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史之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在五四时期史学思潮的基础上，三四十年代史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成为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五四时期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新理论、新方法的宣传介绍上，以及对中国新史学体系的理论建设方面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史学则把五四时期传入的各种史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把理论上的新史学付诸实践，从而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史学界明显地分为两大派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外的史学派别。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这两个史学派别用不同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成为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主要力量。
　　１。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及实践傅斯年（１８９６- 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习。 五四 期间曾在北大主办《新潮》杂志。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冬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心理系学习心理、生理及数学等课程。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在德留学期间，由于他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学习科学课程，希望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到研究文史的基础和方法。他从英国转至德国学习，就是 打算从生理学以通心理学而进于哲学.在德国，他接触到近代物理学的一些思想，如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 、勃朗克的 量子论 ，这些理论对其有较大影响；他还接触到对他后来治学方向产生重大影响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在该校创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
　　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筹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夏史语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对设置史语所的意义，傅斯年在民国十七年的年度报告里指出：史语所的设置， 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论。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①。他认为，历史、语言学虽为 旧域 ，但在近代欧洲 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 ， 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 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 ②。他指出在中国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为了推进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使其研究 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①。
　　①　　 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大陆杂志》第 2卷第2 期。
　　②　　 同上书。
　　傅斯年在民国十七年史语所的年度报告里明确规定史语所要做的几件事。其一， 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之企业 ；其二， 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 ；其三， 择应举之合众工作次第举行之 ；其四，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 ；其五， 使本所为国外治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 ；其六， 发达历史语言两科之目录及文籍检字学 ②。
　　从傅斯年上面对史语所成立的目的的阐述可以看出，史语所的建立正是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在傅斯年任所长的２３年之间，史语所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由他的史学思想所规定的。他的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接受了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他看来，历史学 不是著史 ，因为 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而不能客观。历史学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史料。他指出了史料对历史学的重要。他认为：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富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所以，傅斯年制定的史语所研究工作的宗旨，第一是 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 ，也就是保持 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 的精神；第二是 扩张研究的材料 ；第三是 扩张研究的工具.他指出： 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他主张客观地研究史料， 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 ，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①。
　　正是在重视史料思想的指导下，史语所设立了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聚集了一批学者。提倡学术研究的集体协作，改变过去以 读书就是学问 的风习。这就是傅斯年 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在中国建立 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的愿望和努力。
　　史语所成立后，在史学方面主要进行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语言学和考古学也都为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历史资料方面，史语所搜集了许多资料，包括新发现的实物资料等等。并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的档案史料，刊行《明清史料》多种。史语所在考古方面主要是对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此项工作主要由李济主持，从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７年共发掘１５次。殷墟发掘不仅根据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是商朝后半期从盘庚迁殷至纣之灭的都城，并发现了商朝帝王大墓及王朝宫殿遗址。此外，史语所还发掘了历城城子崖，并据此提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问题。这些考古发掘工作，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推进了上古史的研究。
　　①　　 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
　　②　　 同上书。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傅斯年的客观主义史学思想，通过史语所的实践，表明了建设科学的史学的思想在史界影响之广。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语所聚集的一批史学工作者，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界中注重史料搜集和整理的客观史学派别。
