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宗教史之基督教加速发展及其社会作用

基督教加速发展及其社会作用
　　（一）基督教顺利发展的内外条件
　　１９００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一次空前的 教难 ，传教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然而，经历了这场具有 斩尽杀绝 性质的 武力批判 ，基督教竟奇迹般地得到了恢复，并且在民国年间顺利发展。统计数字表明，本世纪初的５０年，比上个世纪１００年，教徒人数的增长还要快１０倍。而且，教案次数大大减少，没有全国性大教案发生。基督教顺利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国家的继续支持，庚子赔款的使用；中外传教士努力工作；社会交通运输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达……然而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着眼，笔者认为：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和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善是基督教得以顺利传播的主要条件。
　　１。教会传教策略的改变自康熙年间罗马教廷挑起 中国礼义 之争以来，近世西方传教士都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排他主义立场，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对抗，试图使中国基督化。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也使大多数西方教会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化上彻底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强硬对抗不是传教良策。于是在民国年间，基督教各派纷纷改弦易辙，采取基督教中国化的传播策略。
　　１９１９年，罗马天主教教皇本笃十五世批准中国教团重新进行 天主教中国化 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是使天主教教义儒学化，如有的教徒写文章指出： 耶稣圣教与中国儒教虽各迥别，道本同源，皆存心养性之学，非诡假怪异之言。 （《教会新报》创刊号《总述》）表明天主教又回到了明清之际的 利玛窦规矩 ，重新采取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立场。另一方面，天主教大力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以适应在中国传教的需要。到民国年间，不仅有了中国籍的神父、主教，而且有了红衣主教，教会的组织结构也中国化了。１９３９年，罗马教廷正式下令取消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至此，历时两百多年的 中国礼仪之争 以基督教中国化的形式最终解决了。
　　基督新教在中国化方面亦不甘落后。　　１９２２年，针对中国知识界发动的 非基督化运动 ，美国差会负责人穆德在上海主持召开基督新教全国大会，开展所谓 本色教会 运动。在《教会宣言》中宣布： 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穆德《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１９２２年） 本色运动 的目的， 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涮西洋的色彩。 在民国时期特定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教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受西方国家宗教组织控制的状态，但放弃公开敌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政策，尊重中国人民的宗教情感和文化心理，无疑会大大减少传教工作的阻力。
　　２。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善从中国社会方面看，民国年间基督教传播的文化环境无疑也有重大改善。
　　首先，以儒学为核心的古代传统文化崩溃，减少了基督教传播的心理障碍。随着清政府的垮台，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结束，数千年来维系中国人 敬天法祖 这个基本信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在体制上坍塌。 五四 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猛烈冲击封建礼教，儒学的 官学 地位亦告终结。因此，明末以来士人反击基督教的主要思想武器丧失了。非但如此，传统文化的断层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精神危机，中国人在找寻富国强兵良策的同时，也在为建立终极关怀而努力向西方探索。文化的空白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了良机。
　　其次，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彻底完成，国内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势力往往借助军阀插手中国政治，日本帝国主义甚至直接出兵侵略中国，这一时期对于教会的利用反而减少了。因而，民国年间教会作为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先锋的形象逐渐淡化，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而不是传教士。
　　再次，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后果的反思，社会各阶层对基督教的态度从盲目排斥转而为相对开放、宽容。义和团运动召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蒙受了重大损失。有识之士由此省悟，杀教士，烧教堂并不能阻挡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中国近代的落后亦不仅仅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以开放的心胸直面世界各种文化，革新政治，富国强兵。
