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教育史之张居正的教育改革

张居正的教育改革
　　明初，各种教育制度比较完备，学风质朴尚实，学校教育效果较好，较好地完成了培养各级官吏的使命。但是，随着国家长期太平无事，朝政日趋腐朽，吏治败坏，各种教育制度也在因循中废弛，学风趋于浮华，学校教育逐渐败坏。尤其是明中叶后，科举制独盛，书院也由冷寂达到鼎盛，直接冲击了渐趋衰败的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在嘉靖、隆庆年间败坏到了极点。万历初年，大学士张居正执政，他对学校教育的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力图挽救衰败中的学校教育，对学校、书院进行了大力的整顿和改革。
　　（一）明中后期学校教育的危机
　　明初，太祖朱元璋重视教化，大力兴办各级学校，逐步完善了各项教育制度。明成祖朱棣执政时，确定了各级学校所使用的教材、教学内容。这时的教育制度完备、教学效果较好。但是，此后学校教育的弊端就日益显露出来。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不久，就与执政大臣，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讨论学校教育之失。他说：现在各级牧民之官（即府、州、县等地方正官）多数不称职，百姓受到他们的盘剥、困扰，而官不得人，是由于学校教育的不完善造成的。当时各地方儒学的岁贡生员 愚不肖者 常占十分之七八，他们不明白以往的行政经验教训，不懂得治理国家、地方的方法，因而无法胜任 安民 的重任了。这时举贡之法才实行了四十余年，即已败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其后，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学校教育的各种弊端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这些弊端主要有：１。提学官、教官不称职提学官负责提督一省的学校之政，教官直接教诲生徒，学校教育的败坏，与他们之敷衍塞责、不称职有密切的关系。
　　（１）督学形同虚设正统初年，鉴于各府、州、县提调官员难于管辖、约束生徒，于是下令设立提学宪臣，专职提督学校之政，负责考核一省中地方儒学教官和生员。
　　督学之职，仅理学校之政，不得干预钱谷刑名之政，因此职权较清闲，不为世人所重视。弘治年间，距督学初设立时才四五十年，但督学之职已被看成闲职了。时人李东阳曾说： 今之论世官者，或谓其为剩员泛秩，无与乎学校之务。此虽过论，或亦有使之然者。 ①虽然如此，明中叶仍出现一批有声望的提学官。
　　此后，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吏治的败坏尤为严重，提学宪臣更为敷衍塞责，成为名副其实的 剩员泛秩 了。《明书？学校志》对此描述道：明中叶以后，督学的职权越来越轻，担任督学的人也没有真才实学使士子心服口服。他们之中高雅一点的整日高谈阔论，沽名钓誉；卑劣的则安享俸禄，培植私人的交情；更有甚者则贪污受贿，公然请托。提学宪臣又苦于巡历各府、州、县学校，或三四年才能将所属学校巡历一遍，每到一个地方，花费了十天半月的时间游山玩水，拜访官长，只用一天来考核诸生的举业情况，而并不认真考察诸生的道德和才艺。即使考察诸生的道艺，也不过是依据府、州、县学的申报而定，因此督学所奖励的多是势豪的子弟和交结官府的生徒。
　　还有一些督学，根本不遍历所属学校，只是在督学的衙门官邸中高谈阔论，等待升迁时机的到来。每逢选取生徒参加乡试之年，则将所属府、州、县学所选的生徒汇集于省城考选。在这种情况下，督学已起不到督率生徒的作用，可以说是尸位素餐了。
　　①　　 李东阳：《送宪副李君提学浙江序》，《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 69 页。
　　为此，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年）明世宗下令改选提学官，将一大批不称职的予以罢黜，仅少数人得以留任。这一措施，并未能坚持下去，终因群臣的反对，舆论哗然而中止。
　　隆、万之际，督学宪臣不称职的情况更为严重，万历初年执政的大学士张居正对此有深切的认识。他说： 近年以来，视此官（指提学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谈贾（沽）
　　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竟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罕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以沦失，几具员矣。 ①至此，提学官已几乎成为 具员 ，根本不会对学校教育产生好的作用，因此非加以整顿不可了。
　　（２）教官素质低劣明中叶以后，不仅提学官已形同虚设，而且教官也同样多不能胜任教育工作。
　　明代学校教官品级俸禄都很低，社会地位也不高，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考中进士，得任高官，而不愿意做地方儒学的教官。这种心态造成了天下教官多缺的局面。宣德年间曾选派国子监监生三百余人充任教职，但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官不足的问题。据记载： 正统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 ①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８年）御史万节上疏，提出了解决教官不足的方法。他认为，会试时多选取副榜举人，让他们充当教官。礼部大臣认为，这一方法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当时举人会试落第后，愿意依亲读书，入国子监肄业的占了十分之七，而愿意作教官的人仅占十分之三，因此，多选取副榜举人，也不会解决教官不足的问题。
　　举人既然不愿做教官，那么教官就多以岁贡生员充当。但这些人学问太差，难以胜任教职。宪宗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御史胡■提出：现在全国各地儒学教官大部分由岁贡生员充当，这些人的素质低劣，言行、文章不足为人师表，难以胜任造就人才的工作。因此，请求多以举人充当教官，而不再任用岁贡生员充当教职。这一建议，虽较为合理，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如何让举人自愿充当教官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礼部经讨论决定，仍选用岁贡生员充当教职；允许举人担任教官六年期满后再参加会试。这样，举人自愿充作教官的人显然逐渐增多了。但是，举人教官只是把教职当成是一个过渡，而一心积极准备六年后的会试，教育效果可想而知了。
