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教育史之南宋教育的变化

南宋教育的变化
　　南宋教育的设置大体因循北宋旧制，而略有损益，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理学在与王氏新学的争逐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太学体制内部出现大幅度的调整，三是为皇室贵族专设的宗学有所加强，四是地方教育的持续发展。
　　（一）学校领域里的理学化进程
　　理学自北宋仁宗朝后期兴起后，迭经熙、丰新政和崇、观伪学之禁而遭朝廷排抑。元佑更化时期，一度期于功用，程颐并被尊为帝王之师，但不久绍述之论复起，理学失去官方讲席。至北宋末的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程门弟子杨时出任国子祭酒，力诋王氏新学为邪说，矫枉太过，遂遭 习用王学 的太学诸生群起而诋詈，程氏学派再次失去官学讲席。
　　南宋建炎以降，理学南渡；东南学者推崇杨时为程氏正宗，力诋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倡赞元佑学术，理学再次崛起。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宋高宗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其制词称程颐之学，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上接孔孟道德；要求世之学者， 从而求之，从而听之.这样，正式为二程学说平反，确认了二程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科举程文，也稍用颐说。
　　再加宰相赵鼎的极力倡赞，一时程氏之学风靡天下。学者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就被认为是贤大夫，反之则否。
　　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年），谏官陈公辅上疏请禁程氏之学，诏令： 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 ，而不必专主程氏一家之学。随后，秦桧入相，指斥颐学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仪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御史中丞曹筠也请科举考试凡用程氏之说者，并加淘汰。从此，程氏学说被完全排挤出官学和科举之外，直到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年）秦桧死后，朝廷诏令科举取士，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程氏之学又逐步占据了官学和科举的主导地位。
　　此后三十余年间，程学与王学之争从未中断，朝野士大夫对道学之真伪、是非、公论不一，但正如大理司直邵裒然所言： 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 说明绍兴以后的孝宗年间，在官学与科场的王、程之争中，程氏之学占据上风，道学家已控制了取士大权。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
　　杭州推官柴中行声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以取科第，也说明程氏学说已取代了王氏新学，成为官学的正宗。但这种正宗地位并不巩固，即使在理学较为得势的时期，朝中又先后有宰相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扶持，朝野对道学的非难之辞仍然很多，而道学家自称独承孔孟道统、接续圣学之传，也引起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感，就连孝宗皇帝，也对朱熹之类的所谓 正心、诚意之论感到厌烦。孝宗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年），侍御史谢廓然请求科举考试勿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秘书郎赵彦中则指斥科举之文 祖性理之说 ， 别为洛学 ，是 称怪惊愚， 并且是导致 士风日弊，人才日偷 的根本原因。五年后，在宰相王淮的怂勇下，部分朝臣再次发难，指责道学欺世盗名，狂妄自大，窃圣学之名以济伪，上疏朝廷请禁道学。以后，程氏之学虽被士儒习读，而 道学 之名已为罪愆之辞。至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韩侂胄当政，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上疏称： 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当年科举取士，凡涉及义理之文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也成为 世之大禁.朝廷并明令申严道学之禁。解试、省试所取家状，必书 不是伪学 字样，朱熹及其信徒也被逐出朝廷和官学讲席，或被编入党籍。官学之中，理学几近绝迹。
