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三代艺术史之商代艺术

商代艺术
　　商代（公元前 １６ 世纪—前 １１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奴隶制艺术大发展的时期。
　　相传，商原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始祖名契，其母简狄吞吃玄鸟蛋而生。《诗经?商颂?玄鸟》篇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可能商本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原始部落。发展到第十四代汤时，定居在亳①，商人才逐渐强盛起来，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尤为发达，“商人”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成为东方一个强大的部落。此时正值夏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更加凶残暴虐、荒淫腐朽，促使奴隶和平民奋起反抗，各方国部落也众叛亲离。这给了商汤以可乘之机，终于一举推翻了夏王朝，继夏之后统治中国。商汤建国以后，曾多次迁都，从汤传至第十代第二十王盘庚之时，把国都迁到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史载，自盘庚至纣，凡 ２７３ 年更不徙都。自汤至纣，商代共传了 １７ 世 ３１ 王，约 ６００ 余年，终于被西周代替。
　　商代在中国青铜时代初期步入历史舞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促进了奴隶制度的大发展。在空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各种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及各种工艺等，都发展起来，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成就。
　　商人崇尚鬼神，商王更是事无巨细都要求神占卜，借助神权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商代艺术充满狂热的宗教意识，不论哪种艺术形式，大多表现出神秘可怖的形象，具有一种神圣的威严和狞厉的美①。商代的艺术，既是奴隶制大发展的产物，也是维护奴隶制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它所取得的成就也给后来西周艺术以巨大影响。尤其是商代青铜器艺术，不仅被西周青铜器艺术所完全继承，而且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可再得的瑰宝，在世界古代青铜艺术中独树一帜。
　　（一）绘画与雕塑
　　商代，绘画艺术有了更大发展。这时，黑色和朱砂颜料的普遍使用，为绘画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考古发现甲骨文上已有填朱砂的卜辞，有的直接用朱砂书写，安阳小屯苗圃北地出土的陶片内壁上已有朱书，妇好墓并出土有专门研磨和调制颜料的玉臼、玉杵及玉调色盘，表明已有了专用的调色工具。
　　但是，商代的绘画艺术仍不可能有书画。绢画和壁画可能是其主要形式。
　　绢画是纺织品发展的产物。商代的纺织品已有多种多样。妇好墓出土的大约 ５０ 余件青铜礼器表面，都粘附有纺织品残片，有的是单层，有的则为多层。虽然面积不过几平方厘米，但据鉴定，已有麻织物和丝织物等不同种类。它们以平纹组织者为多。丝织品最密的每平方厘米有经丝 ７２、纬丝 ２６ 根，已是相当细密的纺织物，完全可以用于绘画。五六十年代，安阳大司空村南地 ３０１ 号墓出土过一件粗麻布残片，长约 ３３ 厘米，宽 １９ 厘米，上面有用黑色线条勾画的类似饕餮纹图案。在殷墟西区和小屯附近发掘的有木质棺椁的中小型墓，常见在棺椁上覆盖有彩绘的画幔一类织物。妇好墓也发现有用朱砂涂染的平纹丝（绢）织物。在洛阳发掘的商墓中，发现有布质的画幔，还能看出上面有用黑、白、红、黄诸色绘成的几何形纹饰。这些发现表明商代晚期不论是殷王室还是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可能都已用了绢画。虽然绘制的还主要是装饰图案，但已开创了帛画艺术的先例。