　　最后，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律的效力是大打折扣的，但是，人民信教的权力毕竟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保证，这是中国公民人权事业的一次大进步。基督教开始从受人鄙弃的 洋教 变成了合法的宗教，反教活动被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如１９２２- １９２５年全国性的 非基督教运动 ，因得到许多新文化运动著名领袖的支持，搞得声势浩大。但这次运动没有酿成教案事件，而是以和平的文化方式开展的。这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国民素质的提高。
　　（二）基督教各派的流布
　　１。基督新教的传教活动及发展状况民国年间，基督新教在美、英、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支持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１９４９年统计，大约有１３０个新教差会在华传教。除清代来华的各老牌宗派继续发展外，基督教青年会最活跃，影响扩大最快。青年会世界协会负责人穆德（Ｊｏｈｎ？Ｒ？Ｍｏｔｔ　　ｌ８６５- １９５５年）先后９次来华布道，扩大了青年会的势力。外国籍传教士人数最多的１９２７年，达８０００余人，其中半数以上来自美国。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新教牧师不断调整传教策略以适应中国国情。据１９１１年的资料，专职传教士不足半数，而多数传教士则从事教育、医疗和各种社会慈善事业，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为了克服众多教派各自为政的状态，圣公会各派在１９１２年成立了 中华圣公会布道部 的联合组织，其它宗派纷起效法。　　１９１３年穆德来华，召集新教各差会负责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 中华续行委员会 ，统筹各差会的布道工作，在传道方式上他们也不断推出新样式，其典型者有：（１）奋兴会主要在教徒中进行，会间以虔诚的祈祷、忏悔、认罪、请求上帝赦免等宗教活动，增进教徒对上帝的信仰。山东籍牧师丁立美和加拿大籍牧师古约翰（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ｏｆｏｒｔｈ）是这项活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在全国各地多次大搞奋兴会，牧师带头登台忏悔，会场上充满了属灵气氛，祈祷之声此起彼伏。
　　在这种庄严、隆重、神秘的氛围中，许多教徒在会上兴奋不已，甚至失声痛哭，纷纷上台忏悔自己犯过的崇拜偶像、诈骗、盗窃、奸淫、赌博、吸毒之类的罪行。许多在父母、妻子面前不能启齿之事，许多在法庭行讯时亦不开口之人都敞开了心扉，吸引了不少人参与。
　　（２）布道会传教士自进入中国就不断进行布道活动，但以前多为个人布道，规模较小。随着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民国时期的布道则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如穆德与艾迪二人，１９１３年一年中就在中国１４个城市演讲布道，与会者总计达７８，２３０人次。同时考虑到与会者多为知识青年与官绅，他们的演讲常常以人们最关心的社会焦点为题。如 怎样救中国 、 中国的困境与出路 、 中国之转机 、 中国之希望 等等。当然他们所设计的方案万变不离其宗，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在穆德与艾迪的带动下，许多中国籍牧师也投身于布道活动。　　１９１４年成立了 布道促进特委办.１９１８年又成立了 中华国内布道会 ，在全国设有基层组织，搞过多次全国性的 星期大布道活动，在一般群众中发展了不少教徒。
　　（３）中华归主运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为了维护教会地位，中华续行委办会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在上海发起了 中华归主运动.其宗旨是联络全国教会组织， 使基督在个人与国家之上，得最明确之信用。 ①中华归主运动得到了各地教徒的响应，进一步促进了布道工作的展开。
　　（４）基督教本色化运动这是新教在民国时期搞的一次影响较大的活动。运动的原因是对近代以来传教策略的反省，直接导因则是１９２２年全国知识界兴起的 非基督教运动.１９２２年３月，上海学生得知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清华大学举行第１１次年会，于是成立了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 ，并于３月９日发表宣言指出： 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善良走狗。 ②３月２１日，李大钊等著名学者７７人联名发表宣言，在北京成立 非宗教大同盟.在宣言中他们声称： 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
　　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两立。 ③两个宣言得到了全国众多社会团体的响应，不少学校学生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形成了很大声势。１９２４年， 非基运动 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建 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 ，发扬五四传统， 秉爱国之热情，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所办一切事业。 ①运动参加者针对教会学校大量存在的状况，提出宗教与教育分离，收回教育主权的口号，并迫使国民政府采取了部分措施。 非基运动 持续了几年，这是民国年间教会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次大冲突。但不同于前此教案，反教斗争主要限于文化领域里和平进行，没有导致冲砸教会之类的过激行为。从思想内涵方面看，这次运动已不再以传统文化为思想武器，而是用西方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批判宗教，加上他们自己的理解，对宗教持全盘否定的激烈态度。 非基运动 使教会发展势头受到了严重挫折。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５年的５年间，基督教三大派教徒人数仅增２万人。这种状况引起了教会人士的警惕，他们针对 非基运动 推出了 基督教本色运动 方案。　　１９２２年５月，穆德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全国基督教大会，成立了 中华基督教（新）协进会 ，作为协调各差会的机构。选举中国籍教士诚静怡为总干事，发表教会宣言，正式提出了 中国本色的教会的主张。关于 本色化运动 的宗旨，诚静怡概括为： 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 ②由此可见本色化运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在经济上自筹、自养，减少对国外的依赖；组织上选举中国人担任教会领袖，实现自治；在活动上实行自传。另一方面则是在教义的内容方面 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涮西洋的色彩。 全国的教会组织按宣言精神进行了大量基督教中国化的工作，出书办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宗教原理，在某种程度上缓合了民众与教会的对立情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实现中国教徒自养、自治、自传也是不可能的。