　　因此，有明一代的教官仍以岁贡生员为主。岁贡生员，多老迈无能之人，屡经科考而屡遭落第之失意人，他们的学术、修养都很一般，难于使生徒心悦诚服，故教学效果较差。其中勤于职守的，不过是督促生徒背诵、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付乡试、会试；而那些卑下无耻之徒，则奔走拜伏于官场、衙门之间，结交官长、势家；或争田买地，为柴米油盐奔忙。这样的人充当教官，地方儒学的教育就很难办好了。
　　①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494-495 页。
　　①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80 页。
　　隆、万之际，地方教官不称职的情况，更为严重。对此，大学士张居正指出： 顾近来考贡之法太疏，士之衰老贫困者，始告授教职。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苛禄，潦倒穷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为养老济贫之地，冗蠹甚矣。 ①各行省掌管学政之官员不称职，各地儒学教官也难以胜任教育工作，这些人负责学校教育工作，教育效果自然而然地日趋衰败了。
　　２。生员之滥明初规定了各级学校生员之数，师生比例较为合理，其后生员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连号舍都容纳不下，使他们游荡于社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１）生员人数的剧增洪武初年，下诏各府、州、县都设立了学校，并对各级学校的师生总数做了规定。其中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生徒仅四十人，师生比为一比八；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四人，生徒三十人，师生比为一比七点五；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生徒二十人，师生比为一比六点七。这种师生比大体较为合理。但是不久以后，即下令增广生员的额数，不受定额限制，这就引起了生员之滥。
　　宣德年间，又限定了生员的额数，两京府学增广生六十人，其他府学增广生为四十人，州学增广生三十人，县学增广生为二十人。于是，各府、州、县学生员增加了一倍，师生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两京府学师生比为一比二十，其他府学师生比为一比十六，州学师生比为一比十五，县学师生比为一比十三点三。这样，平均每个教官所负担的教学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很难全面、认真地教育生员，改判全部生员的作业，生员过多了。
　　但是，增广之外，又设立了附学生员，而且附学生员没有限额，视各地人才的多少而定，生员之滥，更为严重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叙述明初学校生员定额后指出： 其后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亦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于是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定为之额如廪生之数。其后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曰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 ①（２）游荡于社会明初生员都食、宿于学校，且严守学校的规定，学校教育较为正规。明中叶后，随着朝政的腐败，尤其是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年）的土木之变，造成了国库空虚，为节省粮食开支，允许监生回乡依亲读书。这虽为一时权宜之计，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此后，监生惮于管束之严，生活之苦，往往请求回乡依亲读书。然而，监生作为士绅阶层的一部分，拥有一些特权，回乡后奉公守法者少，多数人则奔走于官府，为柴米油盐而忙。还有的人，起灭词讼，捞取不义之财；更有甚者，则勾结流氓无赖，明火执杖地抢劫。
　　①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495-496 页。
　　①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七，《生员额数》，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0年版，第 746页。
　　据记载，嘉靖年间，有一名叫邓玉堂的监生，住在南京复成桥旁，家中饶有资财，便交结权贵，装点门面，他以依亲读书之名家居，多行不法之事，而且还豢养了 虎棍 数十人。每遇商人来到南京，就命令虎棍们扮成缝纫工、奴仆、和尚等人服侍富商们，从中探听出商贾的乡里、姓氏、祖父姓名等情况。邓玉堂根据这些情况，写下假借券，派虎棍对商人讲：某年你祖父游居金陵，欠我银子若干。此时，商人们往往有口难辩，再加上虎棍的恫吓，扮成奴仆的虎棍的居间游说、威吓，只得如数偿还。有时，个别商人识破了他们的骗术，邓玉堂则令虎棍们将商人强行囚禁于邓家专设的水牢之中，商人们受不了煎熬折磨，只得偿还 借款.即使有人事后告发，官府因已受贿，有意保护邓玉堂，所以商人们不但告不倒邓氏，还落得个皮肉受苦。
　　不仅国子监生如此，明中叶后，各地儒学生员不遵守卧碑禁例，不食宿于学校，也以依亲读书之名，游荡于社会，其中不肖者也成为社会的祸患。
　　明末小说《三刻拍案惊奇》描述了不少不法生员的劣迹。他们中有的饮酒宿娼，有的设计骗钱，几乎无恶不做了。
　　《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回描写了浙江山阴县一个叫钱公布的生员的丑行。他 只是往来杭州代       考，包复试三两一卷；只取一名，每篇五钱；若只要黑黑卷子，三钱一首；到府间价又高了。每考一番，来做一番生意。及至帮补了（指补选廪膳生），他却在本府专保冒籍，做活切头。他自与杭、嘉、湖富家子弟包倒，进学三百两：他自去寻有才、有胆、不怕事秀才，用这富家子弟名字进试，一百八十两归做文字的，一百二十两归他。 他是以专门靠代替别人考试、专保冒籍、组织代       考等不法行为，捞取钱财的。后来，他又受聘为一个官员家塾的老师，竟然设计勒索官员之子，造成了人命，被革去廪膳生的名份，并被逮治。