　　①　　关于亳的具体位置，自古以来有许多不同说法。大致有如下四种意见：南亳，即今河南商丘县；北亳，即山东曹县；西亳，今河南偃师县；杜亳，在陕西长安。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40 页。
　　商代的壁画考古学上也有少量发现。１９７５ 年，在殷墟发掘了两座建筑遗迹，在白灰面墙皮的残块上，发现有用红色粗线条和黑色圆点组成的图案，证明商代建筑物上也用壁画装饰。
　　此外，在上述建筑遗迹中还发现有漆绘黑皮陶，有的是在肩部绘以红色细线的云雷纹，有的是在腹部绘以红色粗线的三角形图案，内填以钩连云雷纹和饕餮纹的一只眼，这说明商代的绘画艺术也用于工艺装饰。商代，不论是绢画、壁画，还是漆绘黑皮陶，都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艺术。
　　商代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尤其是青铜礼器的雕塑，表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其它雕塑艺术形式有陶塑、骨雕、象牙雕、石雕和玉雕。
　　陶　　塑
　　商代的陶塑没有多少引人注意的独立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时的陶塑主要用之于制作铸造青铜器的范模，从而转化成了青铜器艺术。从考古发现的大量陶范内壁上都有精美的雕刻，就可以证明商代的陶塑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１９５８ 年，在安阳西郊王裕口村出土了一件人面陶范，把人的面部特征雕塑的非常清楚，上额有稀疏的头发，颧骨突出，下颌尖，眼、口、鼻形象逼真。尤其是青铜器的陶范都经过严密的造形设计，往往一件器物要用两块、三块、四块、五块，甚至八块、十块范模才能成形。表明商人已能根据器形特点来分范铸造，很好地掌握了对形体的分割技巧。
　　商代也有独立的陶塑艺术品。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出土过一些陶塑，有跪坐人像、人头像、虎、龟等题材，但都残破不完整。跪坐人像是手扶膝的跪坐式，手上阴刻 ６ 道线表示手指。人头捏塑在陶器的盖钮上，眼和嘴雕空。虎作匍伏状，眼、鼻、口、牙均用线刻。龟的背甲造型毕肖，边缘用阴线划一周，其上划有方格纹；类似泥质龟，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发现不少，也有背甲刻六角形的。泥龟的发现，与商人迷信，多用龟甲占卜的风俗有关。此外，还发现有陶羊头、鱼、猪等陶塑品。
　　在安阳小屯的窖穴中发现的三件陶男女奴隶俑，是商代晚期最重要的独立陶塑人像。这三件奴隶俑，虽然雕塑技术还嫌粗糙朴拙，但已能形象地反映当时奴隶受压迫的内心情感。一件男奴隶俑双臂被反缚，脖子带着枷锁，但却表现出昂首愤怒的反抗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同时，男女特征区别明显，说明已能很好地掌握人的外形特征。
　　此外，在一些中小奴隶主墓葬中发现的陶器上，也雕塑有人头和牛、兽、鸮等动物头像，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的器盖上，对称浮雕出 ４ 个人头，人的双眼和嘴用阴线雕刻，是一件难得的陶塑艺术品①。
　　①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 原始社会至战国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版四七。
　　骨　　雕
　　商代的骨雕艺术仍主要用于工艺装饰。除装饰品外，也常见于骨制工具上。以妇好墓所出为例，骨雕的主要题材有人、虎、穿山甲、凤鸟、龟、蛙和雕花等，均是小型作品，但大多数集线刻，立雕和透雕于一身。
　　人像　　系一件圆雕品，雕刻简单草率，眼用小绿松石圆片镶嵌，鼻作圆柱形凸起，手臂内屈，头顶有一孔可悬挂。
　　虎　　似青铜纹饰中的虎，方头、大耳、长卷尾，背部有齿状脊。形象有神秘感，可能系骨器的柄。
　　穿山甲　　系刻刀柄，雕刻精细，体似穿山甲，身上浮雕出整齐的甲片，有齿状背脊，头似猪，以小圆孔作眼睛，巧妙地利用刻刀器身作穿山甲尾。
　　凤鸟　　系刻刀柄，雕刻精细，凤鸟为高冠鸡喙，以小圆孔为眼，宽尾下垂，短足四爪，站立于刻刀上，从冠至尾边缘刻有锯齿，通体线刻鸟羽。
　　龟　　为刻刀柄，作爬行状，圆形龟背，上刻蟠龙纹，头较大，尾与刀柄相连，设计巧妙。