　　①　　 全绍武：《中华归主运动》第六期第 45 页。
　　②　　 《先驱》第四期 1922 年 3月 15 日。
　　③　　 转引自张钦士《国内近十年来宗教思潮》，第 187页。
　　在基督教本色运动中，也曾出过 佛化基督教 ， 儒化基督教 的尝试，如上海宝光路教会采取佛教的方式，在礼拜时焚烧香烛，跪诵经文，祷文。另一些教徒则大作调合儒学与基督教的文章，用一些儒学观念附会基督教教义。甚至在本色化运动前后还出现了一些中国人自办的教会组织，如魏思波１９１７年在北京创办真耶稣教会，以赶鬼、祷告、治病吸引群众，在全国传布。１９２１年敬奠瀛在山东泰安创办耶稣家庭，１９２２年倪拆声在福州办基督教徒聚会处，以中国式的家族伦理建设教会组织。此类作法在俗文化层面上虽有较大影响，但毕竟偏离基督教基本精神太远。其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也过于追求表面形式，与近现代对传统文化的反省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
　　（５）五年运动鉴于２０年代后半期教会发展缓慢，教徒素质不高，１９２９年３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会议，提出展开一个五年运动，以期提高教徒素质，增加教徒数量。共计划进行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识字运动，扩大布道，受托主义，青年工作等六项活动。其口号是 求主奋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年计划是对本色化运动流于世俗化的一种纠偏。五年计划的结果，教徒素质有所提高，教徒人数的增长势头，在３０年代中前期有所回升。此后抗日战争使教会受损。
　　除了大规模的布道活动，新教各会还兴办学校，出版书刊、报纸，以期扩大教会影响，发展教徒。据目前掌握的统计资料，１９１４年新教徒人数为２５万，１９１８年３５万，１９２６年４０万，１９３７年６５万，１９４９年７０万人左右。
　　①　　 《觉悟》1924年 8月 19 日。
　　②　　 《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
　　２。天主教的中国化及其发展状况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对天主教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教会利用庚子赔款又修复、新建了一批教堂，传教事业得到恢复发展，大批西方传教士也陆续回到中国。１９１０年为１３９１人，１９２０年为１３６４人，１９３０年为２０６８人。这些传教士分属法、德、美、意、西、比、加等国１２２个传教会。
　　１９１２年，甘肃王志远、山西成棲等神父发起成立了 中华公教进行会.１９１３年，全国公教进行会联合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新教，共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１９２６年，教皇庇护十一世给中国宗座代牧和监牧写信，敦促成立公教会。１９３３年于斌回国后，担任 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 总监。　　１９３５年，公教进行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陆伯鸿被选为会长，朱志尧为副会长，共同协调全国的传教工作。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更侧重于农村和下层平民，所以人数一直要多于新教。１９１３年为１３０万人，１９２１年超过２００万人，１９３２年达２５０万人。
　　鉴于近代一系列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天主教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中国化运动。　　１９１２年，著名的天主教爱国人士英敛之，针对当时控制中国的法国天主教教士素质低劣的问题，上书罗马教皇，主张培养中国籍传教士，并指出：教中掌大权者， 倘真有救拔中国，广扬圣教之诚心，非痛改旧辙不可。 ①另有许多教徒参加五四运动，并且撰文揭露西方国家控制中国教会，侵略中国的事实。针对这一情况，１９１９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五发布了 夫至大至圣之任务 的通谕，下令在华各修会尽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从此拉开了天主教中国化运动的帷幕。
　　天主教中国化的一方面是在理论上与儒学相融会。教士们放弃了当年排弃异端的蛮横立场，著书立说，千方百计地寻找儒学与天主教的共同点。在他们办的《教会新报》 总述 中讲： 儒教法本其才，专与耶稣教异同。　儒教言道不可离与耶稣教同 ， 儒教中庸与耶稣教同 ， 儒教不怨不尤与耶稣教同 ， 儒教时习而说与耶稣教同 ……。又有一教徒撰文指出： 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为己，同出一源。 ①１９３９年罗马教廷正式翻了康熙年间中国礼仪之争的案，取消了１７４２年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指出祭孔仅是向中国文化伟人表示敬意，祭祖也不过是慎终追远的形式，都是对本国传统文化表示尊重，应予以宽容。尽管当时儒学已失去了 官学 的地位，但在中国文化中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尽管政府已正式废止天坛祭天仪式，但民间祭祖活动仍然保存。故天主教与儒学认同的措施，无疑会使中国民众增加亲近感。
　　①　　 北京师范大学《风云录》第 13 页。
　　①　　 《皇朝经世文新编》中第 40 页。
