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教育史之辽、金两朝的教育

辽、金两朝的教育
　　在两宋时期，除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正统教育之外，先后峙立于中国北方地区，并一度占据过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诸朝，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与两宋政权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往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一方面继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并扩大先进的汉族文化教育观念和制度，逐步建立起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教育模式，成为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古典教育的重要部分。辽、西夏、金诸朝教育事业的建设，对于开发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无论是两宋，还是辽、西夏、金，都受到史家的好评，并被誉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其中，文化教育的广泛流通和融合，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并且是促使各民族关系由干戈化为玉帛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辽代教育的基本状况
　　辽朝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契丹族创建的政权，公元９１６年，辽太祖耶律亿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公元９４７年建国号辽，后一度改号，公元１０６６年复号大辽。契丹是个古老的民族，最初活动于潢河（西拉木伦河）与土河（老哈河）流域，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北魏以降，契丹各部开始对外扩张，受到北魏、北齐政权的打击。隋朝时又受到隋军的攻击，势力大衰。唐代贞观年间，契丹大贺氏联盟依附于唐朝，唐在契丹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封大贺氏联盟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此后，随着唐朝国势的盛衰，契丹屡附屡叛，一度沦为回纥汗国的属国。至公元１０世纪初，耶律亿（阿保机）主政，积极对外扩张，取得一系列的战争胜利，掠夺了大量的外族人口，国势渐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
　　契丹建国不久，便依靠汉族官员和士儒的帮助，仿照汉制，建立国家政权和文化制度，开始走上了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逐步汉化的道路。
　　在文化教育方面，辽对于汉族的唐宋制度及其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模仿和发挥。其中，辽太祖神册五年（９２０年）由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所创制的契丹大字，基本参照了汉字；这种契丹大字与其后不久创制的契丹小字及汉字并行于辽代，成为辽代主要的文字记录工具。余如辽代的官制、宫室制度、服制、婚制、试士科制及官学制度，均不同程度地参用汉制，使得辽政权及其文化，逐步溶入华夏文化的氛围之中。辽代的汉化倾向在历朝皇帝的治下，都十分明显。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虽因建国之初，以鞍马为家，经略方内，未遑艺文之事，但阿保机仍然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起用汉人韩延徽 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 （《辽史？韩延徽传》）；任用汉人卢文进 教其织纴工作 （《辽史拾遗》卷一引《阴山杂录》），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辽代的世宗、圣宗、道宗诸帝更是十分仰慕中华文化风情，史称世宗， 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圣宗 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 （《契丹国志》卷七）；道宗则 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 （《嵩山集》卷二《朔问下》）。显然，辽代帝王的好尚，对于整个社会风俗民情的影响和导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一向在汉族社会奉行的儒家的道德伦常，也在汉化的过程中逐步渗透到辽代社会，成为辽代社会生活所遵循的伦理规范，对于有关社会风化的道德教育产生了规定性的意义。所谓 忠 、 孝 、 节 、 义 等儒家的伦常道德，或被视为 保身保家 ，的至宝，或被视为不可稍有懈怠的戒条。譬如，辽朝的诸帝，除太祖和天祚帝之外，各帝谥号均标有 孝 的字眼。近年来在辽墓发掘的画像石，诸如闵损草衣孝母、王密舍子救弟、孝妇姜思妻、董永卖身、王祥卧冰求鱼等孝子、孝悌、义妇之类的故事，数量多而分布广，说明汉族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确已渗入到了辽代社会的各个阶层。