　　蛙　　系立雕装饰品，作爬行状，屈肢鼓腹，眼镶嵌绿松石小圆片，雕刻细腻。
　　雕花骨片　　骨片上刻满兽面纹，以圆形镂孔为眼，浮雕有眼、嘴，配线刻云雷纹。
　　此外，妇好墓所出的骨梳、骨匕和骨笄柄的雕刻都十分精美。
　　象牙雕
　　妇好墓所出的 ３ 件象牙杯及雕花残片，代表了商代象牙雕艺术的精湛技艺。象牙杯有夔鋬杯和带流虎鋬杯两种。前者成对出土；后者仅一件，均堪称商代牙雕的杰作。
　　夔鋬杯　　杯身为整段象牙制成，呈喇叭口筒状，高约 ３０ 余厘米，口径１０ 厘米左右。齐口至近底处安有片状夔形鋬作把手，由小圆榫卯结合。夔鋬上立雕有兽头，杯身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花纹，从上至下分别为带状饕餮纹、大饕餮纹、大三角纹、对称的倒夔纹和带状变形夔纹。线条密集纤细，凡粗线和饕餮的眼、鼻、口之处均镶嵌着绿松石，制作十分精美华丽。
　　带流虎鋬杯　　系用整段象牙制成圆筒形杯身，杯口有宽大的长直流，大小与夔鋬杯相近。齐口至底安有片状鋬，鋬下部浮雕有虎，杯身通体雕刻多层饕餮纹，纹饰细密繁缛，虽未镶嵌绿松石，但也精美异常。
　　石　　雕
　　石雕艺术是商代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石雕已广泛应用于奴隶主贵族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日常生活祭祀、丧葬和建筑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精美的石雕艺术品。其中，作为礼器的石质器皿的出现，是商代石雕艺术的一个新成就。此外，主要的石雕题材，仍是人像和各种动物。
　　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多件用作礼器的石质器皿，包括豆、盂、瓿、觯、罍、罐等。其中除罍和罐形体较小，不宜作实用器外，器形较大的豆、觯、瓿等都具有实用性，雕刻也十分精湛，均系白色大理石雕成。造型与青铜礼器相似，器表装饰有线刻或浮雕的饕餮纹、云雷纹、虎纹和三角纹等图案。这样的石质礼器只发现在商代王族墓葬中。
　　石雕人像发现不多，且大多残破。但也能看出已有熟练的表现技巧，对人物的各种形态特征刻划得生动传神，有的还对衣饰做了详细描绘。目前所见主要有如下五件。
　　跪坐人像　　妇好墓出土，为商代石雕人像中最完整一件，双手扶膝作跪坐状，头部雕刻最细，发向后梳，头顶戴圆箍形束发器，眼用线刻，眉、鼻、口均浮雕。
　　仰首箕坐人像　　传出安阳四盘磨，双手后撑作仰首跪坐式，人物轮廓清晰，形象别致，身上刻满云雷纹。
　　跽坐人像　　安阳侯家庄西北岗第 １００４ 号或 １２１７ 号墓随葬品。头残，双手扶膝作跪坐状，身着华丽右衽服饰，衣长盖膝，腰束宽带，足穿翘尖鞋。
　　蹲坐人像　　安阳侯家庄第 １００４ 号墓出土，残，双手抱膝蹲坐。
　　抱膝人像　　安阳小屯出土，残，其上雕有衣饰花纹。
　　动物石雕是数量最多的作品。有大型和小型之别。前者多用于建筑装饰或祭祀与随葬品，后者多用于装饰品。大型石雕，如安阳侯家庄出土的石鸮，作直立状，大圆眼、短勾喙，尾下垂与双足鼎立，以支撑全身，设计巧妙，通体刻云雷纹，象征羽毛，既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真实感，又显出浓厚的装饰趣味。妇好墓出土的石鸬鹚，作匍伏状，勾喙长而下弯，紧贴前胸成弧形，长尾下垂内卷，通体饰线刻花纹，十分精美。小型石雕有牛、熊、虎、鸟、蝉、龟等，它们轮廓清晰，通体磨光，造型生动。
　　另外，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所出的礼器石边璋上阴刻线纹的图案，不仅是商代晚期石雕艺术的杰作，也是一幅含义深刻的精美图画艺术品①。石边璋长约 ５５ 厘米，宽仅 ７—８ 厘米，呈上宽下窄的薄片形，在射部（即上部）和柄部（即下部）两面均阴刻着两组相对的线雕图案。每一组又包括五幅图画，每幅之间由两条平行线相隔：
　　第一幅由两个身材、姿势、衣着相同的人物组成，人头戴平顶冠，双耳戴有铃形挂饰，双手相握于腹前，身着长衣，脚上似穿尖头高翘鞋。
　　第二幅在第一幅之下，刻划着两座大山，大山两边各有一只握拳的大手，拇指按在大山上，两山之间刻划着一个符号。
　　第三幅在第二幅之下，由勾连云雷纹组成，把一、二和四、五幅图案分隔开。第四幅与第一幅相似，由 ３ 人组成，但人头戴山形高帽，双膝跪地，此外与第一幅相同。
　　第五幅也与第二幅相似，由两座大山组成，不同的是，山两侧各立一枚牙璋，而山之间有一钩状物。