　　对于生员之滥，宣德、嘉靖两朝都曾下令进行沙汰生员，但并未取得成效。对此，大学士张居正指出：嘉靖时世宗曾 诏礼部沙汰天下生员，不许附学过于廪、增之数。今之士习，凋弊已极，即按先朝故事，大加洗涤，亦岂为过。 ①３。士风败坏明中叶后，学校教育逐渐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士子读书只是为了功名富贵；同时书院中的讲学风盛，士子亦务口耳之学，使士风日趋败坏。
　　（１）功名思想学校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后，学校教育日益失去了本来的作育人才的目的，教与学，都仅仅为了在科场上了取得功名。弘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指出： 且学之制，自古以明彝伦，训功业，本非为科目设者。顾后世之士，不能不假科目以进，则虽程课书簿之细，亦不免焉，况居业行教之所乎？ ②为了取得功名富贵，士子不务实学，希图侥幸取中。于是舍弃 四书 、 五经等不读，一心一意背诵，模仿程房墨稿。因此造成了士子无真才实学，没有治国用兵之术，造成了舍本趋末，急功近利的学风。
　　①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495 页。
　　②　　 李东阳：《修复茶陵州学记》，《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187页。
　　不仅如此，科举制度还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为了科举考试成功，金榜题名，一些士子求神拜佛，请求和尚、道士做法，保佑自己。明末小说《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八回，写了湖州一个张姓秀才， 弱冠进了学，家里田连阡陌，广有金银，呼奴使婢，极其富足.但他一心期望考中进士，金榜题名。这一强烈欲望使他鬼迷心窍，竟然请了一个色欲、财欲熏心的秃和尚到自己家中做法。于是和尚来到他的家中做了道场，写了 愿行万善，祈求得中状元 的黄纸，劝诱张秀才在落款上写了 大明皇帝张 的字样，在表函上写了 代天理物，抚世长民，中原天子，大明皇帝张某谨封 的字样。
　　这和尚耍了一个计谋，并没有烧毁这些字符，而将它们藏了起来，然后以这些字符作为对皇帝大逆不道的罪证来敲诈、勒索张姓秀才，骗取了大量钱财和两名婢女。这个故事，较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内心追求和渴望。
　　这种强烈的追求使他们几乎丧失了理智，无所不为了。
　　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负作用，正如明人袁黄指出的：学校本是培育英才之所，但是在追名逐利，希图金榜题名的思想支配下，生员 所学者皆无用之文（指八股文），所谋者皆干泽之事。其应上之虚文，如经义、表、判、论策之词，率皆掇拾绪余，略无心得 ①。学风之弊，已愈演愈烈了。
　　（２）书院对学校的冲击明中叶后，王阳明心学兴起，书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学校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与此同时，王学末流务为口耳之学，束书不观，使学风更为空疏。
　　明中叶后，书院由沉寂而至鼎盛，书院对学校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生员离开了日趋衰败的学校，投奔各地书院。如正德末年陕西提学副使何景明，十分重视书院，选择各地儒学中俊秀的生徒充当书院的生徒，并亲自为他们讲说经书。嘉靖年间广东提学佥事李中，也很重视书院与讲学，将其所辖学校学业优秀的生员选充为五经书院的生徒，每五天亲自登堂授课。在这里，何景明、李中等督学把书院当成了高于各地儒学的学校了，从儒学中选择优秀生员，使儒学的教学效果更差了。
　　此外，嘉靖年间讲学之风很盛，暗中吸引了不少儒学生员。如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到处创建书院并为之讲学，吸引了不少生徒离开学校，前往书院听讲。湛若水在广东创办大科书院，就明确规定，大科书院为退居林下的士人汇讲之所，如果各地儒学生员请假或因守丧而来听讲，则不加以拒绝。王阳明、湛若水等人门徒很多，其中有不少是生员身份。
　　有些书院的山长，是由当地的儒学教官充当，如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年）
　　恢复白鹿洞书院时，即以南康府学教授蔡宗兖兼任白鹿洞书院的洞主。教官兼任山长，分散了教官的精力，自然影响了教学质量。
　　书院对学校的冲击，在嘉靖年间已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的焦虑。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的禁毁书院、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的限制书院，都禁止生徒外出远游，要求教官、生员都要在本处肄业，不许私自到书院游学。
　　随着书院的兴盛，王阳明心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至于笃信程朱理学的人十分稀少了。但王学末流越来越空疏，崇尚口耳之学，空谈心性，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更有甚者，以讲学相标榜，沽名钓誉；束书不观，不知钱粮刑名之事。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四》，十通本，第 3274 页。
　　对于明中后期士习之弊及王学末流讲学空疏之弊，大学士张居正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 今人不解宽义，一切务为姑息弛纵，贾誉于众，以致士习骄移，风俗日坏。间有一二力欲挽之，则又崇饬虚谈，自开邪径。 ①张居正对讲学之人，不务真才实学自我得之，而于言语名色中求之的现象很不满，认为这种作法有害无益。他说：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际，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 ②因此，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后，就开始大力整顿、改革学校教育了。
　　（二）张居正及其教育改革
　　万历初年的教育改革，是一次挽救教育危机的努力，这次改革从各个方面对教育进行了全面整顿。改革的实施，是在当时执政的大学士张居正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张居正个人的认识、思想对教育改革有很大影响。