　　辽代还建立了仿照汉制的官学制度。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的神册三年（９１８年），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及下属的国子学和孔子庙，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最早的措举。至太宗时，又在南京设置太学（又称南京学）。圣宗统和十三年（９９５年）九月， 以南京太学生员寝，特赐水硙庄一区 （《辽史》卷十三《圣宗纪》）。说明辽代太学初建后，发展速度很快，规模也在得到逐步的扩充。辽道宗清宁元年（１０５５年）十二月，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从而正式确定以儒家经典为法定教材，并建学官，使太学走向正规。清宁五年（１０６０年），辽廷又分别于上京、东京、西京、中京同时设学，合称 五京学.随后又创置了中京和西京国子监，使辽代的中央官学制度基本定型。
　　目前有关辽代国子监内部的设置情况，尚无详细的史料，也没有记录辽代国子监、太学生员的史料，但辽代中央官学的内部设置有两点是明确的。
　　一是国子监、太学的教职官员仿汉制设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职，国子学及五京学设有博士及助教，这种体制的设置，说明辽代中央官学实际是中原汉族体制的移置形式。二是辽代国子监、太学均重视尊孔祭孔仪式，国子监依附于孔庙，并特别强调 以时祭先圣先师 的宗旨①。
　　辽代的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的发展也大体呼应，初步形成了府州县学的多层学校网。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代的黄龙府、兴中府并设有府学及博士、助教；各州县有州学、县学，也设有博士、助教。辽代的州县学，以涿州州学设置较早，据光绪《畿辅通志》称：此州学始建于辽圣宗统和年间（９８３- １０１１年），而据应历十年（９６０年）的《崇圣院碑记》 涿州学廪膳生卢进达书 之语，则可推断，涿州州学在辽穆宗时既已出现，且已出现官费养士的禀膳制度。此后，其他州县先后仿效而陆续建成州县学。
　　其中，应州州学、滦州州学建于道宗清宁年间，中京川州创建庙学，良乡县在大公鼎任职县令内建孔子庙学，马人望在新城县建新域县学，肃萨八在寿昌元年（１０９５年）建永清县学。至辽末天祚帝时期，仍有一些州县官员没有放弃创办教育的工作，如：耶律孟简在高州观察使任内 修学校，招生徒 （《辽史》卷一○四《耶律孟简传》）。乾统年间（１１０１- １１１０年），玉田县创办县学；三河县令刘瑶则是 领袖生徒，纪纲文会 ，重建孔庙， 阐扬儒教，辅助国风 （《全辽文》卷十《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
　　从这些情况来看，辽代虽然没有详细的有关地方教育史料留给后世，但仍然可以从片断零散的史料中，发现其地方教育的一般特征，即：崇尚儒风，推行儒教。
　　辽代官学的师资也主要倚重于汉族士儒。这些汉族士儒，有的是被辽军虏获的宋代国学教师，如《辽史？武白列传》所记的宋国子博士武白，被辽军俘获后，诏授上京国子博士，其后主持国子学教学，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也有的是自愿归顺辽朝的汉族士儒，如《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选举考》记统和元年（９８８年）三月，宋进士挈家来归者１７人，令有司考其中第者辅学官，余授县主簿、尉。辽代作为一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民族，在与汉族中原王朝的广泛交往中，逐步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仰慕中原文化，进入燕云十六州之后，更急于引进汉族文化，重用汉族士儒，以解人才不足之忧，并著为法令。圣宗统和中明令： 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抱器能者，是以名闻， 并任命汉族士儒卫德升等六人为官。其他如兴宗时的国子祭酒刘日涿、燕赵国王教授姚景行及圣宗时的毛诗博士宋匡世，均对辽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六《学校考？祠祭上》： 太祖神册元年春，立子侍为皇太子。问侍臣曰： 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问先？ 皆以佛对。太祖曰： 佛非中国教.皇太子对曰： 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祀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除普通官学之外，辽代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宫廷教育。在辽代开国之初，耶律阿保机便为长子突欲（太子信）安排了学问渊博的张谏辅侍施教。寿安王则由学者宋琪担任侍读辅教。在以后诸帝时期，则设有诸王文学馆和 诸王教授 、伴读.圣宗太平七年（１０２７年），辽代中山郡王查葛、长沙郡王谢家奴、乐安郡王遂哥请求设置伴读书史，均得朝廷允准。契丹族起于北荒，礼教观念相对淡薄，故其后宫女学较少拘限，后宫中多出才学博雅的女中英杰。秦晋国隆庆妃 幼而聪警，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詠，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 ，又 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黄金也 （《金辽文》卷八《秦晋国妃墓志铭》）。史称隆庆妃轻财重义，广延群彦，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古今，谈论兴亡，坐者耸听。 妃每读书至萧、房、杜传，则慨然兴叹，自唯有匡国致君之术，恨非其人也 （同上）除隆庆妃外，像宣懿、文妃，也都是出色的女作家。其中文妃的诗词作品在《辽史》本传尚有残篇保留，其内容为讽谏君王应选取贤臣，亲近忠臣，堵塞奸邪之路，以图增强国力。