　　五幅图案似构成了上下两幅内容相近的图画，或者五幅图案组成一组完整的图画。这件石边璋上，两面上下共有这样四组相同的图画。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些图画的意义，但它们都是商代晚期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成熟的作品。
　　玉　　雕
　　玉雕是商代雕塑艺术的主要代表之一。其数量之多，流行之广，个体之大，制作之精，堪与青铜器媲美。１９６３ 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掘出土的商代前期的大玉戈长达 ９２．５ 厘米，是目前所见商代最大的玉器。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仅在殷墟发掘出土的玉器就有 １２００ 件以上①，１９７６ 年发掘的妇好墓竟随葬玉器达 ７５０ 件之多。此外，在殷墟周围的一些中小型墓和其它各地的商代墓葬中均发现有不少玉器。但以殷墟，特别是妇好墓所出玉器最有代表性。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 5 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商代玉器的色泽瑰丽。所用玉料有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等多种，青玉自墨绿色到淡绿色又分成多种颜色层次，均属软玉。经鉴定，多数为新疆玉，此外还有南阳玉、岫岩玉等。琢玉工艺也达到空前水平，不仅有传统的雕刻，钻孔和抛光技术，还使用了先进的分割，勾撤和俏色工艺。
　　玉器种类齐全，有礼器、仪仗用器、工具、用具、装饰品、杂器等类，每一类又有众多品种。礼器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玦和簋、盘等；仪仗器有戈、矛、戚、钺、大刀；工具有斧、凿、锛、锯、刀；用具有调色盘、梳、耳勺、匕等，还有玉琏、玉琀等佩饰，杂器共二三十种。其中，作为礼器的玉簋、玉盘等玉质器皿也是商代玉雕艺术的新成就，而大量人像、动物和神兽题材，更体现出商代玉雕的精湛技艺。
　　玉礼器，如琮、璧、圭、环、璜、玦等，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它们具有前后相继的艺术传统。但妇好墓所出仿自青铜礼器的玉簋、玉盘一类的玉质器皿，则是玉雕艺术中前所未见的新品种。
　　簋　　一件白色，有黄斑，半透明，圆口直腹圈足，腹部上中下饰三组线刻花纹，上下为连续带状三角形纹和菱形纹，中间一组较宽，饰饕餮纹。造型美观，刻纹精细。另一件为绿色，腹部有四条扉棱并饰线刻波形雷纹，圈足上饰云纹。
　　盘　　白色，圆角长方形，圈足，其上雕刻十字形镂孔。
　　玉雕人像较多，仅妇好墓就出土 １３ 件（包括人头像），传世商代玉器中还有大量雕像。这些玉雕人像仅出在殷王室或贵族墓中。因此，有人认为玉石人雕像在殷代只能是殷王室或奴隶主贵族才配享有，这可说是殷王室玉器的特点之一①。在雕塑手法上有圆雕和片状平面立雕两种，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物的形像、服饰和行为方式特征。
　　跪坐人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 ３７１），黄褐色，圆雕品，双手扶膝跪坐，头戴圆箍形束发器，前连卷筒状饰，眼线刻，眉、鼻、嘴用浮雕，神态端详，身着线刻华丽服饰，腰左侧佩宽柄形器。有人认为此像可能为妇好本人。妇好是殷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在武丁时的卜辞中，至少有 １７０ 条关于妇好的记载。她生前地位显赫，握有重权，曾参与国家大事，从事征伐，主持祭祀，死于武丁在世之时。
　　跪坐人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 ３７２），黄褐色，圆雕品，双手扶膝跪坐，头顶梳理整齐成辫状向后垂下，眼线刻，眉、鼻、嘴用浮雕，身着线刻衣饰（标本 ３７７），绿色孔雀石，圆雕品，无衣纹发饰，似一老妪。
　　双面人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 ３７３），淡绿色，立雕，作站立形。一面为男性，双手下垂；另一面为女性，双手放于腹上。头上梳有两个角状发髻，两面人面造型相同，身饰浅浮雕衣着，具有平面立雕的风格。
