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三代政治史之远古暨三代政治概述

远古暨三代政治概述
　　远古暨三代政治史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叙述的内容，包括远古和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沿革、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婚姻形态、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问题。
　　远古暨三代政治史，前人已多有著述，内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但因远古及夏代尚属古史传说时代，文献记载十分匮乏，有关著述略嫌简短。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广泛进行，实物资料陆续出土，丰富的历史遗迹、遗物不断被揭示，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加之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深入开展，近现代少数民族存留的古代社会残余形态，也使人们的认识颇受启迪。
　　本书在前人论著的基础上，尽量介绍最新的学术观点。对尚存歧异者，则采用流行的说法。事实胜于雄辩。书中广为引用考古学、民族学资料以及文献记载，希冀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取信于读者，力求避免空洞的赘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至迟在 100 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辽阔的中国大陆上。远古社会处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初期，先后经过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远古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总的来说十分低下。随着人类思维和技能的进步以及劳动工具的改良，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因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婚姻制度的演进是远古社会形态变革的关键因素。原始人群实行内部婚配。血缘内婚制向氏族外婚制的转化，则使人类历史过渡为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具有崇高的地位，子女的血统按母系计算，是母系氏族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族外群婚过渡为不稳定的对偶婚，进而转化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父系氏族社会因而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子女按父亲的血统计算世系。妇女沦为男子的附庸。阶级压迫最早出现于家庭之中。
　　剩余产品的增加，导致私有制的发展。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为了掠夺财物，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频繁，加之诸如猎取人头等原始宗教的影响，致使战争愈演愈烈。氏族、部落首领的军事职能突出，权力不断加强，其聚敛的财富也远超一般民众。
　　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代，已形成反映部落、氏族权贵之间级别序列，以及与普通民众于财富、地位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礼乐制度。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始露端倪。
　　禹之子启以武力废止了父系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并诛杀禹的继承人益，成为夏朝的第一任国王。父子因袭的家天下，自此开始。约公元前 21世纪，中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国家。奴隶处于社会最低层。平民也深受贵族的压迫。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国王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又与封建社会的专制君主有所区别。其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贵族、甚至平民的制约。夏王太康沉迷田猎，不理国政，民心沸腾，致使东夷首领后羿篡权，史称“太康失国”。商王太甲暴虐，不遵祖训，被权臣伊尹放逐。太甲居桐宫 3 年，悔过自责，才得以重掌朝纲。周厉王昏庸无道，国人忍无可忍，终于将其驱逐。国人推举共伯和执政。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军队、官吏和监狱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夏朝已初具规模，商、西周时期更加完备。商朝在讨伐异族的战争中，曾动用军队万余人。西周军队以师为最大建制，2500 人为一师。戍守成周的军队达八师之多。“正”，是夏朝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商朝的最高官吏称“相”，辅佐商王治理国家。伊尹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殷人崇尚鬼神，掌管祭祀、占卜的官吏地位显赫。西周的官吏有内、外之分。在朝中为官者称“内服”，被封至王畿之外的官吏则称“外服”。夏朝已有刑罚，并设置监狱。夏桀曾囚禁商汤于夏台。商代刑法十分残酷，不仅有墨、劓、刖等肉刑，流放、劳改等徒刑，还施行斩首、脯、醢、炮烙之法。西周的法律在前世的基础上趋于健全。除刑法之外，还有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
　　尚礼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制形成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经夏、商两代的发展，至西周时期，已成为规范人们活动的准则。
　　民族关系在远古暨三代政治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古史传说，远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地处黄河中上游流域的华夏集团，以黄帝和炎帝部落最为强大。黄帝战胜炎帝，统一华夏部落，进而击败黄河下游流域的东夷集团，成为华夏和东夷集团共同尊崇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是传说中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领袖。舜对苗蛮的战争取得巨大的胜利。禹更将华夏集团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使苗蛮集团处于依附地位。
　　夏、商、西周王朝位居中原，对邻近的方国战争不断，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黄河、长江流域的诸多部族，逐渐融合成以夏、商、周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共同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