　　１。张居正其人张居正（１５２５- １６０６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时人称之为张江陵。张居正两岁多时就开始识字，十岁时已粗通六经大义，在当地被称为 神童.十三岁时以 童生 的资格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为了造就他，故意让他乡试落榜，以防止他少年得志，趾高气扬。十五岁时，张居正进学为诸生。十六岁时再次参加乡试中举。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年），张居正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
　　（１）由庶吉士到国子监司业自明英宗以后，逐步形成了一种惯例：非进士出身的人不能进入翰林院，非翰林院官不能进入内阁。因此庶吉士已被看成是储相 了。张居正既然被选为庶吉士，自然知道前途远大，因此，他很注意研讨明代典故，凡行政、理财、治军、农田、水利、法令等方面的著述、档案，他都留心研读。而且，对时政、社会也很关心。
　　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年），张居正以翰林院编修之职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任国子监司业，协助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子监的教学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张居正在国子监司业任上四年，极力推行求实的教育主张，强调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批评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认为王学末流弃儒从佛，剽袭臭腐之余说 ，没有任何实用意义，只能起到戕害士心，误国害民的作用。
　　（２）内阁首辅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年）张居正升为右春坊右谕德，为裕王（即朱载■，后即位，是为穆宗）的日讲官。两年后，裕王即位，张居正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预机务。次年，张居正即上《陈六事疏》，希望改革弊政，但并未引起穆宗的重视。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年）张居正奏上《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请让不满八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出阁接受教育。这一请求得到了穆宗皇帝的赞同，并任命张居正为老师，负责起教育皇太子的重任。于是张居正有机会实现 政由教出 的先儒遗训，悉心教育皇太子，并亲自编绘了各种儿童读物作为教材。两年后，穆宗驾崩，不满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张居正即当上了内阁首辅。
　　①　　 张居正：《答南学院周乾明》，《张太岳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9页。
　　②　　 张居正：《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2页。
　　张居正为人勇于任事，自视甚高，以豪杰自许，希望有所作为。长期的官场生涯、历练，使他形成了为人深沉，莫测高深的性格特点。不仅如此，张居正熟悉国家典故，知识渊博，且对现实社会的弊端也有深切的了解。这一切，促使了执政后的张居正开始对其当时社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下文着重对其教育改革的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
　　２。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措施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张居正上了《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针对当时教育中的各种弊端，提出了重申旧章，整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的教育改革方针，其内容包括学校、科举和书院三个方面。（１）整顿学校教育整顿学校教育，改革学校教育中的不合理政策，是张居正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第一，改选提学官。提学官是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年）设立的负责一省学校教育的重臣，两京由御史充当，其他各省由按察司副使、佥事充当，因此又称为提学宪臣，或称督学。张居正认为，学校是培养各级官僚人才的根本，而能否管理好学校关键在于提学官。因此，结合整顿吏治，张居正提出整顿，改革学校教育的关键是严格考核、选授提学官。
　　万历二年（１５７４年），张居正已奏准敕令吏部慎选各行省提学官，凡是不称职的，都奏请改黜。但是，一年过去了，吏部并未改黜一人。这表明整顿工作阻力较大，是极其艰难的。对这种社会现实，张居正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指出：重视私情，轻视法令，因循守旧等弊端， 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积靡者，上不必即黜，而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①虽然如此艰难，勇于任事的性格，使他能够知难而上，决心改选提学官。他要求，提学官的选授，要恢复祖宗以来的成例， 非经明行修，厚重端方之士，不以轻授；如有不称，宁改授别职，不以滥充。 ②同时重视提学官的考核，各地巡抚、巡按御史要对提学官勤加考核，吏部、都察院根据考核情况，决定他们的黜陟。
　　张居正把改选提学官当成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明文规定了提学官的职责，实行严格的考核，及时赏能罚劣。所以，教育改革的其他措施，得以全面展开。
　　第二，慎选各地儒学教官。教官直接负责各儒学生员的教习，责任也很重。按照当时的成例，各地儒学教官，主要由岁贡生员充当，其次则为会试副榜取中的举人。因此，张居正提出严格考核岁贡生的主张，强调指出：今后凡是廷试岁贡生员，要按先朝的事例，认真执行。凡是不合格的，立即依法黜落，提学官也照例降调。岁贡生员愿意就任教职，首先由礼部进行考试。