　　人头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 ３７４），棕褐色，圆雕品，尖头，尖鼻，眉以下雕成凹面，似盲人。此种雕塑技巧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塑人像中早已出现。
　　侧面人像　　妇好墓出土（标本 ５１８），黄绿色薄片，人体呈侧面蹲踞形，头戴高冠，通饰线刻纹饰，下有三角形榫和圆孔，似为一装饰品。此种人像具有平面剪影式风格，为殷墟装饰品玉器上常见的雕塑手法。
　　①　　陈志达：《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文物》1982 年 12 期，第 84—86 页。
　　动物雕塑也是商代玉器最流行的题材，数量极多，有象、虎、熊、鹿、猴、马、牛、狗、兔、鸟、鹰、鹤、鹅、鸽、燕、鹦鹉、鸬鹚、鱼、蛙、龟、蝉、蚕、螳螂、螺蛳及龙、凤、怪兽、怪鸟等二三十种。其中，鹤、鹰、鸽、鸬鹚、雁、鸭、燕、螳螂等动物造型，在商代是第一次发现。多数作品造型生动优美，雕琢细腻，除少数独立的圆雕品外，绝大多数为片状立雕装饰品，反映出商代贵族佩玉之风的盛行。片状立雕动物饰件具有平面剪影式的风格，说明殷人已能熟练地把握不同动物的外形轮廓，并用艺术的手法给以夸张或变形，既准确地体现各种动物的形态特征，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特别是象龙、凤、怪兽、怪鸟一类的题材，或有足或无足，或有角或无角，或蛇身或兽身，或单体或合体，表面再配以形象的线刻，鲜明地体现了殷商时代的时代特征。现以妇好墓为例，略举有代表性的作品介绍如下：
　　龙　　（标本 ４０８），墨绿色，圆雕品，作蟠曲状，大方头，张嘴，有角，背上有脊，卷尾，身饰线刻菱形纹。另一件（标本 ４２２），卷曲成圆形，背无脊，尾部有一圆孔，与龙口圆孔相对应，可悬挂。更多的是龙形玉玦或玉璜，具有剪影式作风。
　　凤　　（标本 ３５０），黄褐色，半透明，作弧形侧身回首状，短翅长尾，头有凤冠。
　　怪鸟　　（标本 ９９０），黄褐色，圆雕，虎头鸟身，作站立状，尾下垂与双足作支柱，造型神秘奇特。（标本 ５０７），深褐色，圆雕品，作鸮鸟站立状，以尾和双足支承，大勾喙弯曲成方形，背有扉棱，造型古怪。（标本 ３５４），黄褐色，片状立雕，中间为一立鸟，身大头小。背上立一卷龙，足下有卷云纹饰，此件造型雕刻均很别致。
　　象　　为圆雕品，长卷鼻、张嘴、大耳、四足短粗，造型生动。
　　虎　　（标本 ４０５），深绿色、圆雕，作匍伏状，虎身龙角，大方头，长卷尾，身饰线刻云纹，造型上具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表现方法。一些片状立雕的虎饰品也具有虎的凶猛之态。
　　熊　　４ 件，３ 件圆雕，一件片状立雕，均作蹲坐式，形象地表现了熊的笨拙和憨态。
　　马　　两件，片状立雕，作行走状，写实，为雕塑艺术中首见马的题材。可能是把一件雕成的作品，纵向分割而成。
　　牛　　４ 件，圆雕和片状立雕各两件，形状各异，有行走状、回首卧姿状、伸展四肢成方形的匍伏状。
　　鹰　　（标本 ３９０），深绿色，片状立雕，作展翅飞翔状，头歪向一侧，一面用双线雕出脊背，另一面以单线雕出胸腹，富有装饰性。
　　鹦鹉　　（标本 ４６７），浅绿色，半透明，片状立雕，作站立状，钩喙高冠，长尾，粗短足，通体有线刻云雷纹。
　　燕雏　　（标本 ３８０），乳白色，圆雕，作抬头待哺状，头小身大，圆眼尖喙，头饰羽毛纹，翅饰云雷纹。
　　蛙　　黄褐色，片状立雕。一种作匍伏状（标本 ３５６），平面略呈椭圆形，头、四肢、尾俱全，身饰线刻云雷纹。另一种作游水状（标本 １２９１），平面略呈长方形，尖形头，四肢向后伸直，圆鼓腹。形象较生动。
　　鳖　　（标本 ９９４），绿色，圆雕品，作爬行状，大头圆眼，前足略伸，后足卷曲，背部浮雕鳖甲。１９７５ 年在安阳小屯村北发现两件玉雕鳖，运用了现代玉雕中的“俏色”技法，巧妙地利用玉料的自然色泽，使背甲形成黑色，头与腹部又呈灰白色，加上黑色的四爪和圆鼓的黑眼珠，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不言而喻，商代的雕塑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各种质料的雕塑艺术都有很大的发展，能熟练地表现人物和各种动物的特征。不论是总体设计还是纹饰的刻划，都很生动传神。其次，许多作品构成了把立雕、浮雕、线刻，甚至透雕集于一身的综合艺术。象牙雕一类的作品，还把雕塑和镶嵌结合在一起，更增添了牙雕的表现力。最后，商代的雕塑既有传统的继承，也有创新。不仅有新的题材，新的作品，还有新的技巧。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神兽和怪鸟的创作，都是商人迷信鬼神的反映。商代雕塑艺术中浓厚的鬼神色彩，清楚地体现了商代的时代特征。同时，许多达到当时最高峰的雕塑品，也是艺术史上不可企及的典范，奠定了具有深厚根基的中国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