　　天主教中国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大量启用中国神职人员。根据教会的资料，１８世纪末，仅有中国籍神父１８人，１８４０年时增至１３０人，１９００年４７０人，远远低于外国传教士人数。而且，至本世纪初，没有一名中国人担任主教职务，这样在广大中国民众中，天主教总是摆脱不了由 洋人 控制的 洋教 色彩。为了消除民众的隔阂心理，教皇在１９１９年的谕令中指出：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 ②以后，教皇在１９２６和１９３２年两次派钦差到中国活动，推动教会培养中国神父的工作。中国籍神职人员人数直线上升，１９２０年达到９６３人，１９３３年达到１６００人，１９４９年达到２６９８人。同时教廷还注意在中国神父中提拔高级神职人员。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２日定湖北省蒲圻为 国籍宗座监牧区 ，任命中国神父成和德为监牧。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５　　日，定河北安国为 国籍第二宗座监牧区 ，任命中国神父孙德祯为监牧。　　１９２６年２月，教皇庇护十一世发 谕旨 ，重申： 不得阻碍中国司锋担任司铎区及大主教区之主教.同年１０月２８日，孙德祯、赵怀义、朱开敏、胡若山、陈国砥、成和德六人赴罗马，教皇亲自为他们 祝圣 ，成为第一批中国籍主教。其后，中籍主教人数不断增加，１９３６年达２３名。大批中国人担任神职，由中国神父出面布道、传教，增加了教徒对教会的信任感。二三十年代天主教发展较为迅速，这是与中国化运动分不开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矛盾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由于欧洲各国的复杂关系，天主教内部各派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不统一，比利时籍主教雷鸣远（Ｖｉｎｌｅｎｔ　　Ｌｅｂｂｅ　　１８７７- １９４１年）公开号召教徒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于１９３８年组织了 华北战地督导团服务团 ，自任主任，直接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罗马教廷则与日本法西斯相勾结，在外交上承认伪满洲国，成为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帮凶。由于教会内部立场不统一，加之战争破坏，天主教传教事业处于停顿状态。
　　抗日战争后，为了复兴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二世提出 使天主教更加中国化 的主张。任命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为红衣主教，主持全国教务。田遂成为远东第一位红衣主教。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１日，教皇颁布 成立中国教会圣统体制诏书 ，重新规划建制。置２０个教省，设２０个总主教；７９个教区，设７９个主教；３８个监牧区，设３８个监牧。在这些教区中，共有中国籍主教２９名，并计划逐步实现全部由中国主教管理。同时任命田耕莘、于斌、周济昌为总主教。在这种形势下，外籍教士虽较战前有所减少，但中国教徒却不断增加，到１９４９年达３５０万人。
　　３。东正教的兴衰义和团运动后东正教的传教事业得到一定恢复。但是随之而来的１９０５年 日俄战争 ，又使东正教在东北的传教事业受到抑制。至清末，东正教徒不过３万人，中国人７００余名。
　　民国年间东正教有一段大发展时期，原因是１９１７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大批沙皇时代的贵族、军官纷纷流亡国外，其中相当一部分跑到了我国。东正教在北京、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的传教团采取了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大批收容流亡白俄，造成了东正教徒猛增的趋势。其中哈尔滨教区的情况最为明显，在１９１８- １９２４年的７年中，共新建教堂９座，１９２２年统计东正教徒达到３０万人。大批从俄国逃出的教会高级人员开始在中国东正教会中任职。１９１８年苏联政府在国内采取了 政教分离 ， 教会与学校 分离的措施。中国的东正教会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号召流亡白俄 组织武装力量 ， 拯救祖国 ，并于１９２２年宣布断绝与莫斯科首牧区的隶属关系，转归设立在塞尔维亚的 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 管辖。１９２４年苏联政府宣布有权接收俄罗斯正教教堂的财产，为此，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正式改称为 中国东正教会.下辖北京、上海、哈尔滨、天津、新疆等教区。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担任大主教，后又提升为都主教。
　　②　　 上海《圣教杂志》1920年 4月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教区的俄国人纷纷南下，人数逐年减少。北京、汉口教区亦因财政拮据，勉强维持。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拉拢东正教成立了 俄侨防共委员会 ，北京、哈尔滨的一些主教、司祭参加了破坏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活动。不过，滞留在中国的俄侨与日本侵略军也有矛盾。１９４３年，日本关东军总部命令东正教徒也要和 满州国国民 一样 参拜日本天照大神 ，哈尔滨大主教梅列基以东正教教规 不向任何异教神像崇拜 为由加以拒绝，一时间东正教与关东军关系紧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国际地位提高，同时也注意宗教政策的宣传，使部分中国东正教徒转变了对苏联的看法。１９４６年，主持东正教北京总会的维克托尔主教宣布断绝与流亡慕尼黑的 俄罗斯正教临时主教公会议 的关系，归属莫斯科首牧区管辖。哈尔滨教区的梅列基主教也采取同样的行动。
　　他们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援助。上海、天津教区仍坚持反苏立场。鉴于苏联政府当时的 中国政策 ，莫斯科首牧区指示中国教会全力发展中国籍教徒，但是成效甚微。以哈尔滨教区为例，虽然教会在中国人居住区修教堂，办孤儿院和学校，但１９４６- １９４９的四年中，仅发展中国教徒１５人。东正教仍然保持着俄国侨民宗教的面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俄国侨民大批回国，东正教呈现萎缩状态。
　　（三）基督教与民国政治
　　基督教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国际大气候下进入中国的，民国以来尽管他们采取了 中国化 、 本色化 等等改良措施，但要完全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故仍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两大主题的转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张弛，国、共两党关系的松紧，教会的作用亦在不断变化之中。
