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三代经济史之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的经济

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的经济
　　（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旧石器时代
　　中国远古社会的历史是从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开始的。远古社会的人类经济活动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采集与狩猎开始形成，距今约数十万年。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５０年代以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蓬勃开展，到 ９０ 年代，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已有近 ４００ 处，遍及大陆 ２０ 多个省区近百个县市，其中主要有云南元谋的上那蚌、山西芮城的西侯度与匼河、河北阳原的小长梁、陕西蓝田的公王岭、贵州黔西的观音洞、辽宁营口的金牛山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陕西大荔、山西襄汾的丁村与阳高的许家窑、广东曲江的马坝、贵州桐梓、湖北长阳、辽宁喀左等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宁夏灵武水洞沟、山西朔县的峙峪、河南安阳的小南海、河北阳原的虎头梁等旧石器文化晚期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大批人类打制石器、人类骨骼化石、动物骨骼化石和其它遗物遗迹。这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展示出大约 １００ 万年以来农业发生之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与狩猎。当时人们居住在山洞里或部分地居住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在山洞中的遗迹和遗物，已留下了很多，但树居生活却很难留下什么遗迹。从古代的文献中，依稀可以寻觅到远古时代树居和采集的影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特点就是洞居或巢居，采集和狩猎。
　　民族志也较多反映了石器时代人类的巢居生活。彝族历史文献《西南彝志》记载：“人们在当初，不曾住地面，野兽花斑斑，跑在森林里；人居于树上，兽与人同处”；《滇略》记载有一部分被称为“野人”的景颇族，“茹毛饮血，夜宿树上”；《贵州通志》记载少数苗族先民曾经“架木如鸟巢寝处”；东北的古代肃慎族亦曾“夏则巢居，冬则穴处”。这些少数民族尽管早已摆脱了采集与狩猎的经济生活，但其巢居的生活方式却一致表明远古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与猿人化石共存的都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的痕迹。除了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还有经过加工的鹿角和砍砸刮削的兽骨。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阶段。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相当于地质史上的晚更新世，也就是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活跃了。当时，台湾、日本等岛屿与大陆还有陆桥联接，在亚洲的东北部，白令海峡也有陆地通往北美洲。中国大陆的气候比较干燥寒冷，西北高原及华北大地堆积了厚厚的黄土。这一时期处于间冰期，大陆大部分植被是森林草原或半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人类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才得到锻炼和发展，最后脱离了动物界，转变为现代人的。在地质学家称之为黄土时期，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组织已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各地不同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工具，发明了摩擦取火，从而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
　　在初期的经济活动中，人类只是为了生存而进行采集和狩猎、捕捞的。这些活动以采集最早出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匼河遗址中发现了可能用于狩猎的石球，表明当时已出现了狩猎经济的萌芽，在整个旧石器时代，采集和捕食小动物始终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集体围猎大动物，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进步了，丁村人的石器已有更多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各式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说明了石器功能作用的分化。与丁村人相比，许家窑人的狩猎技术更高一些，从出土的石器来看，他们不仅会从打制的石核台面周围边缘敲剥石片，而且制作出更多小型的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一种龟背状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刃缘经过仔细加工，已初步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文化的进步因素。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在许家窑人的营地里成堆地发现，数以千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氏族狩猎经济的高度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石叶，在这里也已经出现，这种工具与狩猎和吃兽肉有密切关系。许家窑遗存的全部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都没有发现，说明基本上都是人们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他们还善于用动物的骨角加工成铲式工具、三棱尖状器和刮削器。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 ４ 万年前，他们的狩猎经济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距今二三万年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原始经济在各地有了更快的发展。从重要遗址峙峪、小南海、虎头梁所发现的石器和遗迹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在不断进步和提高。