　　凡是年力衰惫的，马上予以斥退，不准参加廷试，如果廷试查出学业荒疏不能胜任教职，凡年力尚壮的送入国子监读书肄业，以备再试；凡年老体衰的，即虚授一职，以荣其身。这一措施，有助于提高教官队伍的学术水准。
　　①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495 页。
　　②　　 同上书，第 494页。
　　明成化年间以后，举人就任教职的逐渐增多，但这些人往往升擢太快，难于久任责成。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年），张居正上了《议处就教举人疏》，指出：近年以来，举人愿意充当教官的，往往直接授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之职，没有授予各儒学训导之职的，而且任职不到三年即升为知县等官，使儒学教官队伍不稳定，教学效果不好。因此，张居正提出：凡会试取中的副榜举人，愿意充当教官，还要参加考核。根据考试成绩，将他们分为三等：上等之人授予州学正之职，中间之人授予县学教谕之职，下等之人授予府、州、县学训导之职。举人教官任满三年后，再进行考核，有治民才能的，提升为有司正官。此外，还允许他们参加会试一次。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年），张居正曾亲自出题，考试愿意就任教职的举人，并根据他们的考试成绩，将三百六十八名举人，分别授予学正、教谕、训导等教职，实施了他所提出的主张。
　　此外，还令各省提学官对现任儒学教官进行考核。凡学行俱优的，予以适当的奖励。凡行履无过错，但学问疏浅，第一次考试后予以戒饬；再次考试，学问仍无长进，则送吏部别用；如年老体衰，不能胜任教职，则以礼令他退休。凡卑污无耻，行为不谨的，不管学问如何，都要斥退。
　　慎选教官，久任责成，重视对现任教官的考核，有助于教官队伍素质的提高，队伍的稳定，从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第三，沙汰生员，申明学规。明代生员待遇较优，因而冒滥入学之人较多，造成了各地儒学生员过滥，教养难以收到实效。对此，张居正要求要严加考核、淘汰，凡经过岁考，发现学业荒疏，年老庸禄无为，不堪培养之人，立即予以黜退，不许姑息纵容。并重申旧有的规定，经考核，凡文理不通的，廪膳生入学十年以上，发往附近地方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生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此外，还对童生入学条件、数量也作了严格限制。规定三场俱通的童生才有资格进学，大府不允许超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超过十五人，如果地方缺乏人才，即使四五人也不为少。
　　明代两京及各省乡试、岁贡及童生入学，鉴于他处人才稀少，往往诈冒籍贯，投充入学。这些人，或者更改姓名，多处投考；或者假装官僚子弟，希图进学。还有一些 娼优皂隶 之子及因过恶被斥革的生徒，更名改姓，依据纳粟纳马之例入学。这些人严重败坏了士习，影响了学校教育的成就。
　　因此，明令严禁冒籍，凡是上述这些冒籍之徒，一经查出，即行革退；教官等人如收受贿赂，容忍不报，亦一体治罪。
　　对于在校生员，张居正要求按照洪武年间所制订的学规予以严格的管理。他重视对生徒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生员中凡是敦本尚实，行谊出众之人，即使文艺稍差，也适当予以奖励。如果有平日不务学业，嘱托公事；捏造歌谣，蛊惑人心，兴灭词讼及伤风败俗等严重过恶之人，不须考察文艺，即行黜退。此外，还重申了卧碑禁例，禁止生员陈说天下利弊，随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违者即是行止有亏，立即予以革退。如果纠众结伙至十人以上，肆行无礼，乃至怒骂官长，为首者即问罪充军，其余的生员黜革为民。
　　这些措施，就是要沙汰地方儒学不合格的生员，防止生员过滥，严把入学关，选拔年富力强、学识优异的人入学深造，禁止冒籍。同时，重申卧碑禁例，加强了学校管理，纠正日益颓败的士风。
　　第四，重实主义的教育内容。张居正反对王学末流空谈心性，强调学校教育应以实学为主。他指出： 盖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儒也。造化之运，人物之纪，皆赖吾人为之辅相；纲纪风俗，整齐人道，皆赖吾人之经纶；内而中国，外而九夷八蛮，皆赖吾人为之记述。故操觚染翰，骚客之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业习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务实……而欲借一技以显庸于世。嘻，甚矣，其陋也。 ①因此，要有功于世，必须有真才实学。这一主张，也贯彻于他的教育改革之中。
　　张居正重申明代以明经取士，经书以宋儒的传注为标准解释，经、书义的行文崇尚典雅纯实。各级学校必须将朝廷所颁布的《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本朝诰、律、典制等书目诵习讲解，使生员通晓古今，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
　　《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是南宋大儒朱熹及弟子赵师渊等人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补遗》等史书简编而成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这是一部纲目体的史书，纲为提要，用大字表示，模仿《春秋》；目为叙事，用小字表示，模仿《左传》。编著者刻意效法《春秋》笔法，以 辨名分，正纲常 为目的。由于该书采用纲目体编写历史，非常便于检索阅读，而且篇幅适中（正文仅五十九卷，序例一卷），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部通史著作。张居正要求生员熟读历史，是为了使生员了解历代兴衰的原因，掌握历史典故，获得从政经验。
　　《大学衍义》共四十三卷，宋儒真德秀撰。该书首先讲明，帝王为治之本和为学之序莫不从自己身心开始。其次分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四部分。格物致知又包括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四部分。正心诚意包括崇敬畏、戒逸欲等两部分。修身包括谨言行、正威仪两部分。齐家包括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四部分。其中除修身二条没有子目外，其余各子目下又划分小目，共有四十四条。每一条下，都征引经训，参证历史事实，旁采先儒的议论，以阐明其中值得鉴戒之处，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加以分析、说明。该书之编写，是为了君主统治服务，希望起到正君心，肃宫闱，抑权■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部政治教科书。