　　宁宗开禧末年，随着韩侂胄失势遭戮，史弥远当政，理学再度崛起。宁宗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理学名家李道传、真德秀出任太学博士，重掌中央官学讲席。朝廷也于当年诏赐朱熹谥号，以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李道传上奏，称程朱之学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因此疏请朝廷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正式颁布太学，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所用。并请废王安石从祀，在孔庙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定祀， 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次年，正式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立为学官。嘉定九年（１２１６年）魏了翁再次上疏为周、张、二程请谥，并声称濂、洛、关、闽诸子 嗣往圣，开来哲，发大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年），朝廷正式追谥周、张、二程为元、明、纯、正。理宗宝庆三年（１２２７年）又诏赠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理宗视察太学，制《道统十三赞》，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并颂诏高度评价周、张、二程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评价朱熹 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 因令学官列之于从祀，不久又正式废黜王安石从祀，封周、张、二程为伯。从此，基本完成了宋代官学理学化的进程，结束了教育领域中程、王之学的长期争端。
　　（二）中央官学的变化与调整
　　南宋中央官学的基本设置，并没有超越北宋官学体制的框架，其中所进行的调整也未导致南宋中央官学总体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两宋中央官学的体制仍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的对应，而不是一种全面地继承和守成的实质性关系。不过，在南宋１５０多年的历史中，中央官学范围内仍然先后发生过一些具有政策导向意义、足以显示南宋教育特征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官学的设置、考试制度和内容、教育指导方针的厘定等各个方面，有些内容对南宋教育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
　　南宋中央官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太学内部。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后，兵事稍息，即于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年）在临安府钱塘县西岳飞旧宅设置国子监太学。太学设置仍仿北宋三舍法，生员名额７００人，以后又屡增养士名额，至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年），外舍生已达１０００人，内舍生１００人，上舍生３０人，总数１１３０人，其规模虽远不及元丰、崇观期间，但已超过熙宁四年兴学之初及兴学之前的北宋太学规模。
　　南宋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太学教育，为勉励和褒奖太学师生所采取的措施，也略异于北宋诸朝。这些措施大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更加重视视学释奠礼仪。北宋历朝皇帝皆有幸学举动，以示尊师重道，倡明教化。但作为帝王幸学仪式中最为古老隆重的典礼——视学，迟至哲宗朝才举行过一次，徽宗朝一次，总共只有两次。南宋除年祚短促的光宗和几位末代短命的小皇帝之外，历朝皇帝都举行过隆重的视学典礼，以显示帝王对国子监太学的高度重视和国泰民安、文运隆盛的大治局面。视学期间，天子亲率文武百官会同太学师生，至国学大成殿释奠先圣先师，诏赞儒学，盛称兴学养士之德，并照例举行由国子祭酒或司业执经讲学的象征性仪式。讲经的内容，宋哲宗视学时讲的是《尚书？无逸》；南宋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高宗视学，讲《易？泰》；而在南宋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视学，讲的则是《大学》、《中庸》。这一方面说明了程朱理学逐步占据南宋官学主导地位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太学所举行的隆重的视学讲经仪式，对全国教育具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南宋诸朝皇帝幸学释奠，照例都施恩典于太学师生，因而受到太学师生的欢迎。