　　２。提倡民族精神的史学思想史学是一门探讨以往历史的学问。通过它人们可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从而增强自己的民族意识。近代以来，史学一直被用来激发民族感情，和救国救亡联系在一起。至抗日战争时期，史学再一次成为人们用来阐发爱国热情，唤起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 ９。１８ 事变发生之后，国内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战争的危险打破了书斋的宁静。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许多史家都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宣传抗日，激发民众的民族责任感。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史学的章太炎，在 ９。１８ 事变后，就和马相伯联名发表声明，用历史史事证明东三省属中国领土，指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昭告全世界。在这民族危机的重要时刻，他号召爱国爱史。晚年他进行了多次演讲，提倡读史，以读史来激发民族精神。在《历史之重要》的讲演中，他开宗明义指出： 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 认为只有懂得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才能够爱国， 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即如吾人今日，欲知中华民国之疆域，东西南北究以何为界，便非读史不可。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把读史与国家的安危联系起来。他还认为： 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洽。 政界、学界乃至学生，都以为旧史书为 家谱 、 帐簿 而不去读，岂不知 一家有一家之产业，一国有一国之产业 ，没有家谱、帐簿，人们如何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所有的 产业. 不讲历史，即无以维持其国家. 家谱、帐簿束置高阁，四万万人都不知国家之根本所在，失地千里，亦不甚惜，无怪其然也。 章大炎特别指出：过去读史，注意的是一代之兴亡，今日读史， 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 ①。
　　如果说章太炎是用 读史 来激发民族精神的话，那么，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许多学者则直接把研究史学的方向转到了抗日救亡方面。历来强调治史不求致用的顾颉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之后，也表示： 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 他除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外，还在史学研究中注重对与民族危机之时事相关之事的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他认识到编民族史事的重要。他认为 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 ②。此后，他还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 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 课程，并与一些对地理沿革有兴趣的同人和同学创办了《禹贡》杂志。在《禹贡》创刊词中表明了他们创刊的目的，指出：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的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 ①并特别强调研究历史地理是为了进行爱国教育，增强民族意识。他们指出，日本用 本部 称呼我们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从而为他们的侵略制造历史依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研究历史地理，不使人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岂不是 我们的耻辱.他们用《禹贡》为名，是因为《禹贡》为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是研究历史地理的起点。他们还正式组织了 禹贡学会.禹贡学会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准备研究古代地理， 就学校课业扩大为专题之研究，且搜集民族地理材料，分工合作，为他日系统著作之准备耳.但在 强邻肆虐，国之无日 的情况下， 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之研究 ②。可见，《禹贡》杂志的创刊， 禹贡学会 的成立及其对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视，都反映了史学工作者的抗日热情。
　　在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史家都在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之中，突出爱国、激发民族精神的内容。这时，原来推崇乾嘉学派钱大昕的史家陈垣，也转而推崇 经世致用 的顾炎武。这期间他所作的《明季滇黔佛教考》、《通■胡注表微》等一系列著作，都 以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为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③表达自己爱国之热情。
　　①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第 55 期。
　　②　　 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3月。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４０年代前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历史研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不注重历史研究是极坏的作风，并提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３０年代初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壮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对中国社会史及思想史的深入探讨。
　　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阐述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日趋广泛，从史学理论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和总结也显得重要起来。于是，一些史学工作者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研究集中表现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①　　 《发刊词》，《禹贡》第 1卷第 1期。
　　②　　 《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
　　③　　 陈垣：《致友人信》，转引自《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 4月版。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及内容。他们明确地指出：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自己发展的过程。 与自然界之历史不同， 人类社会最特殊的特点，就在于人类能劳动、生产.因此， 人类社会的历史，应该是劳动生产者发展的历史.历史要研究的也就是劳动生产者发展的历史。他们还指出： 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除了原始的状态以外，都是劳动者被奴役和争取解放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也就规定了 现在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地是研究一定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 ， 研究阶级斗争 ， 同时要研究怎样消灭阶级、以达到无阶级的社会 ①。翦伯赞则从中国史研究方面论述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他认为：新的中国史应 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 的观念，用极客观的眼光， 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 ，从而研究全面的中国史；要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 了解中国史中每一个时代在世界史中所处的地位 ；新的中国史 应该重视社会经济对历史的决定作用 ， 也不应忽视人类的主观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 要找出人类主观斗争之经济的背景。同时，也要找出人类主观斗争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新的中国史研究 不应以分析两个敌对集团之关系为满足 ， 必须要进而研究这两个敌对集团之内部的分化与变动 ，而不应忽略 中间社会群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中国史研究还要注意对 从宗藩的混战，外戚宦官的专政，小所有者的抗争，到农民叛乱 这一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对立的转化过程的研究，否则不能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之特殊的内容。研究中国史 必须要把那些从社会经济基础上蒸发出来的思维（如哲学、宗教）还原到他们的出发点；把那些由思维而再凝固为形象的东西（文学绘画、雕刻等）再蒸发为思维。