　　辽代重视皇室子弟的教育，而皇室子弟自己也勤学自励，学问成才。如前述太祖长子耶律倍，为了读书，曾买书万卷，收藏在医巫闾山顶上的望海堂里，他居中潜心读书，专研学问， 通阴阳，知音律，转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 （《辽史》卷七十二《义宗倍传》），成为兼通辽汉文化的博学之士。他在医巫闾山收藏图书的望海堂，也为后人治学提供了极好的便利。如兴宗、道宗期间、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便曾 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 ，又入南山肄业。《辽史？兴宗本纪》记兴宗 幼而聪明，长而魁伟……好儒术，通音律 ，与文学家耶律答钦结为诗友，向其请教 治要 ，多所匡建。继位后又喜读《唐史》中的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并让博士录其行事以供参鉴。其子道宗，则向枢密直学士耶律俨学习《尚书？洪苑》，又请燕国王延禧抄写《尚书？五子之歌》以供诵读。辽代的历朝帝王及王室子弟大都接受了较全面的汉文化教育，成为兼通辽汉文化的学者皇帝。
　　除官学及宫廷教育之外，辽代也出现了数量不等、形式各异的私学。这类私学一是依托藏书之所，潜心专研，如前述的医巫阎山望海堂便属此例。
　　《辽史？萧韩家奴传》记：文学家萧韩永奴 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文学家王鼎 幼好学，居太宁山教年，博通经史 （《辽史》卷一○四《王鼎传》）。这类南山、太宁山当与医巫闾山一样，均属藏书的所在。也有的学者是居家读书肄业。《辽史？室昉传》记契丹人室昉 幼谨厚笃学，不出户外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他经过刻苦勤学，考中进士，历任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诸朝，死前被封为 尚父.《辽史？邢抱朴传》记邢抱朴兄弟 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宁■墓志铭》记宁■因家学得力而父子俱得进士。兴宗重熙年间王泽一家，也因家学闻名于当世。由此可见，辽代私学尚不发达，主要是在山林藏书之所和家族内部进行。不过，由于辽代已经出现了民间刻书的行业，因而一般的启蒙读物也在辽代广泛流行。一般辽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主要是《论语》、《孝经》。当时流行的诗句称： 小儿学习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 （《杜诗镜铨》卷十二《最能行》）。又称： 此志方扪虱，众雏事附史。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 （《归田诗论？村学堂》） 都都平丈我 ，即《论语》 郁郁乎文哉 ，是宋人嘲笑村塾老师念错别字。除《论语》《孝经》之外，唐李翰《蒙求》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是常用的启蒙读物。１９７４年在山西应县辽代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蒙求》，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刻本。从这些情况来看，辽代民间的启蒙教育基本继承了唐宋诸朝的传统，已溶为儒家文化的有机部分。
　　从应县木塔发现的印刷品来看，辽代雕印图书的地点分布很广，除燕京外，尚有南京道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市）、西京道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五台山、永安山的佛寺也有刻版印经的业务。这些雕版业除了印制《论语》《蒙求》之类的图书外，大量的是印刻佛经，如《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应县木塔中的《妙法莲花经》等等。在雕版印刷业之外，辽代还盛行雕刻佛教石经。在北京房山涿鹿山云居寺保留的辽代数千块佛经石刻，便是为了统一经文，排除异端，而使学者有所凭据，使佛经教学规范化、客观化。
　　辽代佛教盛行，境内名刹遍布。佛教寺院不仅是遁世避俗的修业之地，也是辽代重要的文化教育场所。僧徒一般从受沙弥戒到国师，都要经过一整套严格的教育训练过程。从启蒙识字到精研佛典，其中包含的知识内容十分广泛，因此在辽代的高僧中也不乏博学之士。一般佛徒均须兼通儒学外典与佛学内典，方可称为博学。诸如：丰阳立心寺的和尚了洙， 研讨六艺子史之学，掇其微妙，随所意得，作为文辞而缀辑之，积教十岁，不舍铅素，寝然声闻，流于京师 （《全辽文》卷十《沙的洙公壁记》）。高僧党苑著《大日经义释演密抄》，则广征儒书、经史，延及子、集，以证经典。这些均是融会贯通儒佛之道的治学典范。
　　辽代佛教还继承唐制，以经、律、论为三学，中京、南京均建有三学寺。
　　三学寺内 择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诸郡内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凡取经律论师，差亦考试，于各宗出题答义，中选取者之人为三京法师 （《热河志》卷八十一）。金大定七年（１１６７年）的《兴中府设建三学寺碑》记述了辽代三学的渊源及其流布情况： 三学者，其来远矣。爰自于唐肇起之也。
　　迨及有辽，建三学寺于府西。择一境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连郡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递开教门，指引学者。兵兴以来，殿堂廊庑，扫地而无，圣朝既获辽土，设三学如故法。 这说明三学寺这种佛教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金代还照样施行。可见佛教教育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治理下，占有重要的地位。
　　科举制度是辽代重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对辽代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叶隆礼《契丹国志》记载： 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傯干戈，未有科目。 至辽太宗会同初年，刘晞留守燕家， 尝三知贡举 （《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刘晞传》）。《辽史》也记室昉在会同初 登进士第 ，说明在太宗会同年间，辽代已建起科举考试制度。《辽史？景宗本记》记保宁八年（９７６年）