　　在１９１２- １９２７年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许多教内人士也投身于其中。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孙中山先生。
　　１８８３年，孙中山用孙日新之名在香港受洗入教，他早年的战友陈少白、郑士良、宋耀如也都是教徒。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旗手，他一生革命工作繁忙，极少参加宗教活动，但是在临终给孙科及其母卢氏的信中说： 我本基督教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 ①。表明他是以一种基督徒的精神投身革命斗争。冯玉祥将军１９１３年加入美以美会， 立志归主.以后邀请刘馨廷、古约翰等人为军中牧师，在西北军部队中开布道会、奋兴会，发展教徒，冯玉祥自己也亲自证道，悔罪认错，人称 基督将军.他的部队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中建立了功勋。
　　①　　 荣孟源、章伯铎：《近代稗海》第一辑，第 572页。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先锋，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　　１９１９年６月，天津教徒发布《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呼吁教友 速起救国.他们召开了 讨论挽救青岛外交等事 的教徒大会，成立 天主教救国团 ，加入天津绅商学教四界联合会，向社会各界散发传单及宣言书，到社会上演讲，成为全国爱国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当时控制教会大权的外国主教、神父对此却很反感，他们从所在国的狭隘民族利益和狭隘国家利益出发，对中国教徒的爱国行动百般压制。如《圣教杂志》编辑部的 特别声明 指斥天津教徒的行为是 诬蔑神长 ， 使教徒与神长为难 ， 或竟背教，或成裂教.反对神长、背教、裂教的罪名，在教会内部就要受到 绝罚.就是在他们的威胁恫吓下，天津教徒的爱国运动被扼杀了。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教会人士先是表示支持，但当革命危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时，一部分教士又转而反对。如意大利教士斯伏尔匝在他的《中国之继》一书中曾经写道： 孙中山本人不就是教会教育的光辉成果吗？这个广东的煽动者，在他一生最险要的关头，不止一次受到传教士的保护。但他有实力以后，就抛弃了他的信教的妻子，放弃了和基督教的友谊。 其不满情绪溢于言表。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美国传教士李摩提太却说： 孙中山先生辞总统职而让位给袁世凯是他一生中最聪明的一件事.１９１２年３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北京的基督新教会举行盛大的庆祝礼拜。孙中山在南方组织讨袁革命，传教士李佳白向袁世凯献策说： 制止革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它开始时迎头痛击之。 １９１６年袁世凯称帝，北京的基督新教会还举行大规模弥撒，祈求天主保佑袁大皇帝 万万岁 ①。基督教如此支持北洋政府，主要是由于封建军阀统治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更符合西方列强在华利益。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公开举起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旗帜。尽管２０年代共产党势力还很弱小，但基督教会已清楚地感到了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大敌。他们千方百计地歪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说共产党要 共产共妻 ， 消灭宗教 ，在教徒中制造反       共、仇共情绪。早在１９２２年开始的基督教本色运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农村阵地，建立基层组织，与共产党争夺农民。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解体，基督教各派积极开展反       共扶蒋活动，配合国民党剿共。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伊始，教皇即派刚恒毅作为特使前往祝贺。同年１２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爱伦教堂举行了洋式婚礼。１９２８年８月１日，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关于中国问题的 特别通谕 ： 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这篇 通谕 正式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国内各教区、修会积极贯彻教皇的 通谕 ，在农村与各种地主势力相结合，宣传反       共、防共 ，并帮助国民党军队收集情报，刺探军机，围剿红军。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３日，蒋介石在上海爱伦教堂由江长川牧师施洗入教，从而使国民党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更为密切。１９３３年夏，大批基督教上层人士到庐山避暑，并召开了题为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 的讨论会。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全力剿共，传教士们关心的是红军撤走后如何在苏区建立教会组织，消除共产党的影响。会议期间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到会讲了话，并同意划出一部分红军撤出地区作为基督教农村服务试验区。１９３４年红军撤出江西后，蒋介石把黎川县划给教会作试验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被选为试验区总干事。蒋介石在接见牧恩波等人时讲： 这是给你们一个表现基督教怎样能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机会。请你们和我合作，筹划一个详细的复兴计划。①黎川试验区计划共分教育、妇女、卫生、农业、新运（新生活运动）等五部分，传教士一方面抓紧对农民进行宗教灌输，给农民一些种子，农具等小恩小惠，另一方面，又要求农民把土地还给地主富农，甘心忍受剥削和压迫，以等待来世天国。