以弓箭的发明为标志，狩猎经济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１９６３ 年发掘的山西峙峪遗址，距今 ２８０００ 年，仅石器材料就多达 １５０００余件，明确地出土了石箭头和钺形小石刀之类复合工具。１９６０ 年第一次发掘小南海洞穴时，１０ 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石制品达 ７０００ 多件，可见当时石器制造业已有相当规模。在河北阳原的虎头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处篝火遗迹，灰烬中有烧过的兽骨和鸵鸟蛋皮，周围散布着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块砾石，这里显然是一个狩猎者的宿营地。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往往是这种情况。到了晚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这种拣拾的方法有时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在有条件时，便从适宜制造石器的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制造石器。因此，一些能够提供丰富原料的山地就会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到这里，从岩层开采石料，乃至就地制造石器，因而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的两处石器制造场，就是当时人类制造和采集原料的重要场所。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在村南的四道沟，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石器的地点，相邻的二道沟，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造场。在这个地点，广泛地分布着晚更新世的粉砂质黄土，它的上面是一层黑垆土。这两层土的底部都发现有很厚的石片、石器、石渣层，其中典型的石片和石核数量很多，石器较少，制作石器所遗留的半成品和废品则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石器制造场的遗物特点。在这个地点出土的石器中，以龟背形刮削器较为特殊，系用石块做成，劈裂面平坦，背面隆起如龟背，遍布加工痕迹，形式和制法都比较固定，可用于剥兽皮、刮兽肉和加工皮革等。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上发现的石器制造场，同大窑村二道沟的性质一样，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原料开采和比较固定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人工取火技术的出现。狩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成，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自然界的火被人们广泛利用并加以保存，鱼蚌类和小动物成为人类经常性的食物，才发生了狩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之后，狩猎经济才渐趋形成，但这一时期，仍以鱼蚌类和小动物为主要捕食对象的狩猎方式，同过去长期的采集经济没有太大的区别，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经济是附属于采集经济的。
　　火，作为一种生产力，是远古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改进工具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用火将野兽驱赶至预定的地区以便捕获；也用火的威力将野兽占据的山洞夺取过来做为栖身之所；还经常用它烧烤木棒制作木矛，或烘烤竹木以便加工成其它工具；火的最重要的用途是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人类带来力量与希望，这种力量与希望成为许多地区人们对火的崇拜与信仰。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火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都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是对自然力的支配，极大地促进了原始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大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人类用火的遗迹已有很多发现，从早期到中晚期越来越普遍。人们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类对火的认识时期，这段时期人类由惧怕森林大火到利用野火取暖，或者在野火燃烧后的灰烬中寻找被烧过的动物来吃。他们依附于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取得恩赐，对火的认识从畏惧逐渐转变为敬畏、崇拜。
　　第二阶段，是对火的使用。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学会将野火控制起来，移进洞穴加以保存，并且由氏族中的老人和少年负责看守火堆，有效地使用火来烧烤食物、驱逐野兽、取暖、照明和制作工具。
　　第三阶段，是人工取火即造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积累的经验，也随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智慧的增加，一些氏族从单纯地使用和控制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他们首先从制造石器过程中燧石的撞击所进射的火花和制作木器过程中发热、冒烟的现象得到启示，从而发明了燧石撞击引火和钻木取火。这样，人类就彻底摆脱了黑暗，并为制陶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火的保存、使用和人工取火，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和火的使用，在远古的采集和狩猎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经济，大体上经历了年龄分工和性别分工两个过程。成年男女出外采集和狩猎，老人和小孩则往往在一起看守洞穴、保护火种。氏族内部这种按年龄分工的集体，也形成了在其内部进行性生活的集体。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原始氏族，亲子之间的通婚在生产活动的制约下被逐步排除了，开始时是适应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习惯，后来就变成共同遵守的规则。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发掘清理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遗址，距今约 ２５０００ 年。在高约 ４ 米的洞口内，由东南向西北作缓坡倾斜，南北宽约 ８ 米，东西长约 １４ 米，称为“上室”，中间有一堆篝火燃烧留下的灰烬，附近发现了幼儿残头骨、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洞内的西半部与东半部之间被一个垂直的陡崖相隔，称为“下室”，做为埋葬死者的墓地，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其他人体骨骼，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这与其它一些地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埋葬习俗相同，是判断为墓葬的可靠标志。这种习俗一直沿续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氏族文化中。
