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习俗史之西夏习俗

西夏习俗
　　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在中国西部出现的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宋人称为西夏。西夏国的中心地区在河套平原，这里水草肥美，至今仍有 黄河富宁夏 的俗谚。党项羌人较早活动在这一地区，他们以畜牧为主业，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开展，过着半定居的牧农结合的部落生活。因此在生活习俗、信仰习俗、部落组织习俗上显现出特有的民族色彩。
　　（一）物质生活习俗
　　饮食习俗。由于西北高原的特殊气候，这里农业并不发达，西夏立国之前，居民过着游牧为主的生活，食物主要是肉类和乳品。西夏政权建立后，一些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被纳入版图，如陕西北部一些地方，兴庆、灵州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除当地的汉族外，部分党项族人也从事农业生产，所生产的粮食除供人民食用外，还为军粮提供了保障。这使以前单纯以畜产品为生的生活方式有了根本转变。
　　据《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西夏食物资源多种多样。主要农产品有麦、大米、荞麦、粟、稻子、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蔬菜有香菜、芥菜、薄荷、百叶、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马齿菜、瓜类等，佐料有葱、蒜、韭、盐、醋、胡椒、椒、干姜等。食品有细面、粥、乳头、油饼、胡饼、蒸饼、干饼、烧饼、花饼、油毯、盏锣、角子、馒头、酸馅、甜馅等。一般贫民还依靠杂草、野菜充饥，饮食内容随季节变化。据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西夏贫民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食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莜子、白蒿、碱松子等， 以为岁计.由于畜牧业的发展，肉食在西夏人的饮食中占有较大比重。肉食以羊肉、牛肉为主，举凡出征、聚会、盟誓、节庆等，羊肉、牛肉是不可缺少的主食。
　　烧烤羊肉、手抓羊肉、羊杂碎等至今仍是宁夏人的特色食品。
　　西夏人的饮料以茶为主，每年宋朝赐给西夏的茶叶有三万斤，此外，西夏还要在边境贸易中换回大量的茶叶。饮茶的习惯与西夏人的肉食生活有很大关系。自然，乳品也是西夏人的饮料之一。
　　西夏人爱好喝酒，《掌中珠》有 取乐饮酒 之语，这种用糜子酿成的 黄米酒 是西夏人在庆贺时的助兴饮品。如果是在解除仇怨的仪式上，西夏人的酒中还要掺进鸡血、猪血，用髑髅（死人头骨）盛装双方同饮。
　　服饰习俗。西夏人以畜牧为主业，衣着质料多为畜产品，正如大夏国主元昊所说：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 （《宋史？夏国传上》）。他们一般戴毡帽，穿毛织布衣或皮衣（所谓 羽服 ），着皮靴；腰间束带，上挂小刀、小火石等用物。羌人早先披发或蓬首，元昊为了强化民族意识，发布秃发令，强迫西夏人在三日内一律秃发，如违抗命令，即行处死，于是 民争秃发，耳垂重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以此秃发、穿耳戴环成为西夏人的民俗打扮。除了皮毛蕃装外，西夏社会上层还以中原生产的锦、绮、绫、罗之类的丝织品为服饰质料，男子穿团花锦袍，妇女穿绿花翻领长袍，头戴花钗金镂冠，内着百褶裙，足穿尖钩履，一个个衣冠楚楚。这些衣料来自于宋朝年年的 岁赐 和边界的互市贸易。
　　西夏人的服饰多样，据《杂字》载 男服 类下有２６种， 女服 类下有１９种，可见其服饰的丰富多采。值得注意的是西夏人开始以 白叠 即棉花为衣服质料，《掌中珠》所列袄子、汗衫、布衫、衬衣或许是棉制品。
　　居住习俗。西夏人畜牧业、农业区域的相对稳定，决定其居住习俗。在先党项羌人居住的房屋式样是木架结构上盖毛毡的帐篷，在流动时容易搬迁，所以党项羌人居住的地方称为 族帐.后来改成 栋字 式的 土屋 ， 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宋史？夏国传下》）。西夏民众居住的是简陋的土屋，只有有官爵的人才可以而且能够盖上砖瓦住房。土屋的建造方法是，先用木条作框，实土其中，用木桩夯筑，以成墙垣；屋顶也用土铺敷，层层相迭，颇为坚厚，因此雨雪无伤，且多平坦，人畜可以在上行走。这种房屋建筑材料，自墙垣以至屋顶莫不用土，仅少数梁柱、门窗用木，为纯粹的土屋（参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４２页）。土屋的布局为一列三间，中间供奉神位，左右厢房住人。当然西夏王国上层人物的宫殿、苑囿、官署、馆驿一如中原地区富丽堂皇。