同时，天子视学，礼仪隆重，不仅对太学意义重大，对于全国教育也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周密《武林旧事》卷八曾详细记录了南宋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宋度宗视学的完整过程：先期三日，仪鸾司及内侍省官，至国子监相视，八厢亦至学中搜检。次日，诸斋生员，尽行搬出学外安泊，各斋门并用黄封，学官予拟御课题（咸淳丁卯，出《辟雍扬缉熙赋》），用黄罗装背大册，面佥云： 太学某斋生臣姓某供.以大黄罗袱护之，置于各斋之前，以备驾至点索。崇化堂后，即圣驾歇泊之所，皆设御屏黄罗帏，设供御物等。凡敕入宫门号，止于国子监外门；敕入殿门号，止于国子监内门；敕入禁卫号，止于崇化堂天井，谓之 隔门.除司业、祭酒外，其余学官、前廓、长谕，并带黄号，于隔门外席地坐，赐酒食三品，以俟迎驾。驾至纯礼坊，随驾乐部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起引子，导驾至大成殿棂星门。礼部太常寺官、国子监三学官，及三学前廓、长谕，率诸生迎驾起居。上乘辇入门，至大成殿门降辇，有旨免鸣鞭，以昭至敬。閤门太常礼直官前导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称： 太常卿臣某言：' 请皇帝行酌献之礼'. 上出御幄升殿，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跪受爵，三祭酒奠爵，两拜，在位皆两拜，降阶，归幄。太常卿奏礼毕，陪位官并退。上乘辇鸣鞭入崇化堂，降辇，入幄更衣（上所至皆设御幄）。
　　礼官、国子监官、三学官、三学生并于堂下分东西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于堂下东壁面西立。宰臣、执政已下北向立，閤门奏班齐，上服帽，红上盖，玉束带，丝鞋，出崇化堂坐。宰臣已下，宣名奏圣躬万福。御药传旨，宣升堂，各两拜、赞赐坐，分东西阶升堂，席后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奏万福（官该宣名者即宣名），两拜。次引国子监三学官并三学生奏万福，两拜，分引升两廊席后立。内宫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讲筵内，承受对展经册入。内官进牙界方，舍人赞赐坐，宰相已下及两廊学官、生员应诺讫，各就坐听讲。讲书官进读经义，执经官执牙篦执读，入内官收撤经书，再以讲义授讲官，讲书官指讲讫，入内官撤书，堂上两廊宫并起分行，宰臣已下降阶，讲书官当御前躬身致词，北向立，两拜。御药降阶宣答云： 有制，谒款将圣，肃尊视学之仪，讲绎中庸，爰命敷经之彦，茂名彝训，允当朕心。 再两拜。御药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赞，躬身不拜，各就坐，分引升堂，席后立，两拜，各就坐。翰林司供御茶讫，宰臣已下并两廊官赞吃茶讫，宰臣已下降阶，北向立。御药传旨不拜，引两廊官北向，各再拜讫，出。皇帝起易服，幞头上盖，玉带丝鞋，乘辇鸣鞭出学，百官诸生迎驾如前。
　　随驾乐部参军色迎驾念致诏，杂剧色念口号曲子，起《寿同天》引子，导驾还宫。在学前廊，并该恩出官诸出，各有免解恩例，余并推恩有差。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天子视学虽为太学盛典，并有助于彰明朝廷重视教育的意图，但同时也是一种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侈糜举动。特别是在咸淳年间，内有权臣贾似道的专横擅权，外有蒙古强虏寇边，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日暮途穷之中，而度宗却热衷于虚文缛礼，于国于民，并无实惠。
　　第二，由皇帝亲笔撰抄儒家经典，赐刻太学，并以此规定全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宋高宗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３年～１１４６年）亲笔御书六经及《论语》《孟子》，赐太学，颂诸州学，并刻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三礼堂廊庑。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年），宋孝宗正式赐名《光尧石经》。《光尧石经》的颂刻，目的是为了结束教育领域中程、王之争所引发的对经学内容理解的诸多纷异，确定经学教育直师孔孟的宗旨，并为之提供范本。由帝王御抄石经，不仅北宋未见先例，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也构成了南宋教育的一大特色。
　　第三，对太学诸生的覃恩增加。中国历朝恩例，未有如宋代之滥；而太学推恩之广，尤以南宋为最。北宋太学推恩法度，肇于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
　　《学令》，大体不过是上舍上等岁有２人免殿试注官，二等每岁５人免省试，三等每岁２０人免解试。这类推恩其实是一种科举之外另辟的舍选途径，考试的难度并不亚于科举。至宋孝宗时，始创太学遇覃恩免解的法度，允许在朝清要官的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生，别号考校为牒试；太学生遇有期服亲任清要官，可更为国子生。宋度宗咸淳二年（１２６６年）幸太学，谒先圣，推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上舍及已免省试者升甲，起居学生泛免一次。