　　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石器较少，仅 ２５ 件，是用砂岩、脉石英和燧石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小石片，打制技术尚比较原始。这里发现的骨针和装饰品，显示了当时经济生产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骨针长 ８．２ 厘米，只有火柴棍那样粗，刮磨得很光滑，一头是锋利的尖，另一头是用极尖利的石钻挖成的针孔，发现时略有残损。装饰品包括一些穿孔的兽牙、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石珠、小砾石、鲩鱼骨等等，其中穿孔兽牙多达 １２０ 个。在这批材料中，以 ７ 枚钻孔石珠最为精巧，最大者直径仅 ６．５ 毫米，均为白色石灰岩制成，经过敲击成型、磨平、钻孔等工序。有一件椭圆形的钻孔小砾石，孔是从两面对钻的。懂得对钻，而且相当准确，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亦属罕见，代表了当时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山顶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共有 ４８ 种哺乳动物，绝灭种极少，现生种占８０％以上，证明当时动物种群已非常接近现代。从动物化石可以看到 ２ 万多年前北京一带的自然环境是复杂的，有豺、黑熊、狗獾、虎、豹、猞猁、花面狸等喜栖于森林的动物，说明附近有广大的森林或丛林；还有喜欢树林稀疏、水草丰茂的狍子、梅花鹿；也有喜栖草原、河谷的貉、艾虎、东北鼢鼠、野驴、鸵鸟等，证明这一带应有比较广阔的草原。一些装饰品是用很大的鱼骨制成的，则证明附近有相当大的河流或湖泊。
　　综观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可以确知早在 １００ 多万年以前，中国大陆普遍存在远古人类的大量活动。他们过着迁徙性的生活，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要谋生手段，同时也在河流湖泊中捕捞鱼鳖螺蚌。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很落后的，进展也极其缓慢，原始农业还没有产生，石器制造业正在向细石器方向发展。大约距今 ３ 万年前后，随着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弓箭的发明和火的广泛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大约距今 １ 万年前后，中国许多地区进入了中石器时代。
　　（二）一段若明若暗的历史
　　——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面貌
　　在地质时代的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初期，即距今 ２ 万年左右，随着末次冰川现象的消失，世界范围的山林地貌、江海水位和大气的温度、湿度等都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植物群落和动物群体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人类一面顺应自然界的这一系列变化，使采集和渔猎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使古人在欧亚大陆先后向新人转变；另一面则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频繁的迁徙活动中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域劳动生息。一般说来，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也就是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这一称谓，是为了连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过渡的缺环，由法国学者威斯特洛普（Ｈ?Ｗｅｓｔｒｏｐｐ）于 １８６６ 年首先提出来的，其后在 １８７４ 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考古学会议上，另一名法国学者吐尔（Ｏ?Ｔｏｒｅｌｌ）重申了这一称谓。在 １９ 世纪中叶，还十分缺乏中石器时代遗址的科学考察证据，因此这个名词并未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直到本世纪 ３０年代，欧亚大陆和非洲、大洋洲、南美洲普遍发现了这一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中石器时代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才被各国学者确认。
　　根据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确认，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是：
　　①社会经济生活以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为主，并出现了氏族群体高强度的采集活动；
　　②继续使用打制石器和骨角器，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和复合工具以适应更广泛的需求；③发明了弓箭、投矛、渔具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
　　④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山林走向更广袤的空间，在草原、湖沼、河谷间追逐兽群，出现较大规模地、频繁地迁徙，因此遗迹分布零散，堆积较薄，很难发现；
　　⑤与迁徙生活相适应，发明了房屋建筑技术和较普遍的使用骨针缝缀、驾驶独木舟在江河湖海上行驶的技术；
　　⑥狗开始作为第一种人工饲养的家畜出现，晚期则开始驯化羊和猪；
　　⑦在最后阶段，出现了简单的磨制石器，进一步掌握了钻孔技术，开始有目的地选择优良采石场以大量制作石器；
　　⑧在发明磨光石器技术的同时，一些地区率先出现了陶器。