　　诏复南宋礼部贡院，圣宗统和六年（９８８年）又 诏开贡举 （《辽史？圣宗纪》）。说明这一时期，辽代贡举正时续时断，尚无常规，直到统和年间才趋向稳定。
　　辽代贡举及第人数名额很少，统和六年诏开贡举，仅及第一人。统和七年八月放进士及第二人，九年及第一人，十一年及第一人，十二年及第二人，十三年及第二人，十四年及第三人，以后历年贡举概不出三人之数，直到统和二十四年（１００６年），放进士杨佶等２３人及第，此后历朝辽帝贡举人数或多或少，少则二人，多则１３８人（道宗咸雍六年）。统和十八年后改为三岁一试。辽代科举考试分为乡、府、省三级考试，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能，省中曰及第。三级考试的程序一般为：一、乡试合格后，由州县荐遣于五京（临潢、大定、辽阳、析津、大同五府）。二、五京府试合格后，再解到省试（尚书省试），凡解试合格有资格参加省试者，均称 乡贡进士.三、参加省试，省试及第称进士，省试合格者再参加殿试，殿试合格者称 殿试进士 或 殿试及第.省试进士及第后， 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明日，举乐而出，乐作、及门，击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试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应奉文字，余二三人，止授从（征）事郎，余并授从事郎 （《契丹国志》卷二十一）。
　　辽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以诗赋、经义为主。圣宗时也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统和十二年，又诏设明经茂才异等科，在常科之外，又增特科一径。李世弼《金登科记序》云： 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廷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所亦不限定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 辽代科举考试有一大特点：即是科举考试主要以汉人为对象，禁止契丹族与医卜、屠贩、奴隶及悖父母或犯事逃之者应进士举。重熙中，耶律蒲鲁举进士第，主文以契丹无举进士之条闻于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其子就科目有违国制，鞭之二百。这说明辽代统治者对契丹族人仍然侧重武事，不鼓励其习文。而对汉族士儒，则尽力抬高科举的身价，禁止一些被视为下贱职业出身的人参加。
　　（二）金代教育的基本状况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继辽之后中国北方又一个强大的割据王朝，其政权存在的年代从公元１１１５年至１２３４年，历时１２０年。女真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生活在黑龙江流域，是古代肃慎族的后裔。
　　《金史》卷一《本纪一？世论》记载金人祖先出自靺鞨氏，本号勿吉，勿吉是古肃慎之地。元魏时期，勿吉分为七部：粟末、伯咄、安东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唐初，黑水、粟末依附高丽。李勣破高丽后，粟末退居东牟山，后建渤海国称王，传十余世后始有文字、礼乐及官府制度，黑水靺鞨居肃慎地，曾助高丽抗拒唐军，开元中朝服唐政权。唐置黑水府，以其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视之，赐国姓李氏。其后黑水依附渤海国，五代时又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在北者，不籍契丹，号生女真。
　　生女真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号称白山黑水之间，以游牧，狩猎为生。
　　约在辽兴宗时期，活动在安出虎水一带的女真完颜部逐步强大起来，联合女真诸部，结成部落联盟，由完颜部长乌古迺为联盟长，接受辽朝加封的节度使封号，统领女真诸部。公元１１１３年，完颜旻即位后开始对外扩张，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于公元１１１５年建立国家，仿汉制称皇帝，国号大金。建都于今黑龙江省阿南城，金太宗时称会宁府。１１５３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
　　金建国后，前后发动了对辽和北宋的战争，于公元１１２５年灭辽国，公元１１２６年灭北宋王朝，成为雄居中国东北及中原广大地区的强大政权。
　　金太祖在创业之初，便曾依靠汉族士儒杨朴的辅助，奠定基业。建国之初便积极收罗 博学雄才之士 ，并仿照汉制筹谋文化教育事业。天辅二年（１１１８年）九月诏曰： 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其所在诒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天辅五年（１１２１年）
　　又诏令： 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同上，卷二）太宗天会元年（１１２３年）又正式仿汉制，建立科举取士制度，开辟了辽朝故地汉儒读书仕进的途径，将金代教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金熙宗继位后，开始实施更彻底的汉化政策。除了在政治上废除传统的谙版勃极烈等辅政制，全面实行汉族官制之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女真与汉族文化差距的措施：天眷元年（１１３８年）五月诏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天眷三年（１１４０年）十一月册封孔子４９代孙孔璠袭衍圣公；皇统元年（１１４１年）金熙宗又亲祭孔庙，再拜而退，盛赞 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这表明金熙完颜亶高度重视汉族的儒家传统教育，并视之为万世可尊的学问之道。