　　咸淳七年（１２７１年），以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再次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免解一次。南宋太学恩例的扩大，是朝廷重视教育，安抚人心的重要措施。但南宋太学恩惠流于过滥，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年），淮东制置司献上一个北宋玉玺，朝廷也下令太学、武学 通籍免解.理宗朝竟是既无庆典也滥行泛免，淳佑六年（１２４６年）因太学生员指责权相史嵩之的为人行事，宋理宗令史嵩之致仕，也让太学生员免解一次。这种滥行罢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太学教学与考试制度失去实际价值，并且严重败坏了士学风气， 致使太学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 （《雪坡集？癸丑廷对策》）。太学风气既坏，教学质量自然严重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太学诸生覃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刺激士儒读书进取的积极性。在权臣贾似道主政期间，为了笼络士心，擅行奸政，优学舍以邀誉，恩威并举，结果只是淆乱朝政，祸国殃民。对此，时人作诗讽刺： 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 （《齐东野语》卷一七）。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谈及此事时称：似道误国之罪，不可悉数， 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敝衣，冬烘昏愦，以致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远而讳言之罪也.显然，对于太学诸生的恩惠滥赏，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不是真心实意办教育。
　　南宋太学体制的另一个变化，表现在太学生员及其考试制度方面。宋孝宗淳熙年间，为了扩大太学生员的来源，并为诸路州军解试落选士子提供再次入学深造的机会，规定从诸路州军解试落选的士子中按百分之六的比例，取入太学参加补试，称为待补生。宁宗嘉定四年（１２１１年）将待补名额降为百分之三，理宗又复为百分之六。实行待补生制度，扩大了士子读书仕进的机会，但充奸冒伪之弊尤重，请托贿求之风复盛，两学补试，学官多因亲故私交而徇私舞弊，故时人多有嘲谑之辞。
　　南宋太学的考试内容，由于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确定了两科取士制度，北宋科举考试中经义与诗赋的长期争论告一段落，太学及州郡学校士子或习经义，或学诗赋，始有定向。
　　宗学教育的强化，是南宋中央官学的另一显著特点。宋高宗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正式在临安创建宗学，确定了宗学大小学生员的名额和宗学教师的编制及宗学生应举考试的办法。宋代宗学教育从此形成定制。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又先后对宗学教育的内容和考试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宗学教育条制更趋于细密。宗学教育的加强，有助于改变宋代宗室子弟不学无术、专恃恩荫入仕而使官场更为冗滥的现象。
　　（三）地方学校的进一步加强
　　南宋地方学校既有北宋历次兴学的基础，又有相对稳定的偏安局面，再加以朝廷的重视和科举入仕机会的扩大，出现了持续发展和趋于稳定的势头。
　　南宋地方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北宋有较大的改善，朝廷也重视地方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年），朝廷诏令户部拨寺院绝产充为赡学费用。部分州县官员也积极扩建学舍，增补学用。据南宋学者叶适说： 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置宫立师，其过于汉、唐远甚！ （《水心别集？学校》）但州县办学条件虽好，却无明确的办学条制加以约束和监督，因而出现了 无所考察，徒以聚食，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 的普遍现象。
　　另一方面，南宋科举名额按人口比例较北宋录取人数更多，而且历榜进士人数大体稳定，并有太学得补一途再供选择，士子入仕之途较宽，州县学校自然兴旺。但南宋科举弊病较北宋更为严重，许多弊端的发生及其后果，大大不利于一般寒士和边远地区的应举士子，因而导致边远地区州县教育的衰落。诸如科举策问，多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题，朝廷又禁止民间私藏国史、实录等书，唯公卿子弟因父兄之便得以窃窥，寒士无由悉知，自然多被黜落。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尽管如此，南宋地方官学仍较北宋熙、丰、崇、观兴学期间之外的诸朝设置普遍，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