　　从这里找出他们对历史的反映，找出历史对他们的制限.此外，翦伯赞还指出： 中国历史，也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它的发展，决不能逸脱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但也有其自己的特殊性。 这就要求 承认中国史发展是遵循着世界史发展之一般法则，但同时，也切不可抹杀中国史自己所属有的特殊性。 ①关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十分注重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历史研究都被直接地与中国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则 会减弱民族的自尊心和奋斗的自信心。 他们把历史科学作为 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 斗争的有力工具。他们指出：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劳动者被奴役和争取解放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往哪里去。因为这能十倍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这种斗争胜利条件的知识 ②。他们也把历史科学作为民族斗争的武器。认为 日本御用学者，正加工伪造中国历史和曲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来证明其侵略行为的' 合理' ，汉奸卖国贼亦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以证明其投降理论的' 要得' ，我们则更应从历史的科学研究来发挥自己的优点和克服弱点。我们今天需要战斗的历史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战斗，正像需要战斗的实力和实力的战斗一样 ③。
　　①　　 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知识》1949年第 11 卷第 6期。
　　①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1943年第 4卷第 5期。
　　②　　 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知识》1949年第 11 卷第 6期。
　　③　　 华岗：《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群众》1942年第 7卷第 15 期。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论及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时，也强调了历史研究的作用。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通过历史研究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还指出：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十二月，毛泽东与在延安的几位史学工作者合作写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该文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果，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文章概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自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为中国的现实的斗争提供了依据，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关于历史是否科学的问题。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以往历史的研究， 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底历史活动观念的动机，而没有研究这些动机所以发生的原因，没有找到社会关系系统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发展底程度当作这些关系的根源 ①。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主张对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的学派，主张把历史联系到一切其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地质学、考古学等方面进行科学的研究。但由于他们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只能看到个别的零碎的现象，而在现象与现象之间，却无力建立其联系，更无力理解社会历史发展之内在的规律 ②。因而， 过去一切旧的历史学，不论是唯心论的、机械唯物论的、唯心辩证法的、以至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学 ，都不能解释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社会的经济发展中，从生产方法和变换方式的变动中，从社会上由此产生的类群分化，从这些类群的斗争中，去观察世界历史的进程，去寻找一切重要的历史事变之基本原因和决定的动力，建立起新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才有能力做到这一步。 ③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历史唯物论，使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 指示了到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底正确道路，把历史看作一个有客观规律的、矛盾的、统一的过程。 ④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翦伯赞认为， 所谓历史方法，就是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那一种贯通于他们之中的原理原则，使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在这种原理原则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 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就是 从历史事实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 ⑤。科学的历史学，要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 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说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华岗在《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一文中指出：研究社会历史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研究，才能找到研究的锁钥。他认为，研究社会历史的规律的锁钥应该从每个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的社会所实行的生产方法中去找，从社会经济中去找。因为历史科学的第一等任务，就是研究与发现生产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同时，应该从广大民众，尤其是劳动者的奋斗中去找，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根本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的本身的历史，即劳动者与民众的历史；因为广大民众，尤其是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及实现生产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物质财富的主要力量 ，只有抓住了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根本，才能够真正打开 历史 这把锁。
　　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对实验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批评，翦伯赞在《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一文中指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方法的局限性。他认为实验主义的历史方法，第一是从主观观念论出发，因而否认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性。第二，是以陈死的进化论为中心，因而否认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之有任何质的突变。第三，是以机械的因果律代替历史发展之一般的全面性，因而他只能看到个个的零碎的现象，而在现象之间，无力建立其联系。第四，他强调历史发展中主观的创造作用，而无视客观条件对主观作用之制约性或规定性。第五，他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并且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的地位，因而他们以为整个的历史，都是偶然事件的碰巧与凑合。因此，翦伯赞认为， 中国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对一切歪曲的历史观作理论的清算，把中国历史从封建的云雾中，从市民的烟幕中洗刷出来，使中国的历史在严正的科学方法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