　　该书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明初，太祖朱元璋曾问臣下： 帝王之学 以什么书最为重要？学士宋濂即列举了该书。于是朱元璋下令将《大学衍义》一书用大字抄录一遍，贴于宫中，以便时时观览。明成祖朱棣也很欣赏该书，曾御制《〈大学衍义〉赞》一文，表示推崇之意。张居正要求生员讲习该书，显然是为了使生员增加一些行政经验，学习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教科书，为以后为官行政打下基础。
　　《历代名臣奏议》共三百五十卷。明成祖朱棣令宫僚黄淮、杨士奇等编纂成书，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６年）刻印数百部，颁行天下。
　　该书卷秩庞大，搜集了上自商周，下迄宋元以来的著名奏议，尤其是汉代以后的奏议更为详备。凡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政治的得失，都可从中反映出来。全书共六十四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令、礼制、乐制等各个方面。虽然名目繁多，但都是为了参稽历代政治的得失，学习古人为政之道，解决各种困难、问题的方法。它是一部实用价值很强的著作。张居正要求各地儒学生员习读该书，显然是为了使生员增加治国的经验，解决行政问题的能力。
　　①　　 张居正：《翰林院读书记》，《张太岳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85页。
　　《文章正宗》包括正集、续集各二十卷，是南宋大儒真德秀所编。正集收录《左传》、《国语》以下至唐末的作品，分为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该书对文章的选取要求很严，有关 世教民彝 ，即儒家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方才选用。如诗歌一类，凡仙释、闺情、宫怨一类都不收录。可以说，该书以理为宗，而不以文为主。对此，顾炎武评价说：《文章正宗》所选之诗，一下子扫除了千年积弊，使诗的本意显示出来，但所写之诗只重视 理 ——理学家的伦理道德，而使诗趣尽失了。
　　续集，收录了北宋之文，仅有议论、叙事两部分，没有诗歌、辞命之文，而最后一卷议论之文，也仅有目录而没有正文。这表明该书是未完成的稿本。
　　《文章正宗》问世后，因其只注重 理 而忽视了文章本身的规律，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四五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尊用。万历时，张居正要求诸生习读该书，显然是为了纠正生员们仅读八股时文，所作之文杂用释道之语之弊，变言不由衷地抄写别人的绪余为阐发自己的见解，弘扬儒家伦常。
　　从以上诸书，尤其是《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的内容来看，张居正强调师生学习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典章制度，学习如何治理天下，弘扬儒家道德等具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希望诸生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术，成为经世致用之才。
　　第五，重视教育设施、经费。教育设施、经费，是办好学校教育的基础条件。张居正很重视改善办学条件，规定凡是学校内殿堂、斋舍等房屋损坏，府、州、县提调官（即府、州、县正官）要及时筹备材料，组织工匠修缮，不得任其废坏。办学经费如学粮、学田等要及时发给，不许延误克扣。
　　（２）　整顿科举、岁贡制度科举考试与岁贡，是各儒学诸生出身的两条途径，尤其是科举制度，是生员进入仕途的重要阶梯，对学校教育有着重大影响，甚至完全控制了学校教育。张居正进行教育改革，也自然对科举和岁贡进行了整顿，其内容有：第一，关于岁贡。重新规定各地学校提前一年，选取年龄在三十至六十岁之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廪膳生员六人，再对这六位生员进行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才充作岁贡生员。岁贡生员必须于第二年四月以前赶赴礼部，参加廷试。如发现有不通文理者，则发回原学，并予以 停廪 、 降调 的处分；如果年老体衰，则姑且给以冠带闲住。禁止拘泥于资格，以衰老无学之人滥充岁贡生员。凡是 停廪 、 降调 过的生员，必须在岁考中居一、二等，才允许收复为廪膳生；未收复为廪膳生的，不允许再充当岁贡生。凡是岁贡时不遵禁令而滥贡及廷试时有五名不合格的，则将提学官降职，改调。
　　第二，关于补贡。重申了旧规，即补贡时必须在一年以内，查知原充贡生员未曾到礼部应试，则可以以年力精壮、文学优长的生员补贡。如果不遵旧规，将超过期限的缺额补贡市恩，则将充作补贡的生员革去廪膳生的资格，发回原学肄业，并给该省提学官处罚。
　　第三，关于乡试名额的规定。规定乡试时每省凡录取举人一名，则允许三十人参加乡试。定额以外，不允许再增加。南、北两京国子监生，也要依乡试之额参加乡试；如多送者，则监试官有权径自裁革，不允许进入考场。
　　万历初年，南、北两京乡试录取举人定额为一百三十五名，可以参加科举乡试的生员多达四千五十人。其他各省录取举人人数不等，少者仅录取四五十名举人，则参加乡试之人仅为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对于乡试名额进行适当的限制，有利于减轻考试官的阅卷负担，便于考场管理及后勤供应。
　　（３）反对讲学，禁毁书院明中叶以后，书院逐步兴起，讲学之风很盛。各地的讲会、书院，吸引了大量的生徒，使本来已趋于衰败中的府、州、县学更加败坏。为了振兴地方儒学，张居正采用反对讲学，禁毁书院的办法，以使地方学校失去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作法是：第一，反对讲学。张居正认为，讲学是完全多余的，没有任何必要。明朝以儒家的经术培养人才，如果能体认 四书 、 五经 ，就算讲明了学问，不必聚党空谈，泛泛讲学。因此，要求各省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徒，从实讲求经书义理，恭行实践，以备日后为官行政之用。不允许另创建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人，空谈心性，荒废了学业。并防止因讲学而轻启奔竞之门，私开请托之路。如果仍聚众讲学，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官奏请罢黜；提学按察司官（即提学副使、佥事）由巡按御史劾奏；跟随讲学的游士等人，允许各巡抚、按察司官员访拿治罪。但并未对已创立的书院进行禁毁。