　　由于世界各地各种原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过渡阶段限定在一个十分明确的时间范围内。末次冰川的结束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自然环境的阻隔和封闭也极大地妨碍了中石器时代狩猎集团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甚至到 １８—２０ 世纪，一些地区仍有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存在，就足以说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的看来，中石器时代从更新世晚期的最后阶段，即距今二万年左右开始，到距今 １ 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时基本结束，其间大约经历了 １ 万年的发展过程。
　　从人类的生产和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区别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两种文化的首要标志，是有没有产生数量较多的细石器，是否较多地出现箭镞、矛头等更为有效的狩猎武器；而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种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较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并发明了农业。
　　１．中石器时代的文化背景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中石器时代在亚洲大陆出现较早，绵延万里，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不仅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而且也对世界远古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范围内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一种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既不会突然出现或消失，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全世界都统一的文化模式。做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中石器时代的内涵特点是明确的。但在各个不同的地域内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一过程是逐渐发生和演变的，因此在各个地区也不是同步发展的。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中石器时代起步要比欧洲大陆略早。
　　大约在 １２０００ 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的消退对各大陆的生态条件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冰河时代的结束使许多寒地动物相继灭绝；一些地区的森林取代了兽群出没的干草原。环境的改变迫使人们远距离跋涉去追逐野马和鹿群，并更多地捕捞水生鱼类、贝类食物。细石器、弓箭和渔具是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特色。
　　山西峙峪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以众多的野马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古人类学家比较一致地称峙峪人为“猎马人”。与之同时的萨拉乌苏河一带则活动着“猎羊人”。在峙峪、萨拉乌苏河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都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镞。这一切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产生的信息。
　　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了解到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宁夏、青海、西藏、云南到广东，都发现了原始农业发生之前的细石器遗存丰富的遗址，这些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中国的东北、西北到西南，大体上呈新月状分布。遗址集中于大兴安岭、阴山、太行山、吕梁山、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南岭的山麓台地上，少量分布于湖沼密集的地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上反映了渔猎经济的特点。
　　峙峪人在距今 ２８０００ 年的旧石器时代之末发明了弓箭，比欧洲大陆的猎人要早近万年。桑干河谷的这批“猎马人”成为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在旧石器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吹响了向新时代迈进的号角。真正的中石器时代，是从下川文化开始的。
　　２．中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
　　下川，是山西省东南部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一个山间盆地。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发掘，在阶地上层晚更新世末期的亚粘土层中出土了大批细石器，未见陶片、磨制石器和其它农业生产工具。据碳 １４测定，年代为距今 ２．４ 万至 １．６ 万年。由于这个遗址表现出既区别于旧石器时代，又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特殊面貌，考古界定名为下川文化。
　　下川文化的石制品包括细石器和较粗大的打制石器两类，而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原料多为燧石，细石器的类型达 ４０ 多种，有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和漏斗状等各种类型的典型细石核，还有细石叶和各种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以及琢背小刀、箭镞、锯、锥、钻等。这批石器的制作技术，承袭了峙峪文化的传统，又有突出的进步，为其它遗址所少见。
　　最能体现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是这个遗址发现的一批石镞。石镞用压制法生产，有明显的锐尖和周边，分成圆底和尖底两种，与其它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址零星发现的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技术相当进步。
　　琢背小刀是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加工方法是在石片一边轻轻敲琢，使其变得厚钝，成为刀背，另一边缘则保持石片固有的锋利边缘，作为切割的刀刃。锯是在石片的一侧或两侧作出几个尖齿，有的锯还带有短柄。雕刻器分成几种不同类型，其中斜边雕刻器数量较多，制作精细，尖刃明显，器形很固定，颇具使用价值，其工艺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各遗址的同类器所不及。有一种扁底三棱尖状器，是用较大的厚石片制作的，向背面修整出通体三棱锐尖，底端两面或一面修理成扁薄形便于装柄，这种三棱尖状器实际上就是狩猎的石矛头。