　　熙宗以后的金代历朝皇帝也都十分重视引进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建设。像海陵王完颜亮这样生性 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 的人，在位期间虽然天下骚动 ，不暇他顾，却仍然主持建立了国子监等教育设施，并规定了以儒家经典、诸子、史传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到世宗完颜雍时期，金代社会实际已经完全汉化了，以至金世宗反复告诫大臣及宗室子弟勿忘女真旧风，并声称 女真旧风最为纯真，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他一方面强调不忘女真旧俗，对海陵王迁都永乐以来 女真人■忘旧风 的状态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则主张将女真的旧俗与汉族的典章文化溶为一体，并组织翻译《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指出： 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遂命将上述译著颁行天下。世宗之后的章宗、宣宗、哀宗诸朝，也均对尊孔、读经有明文的规定，并在科举和兴学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出现了 儒风丕变，庠序日盛 （《金史》卷一○三《文学传》）的文治局面，使得金成为较辽、夏诸朝汉化程度最高、普及范围最广的朝代。
　　金代的中央官学。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始置国子监后，分为词赋经义生和小学生，招收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僚子弟，１５岁以下进小学，１５岁以上进大学。世宗大定元年（１１６６年）始置太学，定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及曾得府荐及终场人入学，养士名额初为１６０人，后扩为４００人。国子监与太学均设有专职人员管理教务或施教。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及丞，并有博士、助教和教授等职。太学则设博士与助教。凡补试学生，太学生礼部主试，曾得府荐及终场人皆免试。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有人曾建议章宗采用王安石的三舍法以兴学校，采崇宁的八行取士以行乡贡，遭到众官的反对。但从此采取了扩大地方官学的一系列步骤。金代的中央官学除国子监、太学之外，尚有大定十三年设置的女真国子学，专收各路女真学推荐来的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中优秀学子，学习大小女真字和儒家经典，其中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由新进士为教授，主持教学工作。除此之外，金代还设有司天台及医学，均设有司专职研究与教学的使命，并招收一定名额的学生。《金史？章宗本纪》记 国子祭酒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 一事，不知 六学 所指的具体学校名称，也不知与唐代的中央六学有无对应的关系，但可肯定中央官学共有六类。
　　金代地方官学也很发达，并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校系统。世宗大定十六年（１１７６年），金代始设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专收 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祖先以上亲并得解举人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其后增设州学，专收 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 子弟入学，另外收其他品级官僚子弟中曾经府荐及同境内举人，孔子阙里子孙及数经府荐和终场试者也有一定的名额比例。女真学始于大定四年（１１６４年），朝廷以女真大小字译《尚书》，颁行后，选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共达三千人之众。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京都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及州学，全国共设２２所，学生选取方式与国子监的词赋经义生同制。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金代大规模地扩充地方官学，在大定旧制之外，增设府学２４所，学生９０５人。其中，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四府养士６０人；太原、益都二府５０人；大定、府间、济南、大名、京定诸府各４０人；辽阳、彰德各３０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各２５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诸府各２０人。就各府分配的学生名额来看：以现在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西部一带文化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人数较多，而甘陕西凉及女真旧地名额较少，说明府学名额的分配，十分注意汉族士儒的需求。节镇学增设３９所，养士６１５人；防御州学２１所，养士２３５人。女真府学始设于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年），以新进进士担任教授，分置于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诸路府州。