　　交通习俗。西夏地理位置特殊，是中原沟通西域的中介地区，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 横穿全境，在河西走廊上，驿站密布、驿道通畅。西夏丰富的牲畜，如马、牛、骆驼既是生活资料，也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在浩瀚的沙漠中，西夏人依靠骆驼运载各种生活物资；而马匹是西夏人畜牧、征战的重要交通工具，西夏政府机构中有 马院 、 出车院 ，足见马与马车在交通运输中的位置。西夏境内河、湖众多，水上交通工具亦多种多样，其中以黄河边上的羊（牛）皮筏子最有特色。由于河水水急滩险，难以行船，西夏人利用当地出产的牛羊皮，充气之后，制成轻而坚固、浮而不沉的皮筏。
　　这种皮筏子，当地人称为 浑脱. 浑脱 的具体制作方法是这样的，一般多用羊皮，在宰羊的时候，从头部开始，小心地把整个羊皮揭下来，把四条腿和头部用绳扎紧，向里面吹足气，使它似气球一样胀起来，然后把类似的几只 浮筒 捆在一个特制的木架子底下，这样一只小羊皮筏子就制成了。
　　普通的羊皮筏子可以运载六七百斤的东西或坐上七八个人。至于用牛皮做的筏子，就比羊皮筏子大得多，浮筒里装的不是空气，而是羊毛。 浑脱 是西夏军民渡河的有效的民俗工具，它迅捷方便，军民深得其便。其后历代沿用，明人李开先在《塞上曲》中加以吟咏， 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 （《闲居集》）。
　　（二）婚姻习俗
　　党项羌人处于部落社会后期，婚姻关系上带有原始社会群婚制的残余，盛行收继婚制，女子出嫁到夫家便被认为是夫家的财产，因此寡妇必须留在夫家转嫁。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均可为妻，就是不娶同姓女子（《新唐书？党项传》）。富有家庭的男性家长可以收养更多的妇女而发展为多妻制， 藩戎之俗，诸母众多.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在叙述甘州（今甘肃张掖县）的风俗时说： 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当指姑表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六十一章）。这时尚距西夏灭亡时间不远，大致反映了西夏时期婚姻情况。当然多妻制，往往取决于男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一般平民并非如此。在男女关系上，西夏人较为自由，开放，女孩子长到一定年龄，会随自己意愿选择外族的意中人，家庭并不干涉，也不须媒妁之言，所谓 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 （清张鉴《西夏纪事》卷十）。有的青年男女，情真意切，必定相约奔至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用腰带勒颈，双方同时自尽。族人率亲属寻到，见之不哭，说 男女之乐，何足悲悼？ 于是用彩缯包其全身，外边裹上毛毡，再杀牛设祭。然后选择高山峻岭，架木为 女栅 ，将尸首迁至女栅上，认为他们由此升天，男女所在二姓族人在栅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这些反映了西夏婚姻、性爱方面的特殊习俗。
　　（三）丧葬习俗
　　西夏民俗 轻生重死 （张鉴《西夏纪事》卷十），对人死后的处理十分隆重。党项羌人早就盛行火葬的风习， 死则焚尸，名为火葬 （《旧唐书？党项传》）。其后佛教在境内流行，僧侣死后火化的做法，加强党项羌人的火葬传统。这时的火葬程序繁琐，极尽铺张之事，《马可波罗行纪》详细叙述了原西夏境内的唐古忒州（敦煌）居民的火葬礼俗：焚前，死者的亲属在丧柩经过的道路上，建一木屋，覆以金锦绸绢。柩过此层时，屋中人呈献酒肉及其他食物于尸前，盖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同生时。到了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的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同焚。据说，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钱财等如焚化之数。灵柩搬运时，要鸣响一切乐器。焚尸的日期不能随便确定，要请懂得星相卜术者选择吉日，然后停尸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时停至六个月以上。停尸期间，将尸首装在一厚木匣中，里边放上不少樟脑、香料，然后密封，以避臭气。停丧之时，每天必须在柩前桌上供食，供食时间与一般人吃饭时间相等。尤为奇怪的是，如果卜者说不宜从门出丧，就必须破墙而出。这种葬俗，实在耗时费事。