　　在下川文化中，粗大石器仍占有一定数量，原料主要为砂岩、石英岩。除石核、石片外，工具类型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砺石、磨盘等。其中的石磨盘，可能用来加工采集收获的植物籽实。
　　下川遗址地跨山西省南部垣曲、沁水、阳城三县的各一角。从纵横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这类细石器地点 １６ 处。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带在中石器时代曾是猎人经常活动的地区。出土的大批细石器说明，当时已较普遍地使用了复合工具，包括镶嵌于木柄、骨柄而成的刀、锯、短剑及装柄的弓箭和长矛。由于这批新式工具和武器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社会经济开始了新的飞跃。
　　中石器时代的下川人，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至 ２０ 世纪末，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新月型地带内，发现的类似下川文化遗存的遗址已经有数十处，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下川外，还有山西蒲县薛关、怀仁鹅毛口、陕西大荔沙苑、内蒙古海拉尔松山一带和呼和浩特附近若干地点，西藏聂拉木、申扎、双湖地区、河南许昌灵井、青海贵南拉乙亥、云南元谋大那乌若干地点和保山羊邑新寨、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和南海西樵山等等。这些遗址的年代大体上从距今 １２０００ 年左右到七八千年前后，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发展过程。青海贵南的拉乙亥遗址，是中国中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距今约 ７０００ 年。当时黄河流域已基本上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繁荣阶段，拉乙亥氏族的遗存仍保持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这一事实表明各地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区别的。
　　云南省西部的怒江、澜沧江流域，地处横断山脉险峰峻岭之间，山川紧逼，缺少较大的河谷平原。怒江中游两岸岩溶洞穴密布，崖厦发育颇多，为古代人类的栖息提供了条件。由于交通闭塞，又缺乏农耕条件，直到公元前五六千年前，这一带仍生活着一些以采集和狩猎经济生活为主的氏族。保山市西南的塘子沟村小山顶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和遗物，发掘出土的 ４００ 多件石器全系打制；动物骨骸都是全新世的品种；遗址中未见陶器；工具器物群中未见用于耕耘、播种、收割、加工的任何器具，只是琢孔石环表现出比旧石器时代的进步性；骨角器也比旧石器时代遗址所见数量更多、制作更精。事实表明，在黄河、长江流域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这里仍处于中石器时代。
　　３．各地考古发现及其特点
　　由于中石器时代是连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时期文化，所以它的文化面貌必然兼有两者各自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应该显示出过渡时期本身的鲜明特色。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既具有世界上其它地区同一时代文化的共同因素，又具有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亚地方特征。在中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月状分布地带，因山川地貌、植被、动物群落和温度、降雨量等条件的不同，各个遗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经济状况也有所差异。
　　陕西大荔沙苑地区发现的 ２０ 多个细石器地点，考古界命名为“沙苑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确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在沙苑地区多次复查，共采集文化遗物 ８６００ 余件，其中选定出细石器、石片和石核标本可达千余件。这里的细石器两面加工的比较少见，有较多保留着原来的岩面，石片石器多采用直接打击法和具有单面加工的特点，因此沙苑文化的年代包括了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存，距今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年左右。
　　内蒙古阴山地带，在呼和浩特市以东的保合少、卓资县三道营、武川县大青山、乌盟哈达图和四子王旗、巴盟乌拉特中后旗等地都发现了细石器和石器制造场，其中比较集中地分布在阴山山脉东段，尤其是大青山一带的山坡上。这些遗址和石器制造场很可能不完全属于一个时代即旧石器时代之末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主要代表着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即中石器时代。从自然地理条件、不与磨制石器共存、不与陶片共生和石器本身的制作技术看，这一带是中石器时代猎人经常活动的地方。
　　内蒙古东部海拉尔松山一带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和打制石器，比阴山地带的遗存更为丰富。这里发现的中石器时代遗物，以代表性的扁体石核和完全采用直接打法剥片的石片石器为特征，充分显示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技术的过渡状况。以船体形为主的扁体石核属于较为原始的形制，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可能距今八九千年。
　　广东南海西樵山遗址，是华南地区发现的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遗存。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发现之后，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多次到西樵山进行复查和试掘，这里石片碎屑漫山遍野，其中包括大批典型的细石器，也有一些磨光石器和粗陶片。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各种资料的综合对比，这一带遗址中含有中石器时代的遗存是没有疑问的。