从这些学校的教师设置来看，女真学与一般的府州儒学相比，教学质量偏低，一般府州学教授须由 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 担任，而女真学教授，只须新进进士。这些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根据科举考试的词赋、经义二科的需要而设置，一般来说，均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主。世宗大定年间，曾组织翻译女真大小字的《孝经》、《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列子》、《新唐书》，并颁行地方学习。章宗时学士院又进唐宋文人韩愈、杜甫、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王禹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人的文集２６部。朝廷还诏求《崇文总目》中的书籍，又诏令亲军３５岁以下者学《孝经》、《论语》。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有司言律科举人只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从这些情况不难看出：金代官学，无论是一般儒学还是女真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课程，同时兼学老庄学派诸子百家及历史著作，词赋学问则着重参研唐宋各大家的作品。专业学科如律科在本科之外，兼学《论语》、《孟子》，以 涵养器度 ，并列入科举考试范围之内。
　　金代十分重视对女真族子弟的教育，除了设置学校之外，还制定了一种近似强迫性义务教育的法令。《金史？选举志》记： 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 也即是说：接受教育，是女真诸部子弟的法定义务，如果不愿入学，则要依法强制其充入学额。不仅如此，金章宗还要求身边的近侍及将要担任地方官职的人一律受教。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诏令：诸有司，凡承应人，系将来受亲民之职，可命所属谕使为学，其护卫符宝、奉谕奉职、侍直、近密，当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为之教授（《金史》卷九《章宗本纪》）。
　　明昌四年，金章宗谈到荐举人才，又强调： 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余事，此孝弟所以废也。若论所司官吏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则教化可行，孝弟可兴矣 （同上）。这一点，表明金代统治者最终确认了以教化治理地方庶务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
　　金代的官学，除儒学及女真学之外，以医学最为发达。医学分设于各府州地方，并附设于国子学与女真国子学内。像皇宫内院、东宫、太兴府等机构内均设有医正、药正，诸职、诸路设有医学博士。金代医学，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大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可试补小学。金代医学教育取得突出的成就，我国古代金元有四大名医，其中刘完素与张元素位居其中。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著有《素问元机原病式》《宣明论方》诸书，他的学说经其门人张从正的继承发挥，形成了以用药多用凉剂，以攻治邪的流派，其著述繁富，医家称之 发明运气之理，兼及诸家方论，于轩岐奥旨，实多阐发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二》）。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著有《病机令宜保命集》，其弟子李杲，字明之，真定府人，著有《内外伤寒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诸书，其治法 取补土生金，升清降浊，得阴阳生化之旨 ，以土为万物之母，以脾胃为生化之源，形成温补一派。其学说对传统的伤寒病原理有很大的发挥。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金代的学官设置十分广泛，不仅教学机构中设有学官，其他政府机构或内宫也多设有形式各异的司教人员，这些司教人员，有的主司专业教育，有的则是辅教帝王或王室子弟。如：太乐署设置令、丞， 掌调和律品，教习声音并施用之法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一》）。益政院，置于内廷，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达者，上值，备顾问，讲《尚书》、《通■》、《贞观政要》，名为经筵，或称内相。宫人女职：内设女史十人，掌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事（同上，卷五七）。亲王府设辅正， 掌师范辅导，参议可否 （同上）。至于詹事府设置的教职，更是多样：除司经正及副正掌经史图籍外，尚有左右谕德及左右赞善， 赞谕道德，侍从文章 （同上）。
　　这些宫廷内部司教人员的设置，反映了金代保傅教育的概况。
　　金代科举始创于太宗天会元年（１１２４年），其时 急欲得汉士，抚辑新附，故设科取士 （《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选举考》）初无定制，也无定期、定数。天会五年（１１２７年），因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缺，以辽宋不同制，诏南北各因其所习业取士，号南北选。天眷元年（１１３８年），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取士，科举考试内容开始接近统一。至海陵王时，于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年）废除南北选，增设殿试制（天德二年），贞元元年（１１３５年），又定贡举程式修理格法。正隆元年（１１５６年）命于五经之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举，科举考试制度从此有了统一的规定。