　　西夏皇室和贵戚重臣又有着不同的丧葬制度，他们模仿中原汉族统治者，大修陵寝，在贺兰山东麓， 数冢巍然.据史书记载，从李继迁起经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到安全，这九个皇帝的坟墓分别命名为：裕、嘉、泰、安、献、显、寿、庄、康等陵。从近年的考古发掘看，这些陵墓的形制规模，基本是效法唐、宋两朝陵墓制度。但也有区别，比如这些陵台台基呈八角形或圆形，不同于唐宋皇陵的方形；陵台在墓室后部，不起封土作用，墓内用护墙板，而不用砖砌，墓室中也未出现任何丧具，由此可见西夏皇室葬俗与汉族也有差别。
　　（四）部落组织习俗
　　西夏除了部分军、州施行中央直接控制外，大部分蕃部地区保持着部落社会的组织形式。蕃部居民，多聚族而居；一家为一帐，小族数百帐，大族千余帐，各族帐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有世袭的权力。西夏政府往往授予族帐首领一定的名号，如蕃落使、防御使、团练使等，以保持中央对部落的羁縻关系。族帐是兵民合一的部落组织，无事，各为生业，有事迅速聚集，有很强的族属观念和聚落意识。
　　西夏旧俗，以十二月为岁首，冬至节是最被重视的节日，一般居民都要在这一天会集家属亲友，举行宴饮欢聚。西夏部族内部崇尚团结互助，质直尚义。部族之间常发生仇杀，但一经化解，即喝鸡、猪血酒盟誓， 若復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 （《西夏纪事》卷十），这些咒语式的誓言，表示了他们遵守诺言的诚意。
　　部落成员，年十五以上为丁壮，一旦发生战斗，族帐首领即带本部丁壮出征。部落兵耐寒暑饥渴，有坚韧的意志和很强的纪律观念， 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部落社会通常以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来训练部落成员，培养他们的驰逐本领和协调能力，狩猎与习武紧密结合。元昊在每次出兵作战之前，都要率领各部落首领举行围猎， 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 ，并询问部落首领对战事的看法，并选其中勇敢有谋者作为战前指挥（《宋史？夏国传上》）。
　　这表明西夏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部落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风习。
　　（五）信仰习俗
　　族帐式的部落组织构成西夏社会的广泛基础，伴随着原始古朴部落生活的是原始的万物有灵的民俗信仰。西夏人信仰的神灵众多，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守护神、大神、护羊神等等。例如１１７６年夏仁宗在甘州地区黑水河上建筑了一座桥梁，他就发布《黑水河诸神敕》，立碑宣传，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身份，告诉 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 出来 咸听朕命 ， 阴加拥祐 （载罗福颐编《西夏文存》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第２４８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西夏人认为大地山川万物均有神灵主宰，神主善，谓之 守护 ，凡事需明神灵之意而后行，因此盛行沟通神人的巫术。
　　西夏人称巫师为 厮乩 ，巫师替人们向鬼神祈祷，占卜行事的吉凶，还请神驱鬼，画符诅咒，治疗疾病。西夏人行事之前总要占卜，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业，特别是行军作战， 每出兵则先卜 （《宋史？夏国传下》）。
　　卜法通常有四种：一是用艾草熏灼羊髀骨，观其兆纹以测神明之意，叫做炙勃焦 ；二是在地上擗（劈）竹，看落地竹签的数字来定吉凶，像用蓍草计算数目一样，叫做 擗算 ；三是咒羊，先边念咒语边用粟米喂羊，羊食粟后，会自动摇其首，夜晚牵羊焚香祷祝，又在野外烧起谷火，第二天早上杀羊，观察其五脏、羊肠胃是否通畅，认为通则吉利，如果羊心有血，则凶；四是 听弓 ，用箭杆敲击弓弦，审听它所发出来的声音，从而推断，敌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胜败如何？以及六畜灾祥，五谷丰歉等（《西夏纪事》卷十），出战的日期用只日（单数日），晦日不宜出兵。在战场上，西夏人善于奔逃，数天之后又回到败兵之处，捉人马射之，叫做 杀鬼招魂 ，或者札一草人埋在地下，众人齐射而还（《宋史？夏国传下》）。
