义理之学，经过朱熹，已经辨析精当，无须 于文公脚下添注脚 ，重要的是见于躬行。要改变言多行少的风气，就要遵孔子的教导，以轻言为耻，以见行为重③。他说： 然则今日其将何以救此？
　　亦在明吾夫子之训，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其行于言也，常恐行有不类，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其见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 ④可见，黄震在阐发朱熹知行并进说时，弱化了 知先行后 ，强化了 重行轻知 ，从而突出了他的 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讲学而在躬行 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对当时民族矛盾尖锐，而士人仍在空谈义理的现实，切中要害，对理学的致用价值，是重要的发挥。然而，南宋社会积弊过重，已不是通过一种学风的提倡所能解决的。因此， 宋人言论未定，元兵已经过河 ，黄震也只能以他拒绝为元朝做官的个人努力，躬行其儒家信念，最后以身殉道。
　　③　　 《黄氏门钞》卷八十二《抚州辛冬至讲义》。
　　①　　 《黄氏日钞》卷八十二《抚州辛冬至讲义》。
　　②　　 《黄氏日钞》卷八十二《余姚县学讲义》。
　　③　　 《黄氏日钞》卷八十二《抚州辛未冬至讲义》。
　　④　　 《黄氏日钞》卷八十二《余姚县学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