　　金代科举考试制度兼采唐宋之制和辽制而有损益。考试科目有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年）罢策试科，设女真进士科。女真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故称 策论进士.金代取士，凡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进士；凡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举人；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论策各一道。
　　金代科举分为四试制：乡试- 府试- 会试- 廷试。乡试在每年三月二十日举行。府试日期：策论进士八月二十日试策问，间三日试诗；词赋进士于八月二十五日试诗赋，间三日试策论；经义进士又间词赋后三日试经义，又三日试策。此后每隔三日依次试律科、经童。会试于正月二十日试策。廷试，策论进士在三月二十日试策，三月二十三日试诗论，词赋进士于二十五日试诗赋论，而经义进士于同日试经义。
　　经童科始创于金熙宗即位第二年（１１３６年），海陵王天德年间废止，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章宗即位初复置。其制：凡士庚子年１３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１５题，通１３以上；会试每场１５题，三场共通４１以上，为中选。经童科以幼而诵多为贵，因而朝野对其评价不一，其录取人数最多时达１２５人，以后陆续减少，一般均在数十人左右。
　　金代教育及科举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允许女真族人参加科举，但与汉族士儒不同制，专设女真进士科，女真侧重策论，汉族侧重词赋经义，这与辽代的政策有所区别。二是科举中虽设有乡、府、会、殿四级考试，但进士、举人名分不是根据通过逐级考试获得资格，而是根据应举科目内容确定名分：应律科、经童试者为举人，应策论、词赋、经义试者为进士，所以途仕分为三科进士，府试、会试、殿试均有进士的称谓。这与宋朝辽两均有不同。三是同辽代相比，金代还设有制举，且体制完备，远非辽人应时草率之举所能比附。金代在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年）始创制科，明昌元年（１１９０年）始定应制宏词科，次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词、达于从政等科。凡应荐者，经学士院及廷试考试列优等者，均可破格提拔，上等可升迁二官，次等升迁一官。四是金代对学校养士及有关教育经费问题，采取法律的形式加以解决。章宗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年）九月，更定《赡学养士法》，规定： 国子生人给民佃官田百八亩，岁收以所入租，官为掌其数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五《学校考》）。这同宋辽两朝的养士之道虽大体相似，但在形式上有更加明确的规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五是金代统治者在加强汉化教育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金代创置女真文字及女真学就是增强女真文化力度的重要举措。世宗完颜雍反复强调不忘女真旧风，并力图把女真风俗传统与儒家文化的教义融合为一体，也是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努力。这种努力显然是为了在缩断女真与汉族文化差距的同时，保持女真文化的特色和优良传统，维持并强化女真民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女真族的统治地位。
　　（三）辽金二朝的教育家及其思想
　　辽金两朝在教育思想方面，较同时期的宋王朝大为逊色，保存的史料也数量很少，又加以文字禁例森严，兵兴不断，典籍佚散，目前很难获得有关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完整认识。诚如《辽史？文学传序》所称：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序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事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临敌，岁时以蒐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 辽金两代的情况虽有差异，但大体相同，现仅从零散的史料出发，对辽金时期几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一粗浅的说明。
　　赵秉文（１１５９- １２３２年），字周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５年）年进士及第，后历官州县，章宗时入朝任职，累迁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益政院设书官等职。任职期间读书著书不懈，著作有《易丛说》、《杨子发微》、《中庸说》、《太玄笺赞》十余部，收入《滏水集》中。元好问《闲闲公墓志铭》称他： 不溺于时俗，不泊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六经，从容乎百家。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以儒家的道德性命学说为宗旨，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 传道 ，道之所用，则须开物成务。教育的任务既为传道，道之所言则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最基本的内容；五者为 天下之通道 ，至于杨雄、韩愈闢老佛而倡立之道，则是 各有当 而未为正理。对于人性问题，他以孔孟的学说为依据，强调 性之本体的重要性，指责佛道人性论及荀子性恶论、杨雄善恶混及韩非性三品皆非性之本，执其一端而已。他强调性之本体与天理及道的同一性，认为修道便是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修道的目的便是 复天理之真.在这一点上，他实际吸收了唐代李翱和宋代理学家的观点。