　　第二，禁毁书院。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正月，张居正下令禁毁书院。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原常州知府施观（按《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条作施观；《明通鉴》、《万历野获编》作施观民）以苛敛民财，私自创立书院，被弹劾治罪，朝廷将他革职。并以此为借口，将施观所创立的书院，及其他各省私自创立的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所拥有的粮田全部改归当地里甲所有。禁止聚集游食无赖之人，联讲会，创书院，扰害地方。并敕令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严加查访，奏闻处置。
　　由于张居正执政时行政效率很高，督查甚严，所以这次禁毁书院进行得相当彻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已有六十余所书院被禁毁。但这次所禁毁的书院明确规定为各行省 私建 的，因此部分书院得以幸免。如岳麓书院因有世宗皇帝所赐《敬一箴》等书籍，而得以保存。
　　总之，张居正的整顿、改革学校教育，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从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到讲学和书院，都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三）改革的成效教育改革，是张居正执政期间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挽救衰败中的教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改革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教育改革也被废止，学校教育更进一步败坏了。
　　１。改革的特点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明后期的一次重要教育改革，其特点如下：（１）改革措施的彻底实施张居正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政治家，他在执政期间整顿吏治，实行考绩法，行政效率极高，几乎做到了朝令夕行的地步。因此，上述教育改革的措施也得以全面推行。如张居正所实行的沙汰生员、禁止冒滥入学等措施，即得到了全面实施。据记载， 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其科举减杀可推而知也。 ①张居正反对讲学，禁毁私创的书院，也采取了极为彻底的措施，不仅将书院房舍改为公廨衙门，而且也将书院所拥有粮田予以没收，从而使书院失去了存在的物质条件，很难再度恢复。当时陕西督学李翼轩认真执行禁毁书院的命令，在致张居正的信中，汇报了他在陕西查改书院、没收其田粮等事情，得到了张居正的赞赏。张居正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必要的， 必如是而后为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议复矣 ①。所有这一切表明，张居正的教育改革，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得到了真正的实施。
　　①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87 页。
　　张居正这次教育改革措施之所以得到较为彻底的实施，是因为张居正十分重视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即各省督学宪臣的作用。中国古代是以人治为中心的，如果用人得当，一些改革措施就会得以推行；如果用人不当，甚至任用了反对派，则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会付之流水。生活于明代中后期的张居正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十分重视各省提学官的作用，首先考核了各省的提学官，沙汰了不称职的官员，任用了一批支持改革的新人。又公布了提学官的职责，并规定以此作为考核提学宪臣的标准。这样，提学宪臣都是支持改革之人，而且职权、考核标准都十分明确，使督学宪臣对职权内的事情认真负责，不敢虚以委蛇，敷衍塞责。
　　（２）改革的全面性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教育改革，除了整顿了各级学校教育外，为了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还通过反对讲学，禁毁书院等措施，使生员不能四处游学，空谈心性，而荒废了学业。同时还整顿了科举制度，强调任官时要三途并重，纠正了科举独重的旧习，恢复了明初科举、岁贡、杂流三途并用的做法。但是，积重难返，三途并用只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并未能真正做到。
　　（３）重视实学张居正的教育改革，针对当时空疏的学风，在强调以经术造就人才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具有经世致用之学的讲习，即十分重视实学。他要求各府、州、县学师生必须将朝廷所颁 四书 、 五经 、《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本朝典制、诰、律等讲习明白。可以说，反对空谈心性，强调以实学造就人才，是张居正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明末清初人傅维鳞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万历初，辅臣（即指内阁首辅张居正）白降诏申饬，改故所给提学官敕，以经术造士为实学。 ①以实学造就人才，培养具有经世致用的各级官员，对解决当时社会危机、教育弊端，都是十分重要的。