　　①　　 以上材料均转引自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上，第 71 页。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由对抗转为合作。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一般而言，由美、英等国控制的基督新教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持反对态度。 九？一八 事变后，著名的美籍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便在学校集会上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指责美、英政府对日本的妥协立场。 七？七 事变后，基督教青年会十分活跃，１９３７年冬在上海成立 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 ，并成立各地支会５０余处，进行战场服务工作。中华基督教（新）协进会先后组织过 战时服务委员会 ， 伤兵之友社 ， 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 等组织。其它差会也组织过类似团体，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的枪炮下，救护伤员，赈济难民，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之中。有些教徒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基督新教教徒，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１８９５- １９３８年）， 七？七事变 前就曾在欧美、南洋等国发表演讲，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并号召教徒团结抗日。 八？一三 战事中，他被推选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积极援助中国军队抗日作战。
　　上海沦陷后，他在租界中坚持抗日活动，并严辞拒绝南京伪政权聘请他担任伪教育部长的职务。１９３８年４月７日，日伪政权派人杀害了他。教会不但支持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也积极向共产党控制的敌后根据地输送人材，物资。如司徒雷登和英千里曾冒着危险帮助青年学生逃离敌占区，到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武装。据不完全统计，仅燕京大学就有７００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基督教青年会１９３９年７月派人赴延安，送钱兴建国际学生疗养院，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天主教在抗日战争中的立场则比较复杂。罗马教廷受意大利、法国的影响，在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３３年，分别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签定条约，互相支持。
　　伪满洲国成立后，教皇庇护十一世于　　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０日派使节表示祝贺，并正式承认 满洲国 ，在 满洲国 建立天主教会，派驻宗座代表。教皇的宗座代表蔡宁（Ｍａｒｊｏ　Ｚａｎｉｎ）发布命令，要求教徒 不偏左、不偏右 ，实际上就是不要反抗日本侵略，甘作日本帝国的顺民。在关内，一些天主教上层人士散布基督教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论调，反对教徒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鼓吹中日两国基督徒要联合起来，影响和说服本国政府， 使友爱和亲善能主宰国家的一切。 这种和平主义的空谈，在当时只能起到麻痹人民斗志，掩盖侵略的作用。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感到在占领区由西方传教士控制的天主教会辅助侵略战争不利，干脆从国内调来日本教士另起炉灶，直接控制沦陷区的广大中国教徒。如日本天主教神父、特务岩下庄一到了华北，立即散发宣传品，为日本侵华战争辨护。他说： 我们主张当前的讨伐是符合正义的，其理由蕴藏在中国中央政府允许由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发生的事实里。 ①
　　①　　 《女铎》1936年 2月号。
　　①　　 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
　　他们利用教徒恐共情绪，借反       共为名使日本侵略战争合法化。在日本 强化治安 时期，沦陷区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终日以混合面充饥，而教会人员则可以从日伪机关领到白面，冬天用煤也很充足。日本特务机关就是利用这点小恩小惠在教徒中发展特务，组织 防共委员会 ，专为日军收集情报，维持交通治安，镇压和监视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
　　然而，广大的中国天主教徒还是爱国的，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于抗日救亡事业，其中涌现出象马相伯，英千里这样的抗日英雄。马相伯（１８４０- １９３９年）出身于江苏丹阳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受洗。１８７０年受祝成为神父。１８９８年创办 南洋公学 ，学生不断增加。五年后在此基础上创办 震旦学院.马相伯因此名声大振，成为社会上著名的教育家。 九？一八 事变后，他公开发表抗日言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讲： 日本只有８０００万人，而中国有４万万人，日本只有中国的１／５。五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五分之一的日本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 缩头乌龟'.可是做缩头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 ①他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人，于１９３５年组织了上海文化界人士救国会，马相伯因德高望重被推为会长，不久又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全力掩护 七君子 的抗日活动， 七？七 事变后，马相伯以９０岁的高龄开始了向内地的颠沛流离生活。但他抗日斗志不减，沿途呼吁同胞奋起抗战。１９３８年在转移昆明途中，因病暂停越南谅山，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４日病逝于此。