　　西夏人 笃信机鬼 ，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关鬼的条目众多，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杀死鬼等。西夏人不仅出行要预先占卜，而且生病了也不求医问药，或者召请巫师送鬼，或者把病人迁到另一间房子住，以躲避鬼魅的侵扰，称为 闪病 （《西夏纪事》卷十）。西夏人 尚诅咒 ，有了灾祸或生病时，人们常念各种咒语送鬼，方法是在指定地方挖一个坑，把 鬼 送入坑中，在坑边上骂詈，以消灾祛祸。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保存的西夏文献中，仍有一些西夏文的咒语文本，如《魔断要语》、《疮恶治顺要语》等，这些资料反映了流行于西夏社会民间信仰情况。
　　西夏人对神灵十分敬畏，正屋作为神位所在，不敢居住，人们住在两侧的房间。对妇女也有忌讳心理。西夏部落复仇意识强，如果仇人未除，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直到斩掉仇人后，才恢复正常。有势单力薄者，为了复仇，就邀请壮妇，在大嚼一顿牛羊酒食之后，直奔仇家，纵火焚毁仇家庐舍，人们觉得与女兵为敌不祥，即纷纷退避离去（《西夏纪事》卷十）。
　　佛教曾经是西夏的国教，佛教信仰在民间广泛传播， 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僧人） （《黑鞑事略》转引自吴天犀《西夏史稿》第２２５页）。据说西夏人的秃发就与信教有关。
　　（六） 蕃俗 与 汉俗 的消长
　　西夏风习礼仪的发展，伴随着所谓 藩礼 和 汉礼 之争，藩礼即代表传统的党项民族的文化风习，而汉礼则代表着汉族的文化风习。两种文化风习同时并存，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西夏人中有不同的侧重表现。总的说来，西夏党项羌人内迁河套平原后，一方面仍然保持了原有的： 蕃性所便 的原始部落的风习，上层统治者利用 蕃俗 来强化部族意识，维持本族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一般民众则乐于沿用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汉文化影响，较大量地汲取汉族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习俗及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方面的养料，以提高本民族的经济水平和文化品位。从风俗文化的发展趋势看，西夏社会中 汉俗 不断增长， 藩俗 则相应削弱，自远祖拓跋赤辞臣属唐朝时，开始讲习中原分尊卑、行跽拜的礼仪。元昊时为创建期，既接受汉文化影响，又突出党项民族文化传统，既裁改中原制度的礼仪，又继承、革新党项沿习的旧俗。惠宗朝主张善礼的梁太后和爱好汉礼的皇帝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影响到当时的政局，梁氏甚至最后把惠宗囚禁起来。经过崇宗到仁宗把蕃汉文化同时发展到新的阶段。特别是仁宗，他全面学习汉文化，使西夏成为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礼仪风俗类似中原的国度。
　　例如，在朝廷服饰上，文职官员上朝要戴幞头，脚穿皮　　 ，手持笏板，或紫衣，或绯衣；武职官员朝服为头冠金贴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色左大襟长袍，腰系束带，佩刀、弓等物件，文武官员的服饰明显地采用了中原仪制。
　　在民间生活中，汉俗得到扩大发展，如西夏人在创立文字　　后，从中原传进了易卜方法，西夏著名学者斡道冲曾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流传国中。１９７２年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了西夏文占卜辞，其一记载：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凶，申日万事吉，西日与贼遇，戌日有倍利，亥日心欢喜。这种以地支计日的占卜方法，显然是受汉俗影响。此外西夏的人生仪礼习俗也逐渐接受汉俗影响，如婚俗，西夏人在立国之后，除保持传统党项婚俗外，也逐渐流行明媒正娶，《掌中珠》记载， 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 ，只有儿女之事解决后， 方得心定.武威所出的《杂字》中也有 送女索妇，来到家中 之语，这种婚俗与汉族并无两样。
　　其他如民间音乐、戏曲表演、宫殿建筑、陵墓制度，都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族习俗影响。汉俗的增长丰富了西夏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推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