　　在治学方法问题上，他强调理论与现实相联系。指出： 夫道，何为者也，非太高难行之道也。今夫清虚寂灭之道，绝世离俗，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大德，可一日离乎？故曰：可离非道也。 （《滏水集》卷一《诚说》）因此，他主张修道之士应从最切近的事情做起， 由近以及远，由浅而至深 ，切忌 贪高慕远，空谈无得.赵秉文这种注重践行的务实学风，显然也是针对佛教的学说而言的，但在金王朝积极推进汉化教育的过程中，强调务实的学风，显然也助于避免熏染汉族地区业已成风的理学空谈习气。
　　杨云翼（１１６９- １２２８年），字子美，赞皇檀山（今河北省赞皇县）人。
　　章宗明昌五年（１１９４年）登进士第一，后累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一度任太学博士。他曾与赵秉文同掌文坛之事达二十年之久，时人有 杨赵 之称。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认为： 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礼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 ，他回顾儒学发展的历史，认为魏晋以降，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于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词，因而造成了种种病端，他效仿韩愈奋然捍卫儒学道统，提倡 儒之正理 ，其治学宗旨，与唐宋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育家如韩柳、宋初三先生及程、张、朱熹等人也有异曲同工先后呼应之势。
　　作为一个多年辅政于帝王的重臣，杨云翼十分重视阐发帝王之学的原理。在一次旁听侍读为金哀宗讲授《尚书》的过程中，他提出： 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析章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他列举 任贤 、 去邪 、 与治同道 、与乱同事 、 有言逆于汝心 诸条，详加说明，深受金哀宗的器重。同时，他还发挥韩愈尊师重道的观点，并建议帝王不仅要尊师，还要交友，以便能广泛地吸取他人之长为我所有。同时，杨云翼还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一改鄙视方技工匠之学的传统儒学观念，主张博学兼通，服务社会，他本人便是一个精通文学、经义、天文、历法、医卜的博学大儒。
　　王若虚（１１７４- １２４３年），字从之，号慵夫，真定藁城（今属河北省）
　　人。他少年颖悟好学，以文章德行著称于当地，承安二年（１１９７）中经义进士，以后历官州县，参预修撰国史，官至左司谏等职，元灭金后，隐居泰山而逝。王若虚身为一代大儒，深受学者推崇，被认为是与赵秉文、杨云翼并称的学界 当代矩公 、 士林仪表.有的学者称他 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 （《滹南遗老集？序》）。有的学者称他的学问 本诸天理，质诸人情，不为孤假崖异之论 （同上）。但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受宋代理学的影响较大，但又不是完全妄然苟同。一方面他赞扬宋儒 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继 ，推崇理学家 推明心术之微，新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见 （《滹南遗老集》卷四十四《道学发源序》）。
　　另一方面也指责理学流于佛道， 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 ，朱熹注《论语》也有 妄为注释 、 过为曲谈 的偏差。他反对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主张圣人之学应当顺乎人情。这无疑是一种较中肯的见解。
　　在学习儒家经典方面，王若虚强调经典的价值，反对断章取义，或据注释及史传来解释儒学的真义。他主张全面理解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古代的志士仁人，既要明晓善恶，辨知是非，又要明哲保身，无有祸败，否则便是 愚暗妄行，不知义理.王若虚在金元两代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他的学生不少在元代为官，继续传播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主张，他的著作也曾在元代兴贤书院、双桂书院等地重印，成为沟通金元两代教育思想的一座学术桥梁。
　　在金代末期，除了上述赵秉文、杨云翼、王若虚之外，金元之际的元好问，也在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元好问虽然主要是一位文学家和诗人，但他注重诗文的道德教育作用，提出 诗以载道 的主张。他对于科举制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写过州县办学的记文，提出 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 ，并认为 权利以作新民 ，教育不仅要培养人材，而且还具有 新民 的使命。这些思想，都包含了丰富的哲理，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