　　南宋地方学校体制的加强，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州学学官、生员人数增加。北宋州学教授大体为只设一员，少数生员较多的州学设置两员，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州学普行三舍法，方规定学生３００人以上，置教官二员（《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五）。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规定学生太多的州学（如吉州、建州州学，人数均达千人左右）
　　可添差教授二员，共三员，但学校最盛时，全国３００余州，州学教授总数也为５００人，不及每州州学平均２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南宋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年）恢复各地州学后，即诏令诸州军学均设教官。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九月，诏诸路州郡增差教官，设经、赋各一员，每所州学设二教授，这个平均数超过北宋州学最盛时的教授人数。
　　南宋考试州学学官，绍兴十五年规定在六经中临时取二经，各出两题，要求被试者必须对六经做全面的准备，方能应付。而北宋考试州学学官，只试一经，后虽一度增试五经，但不久又诏试三经。两者相比，南宋州学学官考试经义，要比北宋难度更大。
　　南宋州学养士人数也有较大的扩充。以理宗朝的庆元府学为例，旧额生徒只有１８０人，经过重建修整后，人数剧增到三千余人，出现了 比屋诗礼，冠带云如 的盛况。州学的规模超过了北宋崇、观兴学的最高纪录。
　　第二，县学的设置更为普遍、完善。北宋自庆历四年（１０４３年）始允许学者２００人以上的县更置县学后，直到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方令天下诸县皆置学。但北宋县学设置尚有空缺，一是县学无专职教官主管学务，二是州治所在的倚郭县不另设学校。南宋自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年）恢复各地县学后，又于理宗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诏令设置各县学主学，专职主管县学学务，从此改变了北宋徽宗朝以来由进士出身的县官兼管学务的状况。县学教育形成了相对完整、自立的体系，并获得了持续稳步发展的客观条件。
　　此外，南宋州县学校还创置 学宾 制，以改进教育方法。绍兴中，朱熹主管同安县学，邀请本县一些学行皆优的士子入学，待以宾客之礼，以使生徒 睹其言行，得为矜式 ；进而始创学宾制，目的是为学生树立榜样和表率。南宋后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广，并专设州学学宾一职（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褒赠伊川》）。朱熹所创的学宾制，实际是秉承了二程的意旨。早在北宋熙宁初，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时便向神宗上书，请求朝廷设置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以招贤养才，观化天下。程颐在元佑年间参预修订太学条例时，则明确提出在太学设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不独为学者所矜式而奉为楷模，且为 长贰之为教 （《河南程氏文集》卷七《回礼部敢问状》）。在《论礼部看详状》中，他进一步强调太学设尊贤堂、待宾斋的意图： 谓道德之士，一见其人，足以矜式，一闻其言，足以兴起，得其一至，犹足为益，况淹久乎？ 但程颐的主张被礼部驳回，并未实施。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亲身实践二程的办学思想，从一县一地的学校做起，最终被朝廷认可而推广于全国，这反映了理学教育思想在南宋教育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三，教育经费较为充足，来源多途。宋代地方办学，从北宋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年）朝廷赐拨兖州学田为开端，逐步形成了以学田为主要赡学经费来源的地方教育财政模式。北宋地方官学经费，以崇宁、大观年间最为充裕。
　　其后经历了战乱，地方学校田产大多荒弃，或被他人侵占，因此在南宋初期地方教育经费十分困难，学校与寺庙、官府及个人争夺田产的讼斗也时有发生。为了确保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宋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学校的措施，使得地方学校逐步恢复了学田的占有权，学校的办学经费有了保障。