　　末次冰川之后，西樵山一直处于陆地环境之中，石器发现地点有一些分布在山麓，一些分布在山上，从埋藏环境和发现情况看，不象是原生的，而是由山上被流水冲刷下来之后在山麓重新堆积的。这种冲刷自晚更新世至５０００ 年前，至少有两次大的沉积，大约经历了距今 １２０００ 年至 ５０００ 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所以，广泛分布在十几个地点而风格又有差异的西樵山地区石器遗址，大体经历了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不同阶段，有的遗存也可能会延长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其中发现于老洪冲积扇内的石器，时间不会晚于 ８０００ 年前。
　　西樵山遗址诸地点为探索自独石仔、黄岩洞等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广东省西部发现的阳春独石仔和封开黄岩洞等洞穴遗址，是比较可靠的中石器时代材料。独石仔遗址是云雾山脉支系中二叠纪沉积岩洞穴，山下有漠阳江和西山河环绕，文化堆积分上、中、下三层，至 １９７８ 年共进行了三次科学发掘，获得遗物 ４００ 余件，动物化石千余件。独石仔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 １３０００ 年。这里发现的打制石器方法简单，均用单面打击法，多无第二步加工，因而器身保留着大部分砾石面，种类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器、石核和砾石制成的石锤、石砧等。这个遗址发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其中有几件还穿了孔，并发现了骨锥、骨镞等。洞穴内全部堆积厚 ２．８ 米，证明这里人类居住、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从生产工具看，采集和渔猎是当时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原始农业还没有发生。
　　１９７８ 年发掘的封开黄岩洞遗址，位于狮子岩孤峰山麓，山下有渔捞河流过。洞穴内有一条长 １８ 米，宽 ２．５—５ 米的廊道，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的栖身。在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打制石器、一件穿孔石器和一件残缺的磨制石器，还有十余种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灰烬等。这个洞穴在 １９６１ 年曾首次发现过一批石器，其后又发掘出洞口胶结堆积中的两具人类颅骨化石。碳 １４测定数据分别为距今 １０９５０—１１９３０ 年，除去石灰岩地区标本的偏老误差，实际应为距今 ９０００ 年左右。黄岩洞中的三处堆积和洞厅两边支洞里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可能有时间上的差距，即支洞里的黄色砂土堆积属于旧石器时代之末。而覆盖其上的灰褐色堆积与其年代相差不远，出土了小石英石片、人骨、烧土及豪猪、鹿、野猪、鱼、螺蚌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在黄褐色砂土堆积中除发现大量打制石器外，还有一件穿孔石器和一件残缺的磨制石器，年代可能更晚一些。
　　云南省先后在元谋大那乌等八个地点发现了相当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旧石器时代“元谋人”产地附近也发现了细石器。元谋细石器的近百件标本，原料主要是脉石英、石英岩和矽质岩，类型包括各种石核、小石叶、尖状器、雕刻器和刮削器等。这些细石器具有明显的陕西沙苑文化细石器的特征。在保山市的羊邑新寨也发现了类似的细石器，说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在云南有较多的活动。
　　西藏高原也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猎人的遗迹。那曲的黑河以及聂拉木县、申扎县和双湖地区都采集到一批属于这一时期猎人们用过的细石器，有的用来切割野兽的皮肉，有的用来制作弓箭。其工艺传统与风格与黄河流域、北方山地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中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大自然和人类本身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气候越来越温暖而干燥，许多冰冷的湖泊开始变成潮湿的沼泽地，大面积的森林草原覆盖荒野，人们的主要活动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麓洞居转变成在森林、草原和湖泊、沼泽进行狩猎捕鱼，随处搭盖草棚以蔽风雨，过着迁徙性很强的定居生活。为了适应这种生活，前所未有的打制石斧开始出现，以便砍伐树木，构筑简易的房屋；弓箭也因此发明了，以便在追逐中获取更多的猎物。在逐渐定居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驯养了狗，而且开始尝试将野猪和野羊圈养起来以备饥荒。就是在这个时期，血缘群婚开始向对偶婚过渡，族外婚制越来越迅速的形成，从而构成了新的氏族和家庭关系，迎来了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代的早期农业社会。
　　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来源的。从中国各地发现的遗址所处地理环境看，无不是适于渔猎和采集的场所。海拉尔松山是一处水草丰美的湖泊地带，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在海拉尔河和伊敏河汇流的地方，有一片冲积平原，这里既有一望无际的草原，也散布着一些固定沙丘，生长着樟子松林或灌木林。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披毛犀、猛犸象、原始牛出没，从地理环境上今天仍可以看出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期的湖泊遗迹。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就活动在这里的湖旁高地上，猎捕野猪和斑鹿，捕捞水中的鱼蚌。陕西渭水下游与洛河交汇的沙苑地区，中石器时代也是多沼泽和草滩、沙丘的地带，各种兽群在这里栖息，十分适于狩猎。一直到历史上的汉唐时期，这一带仍然水草丰美，宜于放牧，唐代因“其处宜六畜”而置“沙苑监”于此，是一个重要的牧场。总之，凡是发现中石器时代猎人遗迹的地方，其自然条件都是适于渔猎和采集经济发展的。
　　由于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狩猎和高度采集经济流动迁徙性很强，决定了当时各个地区、各种氏族群体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因此显示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一致性。又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而氏族的血缘纽带对每一个氏族成员具有强大的束缚力，使得这种交流又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并造成了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地域性差异。正是这种经济的文化特色，导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多色彩、多层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