　　①　　 华岗：《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1943年第 4卷第 5期。
　　２。对中国社会史的进一步研究继３０年代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在原有的课题上有深入，而且还针对一些新课题进行了探讨，热点集中在由于批判日本学者秋泽修二而引起的对中国社会发展迟滞问题的探讨方面。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 停滞 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已有涉及。
　　邓云特（邓拓）曾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等文章。他指出： 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是在于中国历史上旧的生产方式——即以农奴劳动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结合，构成了内部坚固的小规模经济体。在这样的经济体内那些非自由的农民，始终是在超经济的强制下替封建地主劳动。 ①他认为，旧的生产方式，封建地主残酷的经济剥削，以及中国 自然的地理形势 ，都使得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由于当时论战的热点集中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上，封建制停滞的问题没能得到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历史学者秋泽修二陆续出版了《东洋哲学史》、《中国社会构成》，论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长期停滞问题。他认为： 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特点，是专制主义及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但这是由于中国孤立的公社的存在，合农业手工业于一体的公社关系的存在。 ①他在《中国社会构成》一书里，宣称中国社会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 决定了其自身 特有的停滞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特有的停滞性即 亚细亚的停滞性 的根源，是 专制主义及中央集权的官僚制.这种 停滞性 又造成了 矛盾的循环 和 社会过程的反复.他认为，要打破这种 循环 和 反复 ，惟有经外力的推动，才能出现 转机.因而，秋泽修二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将 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秋泽修二的这种观点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批驳，从而也引起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①　　 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知识》第 11 卷第 6期。
　　①　　 邓云特：《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时代论坛》，1936年第 1卷第 8号。
　　吕振羽指出，秋泽修二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历史的具体内容上都站不住脚。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和中国社会史的具体内容批判了秋泽修二的观点。他认为： 思想和政治形态虽能给予社会经济的发展以' 反作用' ，但政治却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又要受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定。 秋泽修二却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到了政治方面。吕振羽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 中国封建制所经过的时间，较其他各国长 只有相对的意义。而 较低级的社会历史阶段要为较高级的阶段所代替 ，则是必然的。 中国封建社会在较迟缓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 静止' 、' 退化' 、' 复旧' 或' 循环' ，而是螺旋式地或波浪式地前进。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年月，如果没有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孕育出的资本主义幼芽便必然早就会引导中国社会完成资本主义的革命和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的转化了 ①。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迟滞，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致使大量人口的迁徙，使农民没有力量进行扩大再生产。至于异族侵入和外来民族压迫，恰恰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采用当时的研究成果，论及了这一问题。文章指出： 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文章还分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其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其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其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其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并指出：正是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的中国历代农民，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 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①　　 秋泽修二：《东洋哲学史》，引自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①　　 吕振羽：《 亚细亚生产方式 和所谓中国社会的 停滞性 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随后，李达、蒙达坦等也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李达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提出：中国自西周初年至鸦片战争这约三千年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西欧各国所经历的封建时期，不过八九百年，而中国社会却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原因有八种。第一，战乱之频繁，使劳动力与生产手段遭到重大破坏，生产力不能发展。第二，封建的力役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封建剥削的繁重。第四，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宗法遗制沉淀于封建社会之中，成为巩固这个社会的强有力的纽带。第五，封建的政治机构，对新生产力的阻碍。第六，农民阶级不能负担新生产方式。第七，科学的不发达与儒家学说的影响。第八，地理环境的影响。蒙达坦撰文《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的原因》，认为除了封建力役和封建剥削之外，特殊的土地关系、农民战争、共有财产也是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
　　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迟滞发展的原因时，也兼及了中国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问题，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肯定了 农民在历史上的创造力.认为 中国社会自从进入以封建制度为主要生产方法的历史阶段以后，农民运动就成为重要的社会动力.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郭沫若写作了《甲申三百年祭》，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上述这些研究课题，在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以后，仍一度成为大陆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