　　下面是一些南宋重要州府县学校田产情况的有关记录：无锡州学：始创于宋嘉佑三年，有赡士田４１顷有余，岁入１２００余石， 养士有饍，设官有禄（《无锡志》卷三下《学校》）。
　　严州州学：景佑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宁斋庑。庆历中，知州向俟奏诏增广。嘉佑中，知州赵抃营置田租及以婺州岁入羡米养士。绍兴七年，知州胡寅尽撤旧屋，自殿堂廊庑斋舍焕然一新。学田旧岁收四百斛，不足以养士。
　　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年），知州陈公亮增添三百千， 复拨没官产以赡之，由是无匮乏之患 （《淳熙严州图经》卷一）。乾道年间，校舍因年久失修，已是 补苴支吾，仅免颓压 ，其部分田产被官绅强占而 以薄租专其利 ，张宣公于乾道五年任知州时，则 命夺以还学，专以地利给修造费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学校》）。
　　湖州州学：湖州在唐宋两朝最称人文之盛，初唐已置孔庙并附设南学。
　　北宋宝元年间，滕宗谅兴学，延胡瑗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苏湖教法影响广大。州学赡学田产，宝元初建学，朝廷赐拨５顷，但其田产濒湖多潦，岁入无几，养士不给。嘉佑七年知州鲍轲将秀州松杨泾民讼田产７１９亩判拨州学，岁得租米３０２石。但此后岁久屋多摧毁，田亦多淹没，仅余２顷。绍兴中又多被黠胥侵占。乾道、庆元年间，王十朋、李景和又先后主持重建工程，但仍未恢复旧观。
　　庆元府学：庆元府古称会稽，属县有扬州、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定海、昌国等，是两宋时期教育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代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年）始置州学，北宋天禧二年（１０１８年）重建。南宋建炎年间遭兵火毁劫。
　　绍兴七年（１１３７年）恢复重建，规模渐大，图书礼器收藏丰富。府属诸县学田产：（１）鄞县县学：田２９８０亩２３步，湖田７４００余亩、地８３亩３８步，河塗２１３亩３角１步，水池１亩４０步，山１１７１２亩５４。５步。（２）奉化县学：田４１３亩１角５７步，地６亩１角，山１８９亩２角３２步。（３）慈溪县学：田６０７亩１角７步半，地２角１３步，山８３亩３角１４步。（４）定海县学：田、池、地、山共３１２亩３角３２步。
　　府学岁收仅砂岸钱一项就达３０７７９贯４００文，白米７４７石，湖田糙米１６０２石、谷２２１５石，河塗钱２２０贯９９１文，租地钱１２０贯５６３文，四明山租钱２８０贯，石弄山砂岸租钱８２００贯，秀山砂岸租钱２００贯，东安乡屋钱日收３９文。
　　仙溪县学：仙溪先有庙学，庆历八年及元佑九年先后重修，宣和末废圯，养士学宫破陋不治。南宋绍兴九年（１１３９年）、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年）由知县捐资重修，学舍殿堂初具规模。学校田产南宋绍兴九年由肇庆守陈可大以建学余资买置游学田１２段３５亩１４步，岁入租谷４０石，租钱４６贯３２８文。另在乾道七年，知县赵公绸拨屏山隙地及白湖坂之荒田、汙地，垦閤以充学廪，共３００余亩，岁入租谷２１石７合，租钱７９贯３２８文。此外又有建兴院，建福院田产租钱余资岁供学校养士。宝佑三年（１２５５年）又将郑家绝户田园及及下建福院田产８贯６１３文拨入学廪，由于经费充裕，生员名额由淳佑元年（１２４１年）的８８人，增至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的一百余人。
　　福州州学：福州下辖闽县、侯官、怀安、连江、长溪、长乐、福清、闽清、永福等１２县，诸县皆设县学、庙学。州学田产淳熙间有赡学田７６顷７８亩余，另园地山林屋基池塘等１２５顷４５亩多。这同北宋景佑四年（１０３７年）
　　朝廷赐拨的５顷学田相比，数量已超过了数十倍。这些田产的来源不一，或为官给公田，或因寺僧犯法籍没其田拨以养士，或将常平、绝户田产拨归学舍，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至乾道年间养士名额达３００人之多。
　　从上述路府州县学情况不难看出，南宋地方教育经费虽因各地情形不一而有升有落，但总体上呈增长的势头。地方学校的田产普遍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各地虽然常有寺庙、官绅非法侵蚀学校田产的情况，但一旦学校与寺庙、官绅争夺田产，往往能得到政府官员的庇护，大量的官田、寺庙田产、常平、绝户田产转入学校名下，使得南宋地方学校拥有较多的财富，并且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这对保障和推动南宋地方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地区教育事业的兴盛，除了朝廷的倡赞之外，地方行政长官的态度也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上述南宋州县学校田产的增置情况不难看出，州县学校教育经费的每一次重要的举措，都是由所在州县的行政长官发起，这种举措既是官府的行政措施，又是官员个人的政绩。许多官员甚至掏出自己的私钱捐赞教育，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优良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