对于这位爱国老人的光辉业绩，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联名发出唁电，给予极高的评价。天主教徒，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身处沦陷区北平，抗日斗志不减。他在校内组织 炎社 ，（取顾炎武不与敌人妥协之意），宣传抗日思想。１９４２年底和１９４４年２月两次被捕，在日军严刑拷打下英武不屈，被判１５年徒刑。另有教徒赵紫宸、伏开鹏、张怀、叶德禄等人亦因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捕。在１９３１年 一？二八 战争中，天主教将教会医院改为军事医院，救护中国伤员２０００余人。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后，教会在华北、东南的医院也经常收治伤员。同时，在战争期间，教堂也经常成为难民收容所。总之，大多数中国教徒还是深明民族大义的，在抗日战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立即尖锐起来。基督教会明确地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他反       共。１９４７年７月，蒋介石下达 勘乱动员令 ，于斌大主教代表天主教公开拥护。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梵蒂冈正式与国民党政权建交，互派公使。美国的新教会派纽约教区总主教贝尔曼（Ｆｒａｎｃ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Ｓｐｅｌｌｍａｎ）到中国，他通过大批美国救济物资笼络各地教会人员，为他们的反       共事业服务。１９４６年７月，美国新教牧师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建议蒋介石： 亲自领导一场新的革命运动 ，以便把 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重新赢得公众信任。 因为 那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 ①。基督新教制定的战后复兴计划重点在农村，目的在于与共产党争夺农民。他们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内建立教区，实施 平民教育 计划，以抵制 赤化.美籍比利时天主教教士雷震远（ＲａｙｍｅｎｄＪ？ＣｅＪａｃｈｅｒ）
　　发起的 公教青年报国团 ，在华北地区直接组织地主武装，在 华北剿总 指挥下，对解放区农民反攻倒算。他们还收集解放军情报，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军事失败之后，许多以反       共著名的中、外传教士纷纷撤往国外（约有５０００余人），美国舰队曾拨专款组织他们撤离。１９４９年初，罗马教廷发布了《天主教友应如何对抗共产党》的 紧急谕旨 ，禁止教徒接近共产党人或阅读共产党的理论文章，违背将受到处分或驱逐出教。另外，国民党特务也抓紧在教徒中发展各种地下组织，准备在政权易手后与共产党长期对抗。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共产党掌权后对教会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立场。
　　当然，也有相当的基督教徒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在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影响下，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探索中国教会新的出路。
　　①　　 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1933年。
　　①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 167-170页。
　　（四）基督教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及其贡献
　　民国年间，基督教在华所办各项文化、福利事业发展很快，不论其动机如何，这些文化、福利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国是基督教在华所办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教会办、学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扩大宗教影响， 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同时，教会学校也肩负着向中国人民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美国伊里诺伊大学教授詹姆斯直言不讳地讲： 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道义上、知识上和商业上的影响力方面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 ①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觐见美国总统，建议美国部分退还庚子赔款给中国办学，用以培养中国人的宗教精神，防止暴乱再次发生。美国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于１９１１年带头发动了 退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建立学校 的活动，用退还的赔款建立了 清华大学堂.山西浸礼会用赔款建成 山西大学.以后，其它国家的教会纷纷效仿，于是各种大、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一般而言，基督新教侧重于办高等学府，而天主教办的中小学则比较多。
　　据１９１４年的统计，天主教会开办各类学校８，０３４所，学生总数１３２，８５０人。基督新教开办学校４，１００所，在校学生１１。３万人。两者合计，共有学校１。２万余所，在校生２５万余人。这个数字占当时中国学校总数的１／５，在校学生总数的１／６，教会学校在民国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刚刚废止科举制度，新式学校开始代替私塾，教会学校为中国人办学提供了一套新的模式，起了示范作用。教会学校虽然服务于传教事业，但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量新知识。由于教会学校背后有外国宗教组织及政府作为经济后盾，故教学设备好，教员工资高，吸引了国内外大批优秀人材，其中一批名牌大学，成为中国培养高级科技文化人材的摇篮。如天主教办的北平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基督新教办的北平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广东岭南大学、福建协和文理学院、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湖北华中大学、湖南湘雅医学院、四川华西协合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培养的许多科技精英成为中国理、工、农、医各类事业的柱石。还有相当一批文理各科的学生进入政界，成为民国政府的要员。