　　２。改革的废止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一场全面的，实实在在的改革，对挽救当时日益衰败的学校教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张居正的教育改革，在他生前已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在他去世后就逐步废止了。
　　（１）反对改革张居正的教育改革，必然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改革伊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以有违 养士 传统、 五教在宽 、 不喜学 等名目，攻击张居正及其教育改革。
　　①　　 张居正：《答陕西督学李翼轩》，《张太岳集》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88页。
　　①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四，《学校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1249页。
　　张居正鉴于当时各地学校生员过滥，下令淘汰了一批老弱昏愦、行为不端之人。但是，沙汰生员，有碍朝廷 养士 的习惯，很不符合一般读书人的意愿，因而遭致了当时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张居正强调加强各级学校的管理，重申各种学规禁例，被反对者看作是苛法，有失 五教在宽 的古义。为此，张居正辩明： 所谓宽者，殆以人之才质有昏明强弱之不同，须涵育熏陶，从容接引，使贤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宽义，一切务为姑息驰纵，贾（沽）誉于众，以致士习骄侈，风俗日坏。……本朝监规及卧碑所载，凛若冰霜，督学使者俱用宪臣为之，皆有深意。 ①张居正对 五教在宽 的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对明朝初期对学校的严格管理，也是很赞赏的。
　　张居正反对讲学，禁毁书院，在讲学之风十分盛行的时侯，反对者更是大有人在。为此，张居正一再表明，他并不反对讲学，不反对讲求实用，讲习国家典制、本朝诰、律等经世致用的实学，而是反对道听途说，空谈心性的 口耳之学.这虽然带有强烈的自辩色彩，但也是真实可信的。从张居正教育改革的措施的全局来看，他反对讲学，禁毁书院，都是为了发展学校教育，防止讲学、书院干扰学校教育的正常进行，而不是当时人所谓的张居正 不喜学.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反对的人很多。但是张居正敢于任事，不为困难、反对所吓退，在执政期间，仍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育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张居正病逝于任上，他所主持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废止了。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张居正上奏请求改革学校教育开始，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止，张居正的教育改革仅进行了七个年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十分短暂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并未能巩固下来。
　　（２）明末教育的败坏昙花一现的张居正教育改革，并未能解决明代教育的弊端，挽救教育的危机。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废止后，明代教育中固有的弊端又逐渐恢复了，且变本加厉，使明末学校教育更加败坏了。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二月，明廷又一次下诏申严学校之制，诏书中对明代学校之弊描写道： 近年来士习日偷，举贡失当，真才鲜少，理道不张，皆由督学、教谕、训导各官董率乖方，培养无术。尽失朝廷初意，以致朝廷不获收用人之效。 ①这一诏书对明末学校教育现状的分析，是十分恰当的。
　　明后期，学校教育培养不出合用的人才，以至于在明末朝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找不出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才来。《明史？杨嗣昌传赞》说： 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 这并非夸大不实之辞，而是真实的实录。如崇祯年间首辅温体仁就是一个不知甲兵、不知钱谷的典型代表。他在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中了进士，崇祯朝担任了八年内阁首辅。此时，全国各地战火连绵不断，甲兵、钱粮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崇祯皇帝每次问及兵、饷等事，温体仁都毫无办法，只是故作谦逊地说： 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指翰林院），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
　　顾臣愚无知，但票拟无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 ②托名自谦，其实真实反映出温体仁愚昧无能，在国家危亡之秋，竟拿不出任何挽救危机的方法。
　　明末这种不知甲兵、钱粮之事的士大夫的大量涌现，正是张居正教育改革失败后，学校教育更加空疏、败坏的结果。学校教育的败坏，培养不出具有真才实学的各种人才，没有得力的人才解决明末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明王朝终于走向了灭亡。
　　①　　 张居正：《答南学院周乾明》，《张太岳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9页。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四》，十通本，第 3247 页。
　　②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9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