　　据１９２４年的统计，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中基督徒竞达６５％①，即使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不少毕业于教会学校。
　　①　　 明恩溥：《今日之中国与美国》，第 213页。
　　在教会办的各类学校中，开始都把神学作为必修课向学生们灌输，甚至强行要求全体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必须信仰上帝，不得学习其它宗教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这类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满，１９２２年开始的 非基督教运动 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改革教会学校。余家菊等人提出由政府收回教育权，孙恩元等人提出，凡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国领土上办教育。１９２４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年会上，提出教育与宗教分离，取缔外国人所办学校的议案。国民党左派支持这一议案。１９２５年，北京政府颁布了 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 ，其中规定不得以宗教课目为必修课，不得在课堂上进行宗教活动，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外国人不得担任校长，设立以华人为主的校董事会等条款，否则不准注册立案。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 外国人兴资办学条例 ，肯定了上述精神。在中国朝野的压力下，大多数教会学校表示愿意遵守中国政府法令，变宗教课为选修课，减少教会对学校的干预，教材和教学体制也参照中国教育制度作了某些修改，并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如刘湛恩为沪江大学校长，杨永清为东吴大学校长，吴雷川为燕京大学校长，吴贻芳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等等。也有少数学校因拒绝执行中国政府命令而停办。不过，在外国教会出资的学校中，中国校长的职权是很有限的。有的学校甚至搞些文字游戏对付中国政府。如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于１９２９年辞去校长职务，改任校务长。而在英文中 校长 与 校务长 本是一个词，所以在纽约托事登记部注册的校长仍是司徒雷登。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仍有５０％左右成为教徒。教会学校的发展也是民国年间教徒人数猛增的原因。
　　二三十年代是教会学校发展较顺利的时期，１９２６年教会学校总数达１。５万所，在校生总数８０万人，占当时全国学生总数的３２％。１９３７年教会学校在校生总数达到１００万人，其中大学生８，０００人，中学生９万人，其余则为小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教会学校大量减少，此后，一直未恢复战前水平。
　　教会在中国还办有一批新式医院。教会在华办医院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在医治中国人身体病痛的同时也将上帝信仰注入他们的心灵。据１９３６年《基督教年鉴》第１３期统计：新教３４个差会在华共办医院２６８处。另据德礼贤统计，在１９３３年时，天主教共办２６６所医院、开设药房７４４处。医院的经费主要来自中国，一部分取自医药费，另一部分来自募捐。由于教会医院拥有一批医疗水平很高的医生，较好的设备和药物，故受到富有阶层的欢迎，医院也对他们收取高额医疗费用。对于贫苦人民，则减收或免收医药费，以博取好感。另有部分资本家、政府官员以及外籍人士捐款。１８３５- 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０年间，各国政府及教会捐助中国教会医院５０００万美元左右，多用于开办费和购置设备①。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兵火连绵的情况下，教会医院的作用是值得称道的。医院中大多数医生、护士、修士、修女救死扶伤的精神也是真诚的。
　　①　　 参见《中国教案史》，第 714页。
　　①　　 参见《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 100页。
　　教会的慈善事业包括兴办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等。其中育婴堂、孤儿院最多，据１９３０年统计，天主教在全国各地开办孤儿院３６０余所，收养孤儿２万余人，育婴堂数目不详，共收容婴儿５万余人。在旧中国官办福利事业很不充分的条件下，这本是一桩大功德。同时与其它宗教相比，基督教在社会慈善方面所作贡献亦很突出。不过，由于当时条件相当简陋，孤儿在育婴堂或孤儿院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医疗条件，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以北京西什库美、德合办的 仁慈堂 为例，１９４９年前　　的８０年中，共收养孤儿２。５万人，其中活着走出孤儿院的仅有２，０００人，死亡率高达９１％。所以在教会各项文化、福利事业中，孤儿院受攻击最多。
　　赈灾也是教会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１９２１年，教会在上海成立了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下设农业、水利、信贷等专门委员会，并在华北、华中设１３个分会，救济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灾民。１９２９年豫、陕、甘三省大旱，１９３５年长江大水，该会均参加救济。截至１９３６年止，该会共收到捐款５０００万元。其中相当部分是美国方面提供的。１９３１年华北水灾时，教皇庇护十一亲自捐款１０万里耳（约折大洋６万），教廷专使捐款４万元，南京教区教徒捐款５万元。此类情况难以全面统计，教会的赈灾活动对于灾区人民减少死亡，恢复生产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