　　（二）青铜艺术的瑰宝（之一）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从商汤建国到殷纣亡国的 ６００ 年左右时间内，青铜器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数量越来越多，制作也越来越精细。使青铜器艺术不断发展进步，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
　　商代的青铜器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但有青铜制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出现了青铜手工业工具。农业生产工具已有刨地挖土的?，铲地翻土的铲；手工业工具包括斧、锛、凿、锯、刀、锥、钻等各种。这些劳动工具比石器经久耐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商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青铜武器在这时也已广泛使用。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武器已有戈、矛、刀、钺、胄、镞和弓形器等。１９７６ 年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大型钺，通长近 ４０ 厘米，刃宽约 ３７ 厘米，重达 ９ 公斤，钺身两面雕刻精美的花纹，主纹是二虎扑人头，周围衬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商代青铜器中少见的大型武器。安阳殷墟一座王陵曾出土成捆的铜矛 ７３０ 余件，铜戈 ７２ 件以及不少于１４０ 余件的铜胄①，说明商代已用青铜武器武装了大量的军队，用来加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除生产工具和武器外，青铜还大量用来制造奴隶主贵族使用的日常器皿、装饰品和乐器等，甚至连建筑和车马上也装饰着青铜饰件。可以说，商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青铜器。
　　在商代青铜器中，奴隶主贵族用于宴飨、祭祀和丧葬等礼仪活动的青铜礼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的用量之大，制作之精，都是前所未见的。数十年来，仅在安阳殷墟一个地点就发现各种青铜礼器七八百件。仅妇好墓一座墓葬就出土青铜器 ４６８ 件（未计 １０９ 个小铜泡），其中礼器就达 ２１０ 余件②。殷墟出土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司母戊巨鼎，高达 １３３ 厘米，重 ８７５ 公斤，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充分显示了商代青铜工艺的杰出成就。青铜礼器既是盛物的容器，也是商王和奴隶主贵族表示身份等级的标志，是他们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因此，绝大多数青铜礼器都经过精心地设计和制作，其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堪称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瑰宝。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114 页。
　　商代的青铜礼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岗及同时代的遗存为代表，后期以安阳殷墟和同时代的遗存为代表。除以王都为中心的这两个地区外，在其它地方，特别是一些商代方国遗址里，都发现有分别属于前后两个阶段的青铜礼器。
　　商代前期的青铜礼器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种类增多，而且已有较复杂的装饰花纹。在种类上，作为食器的有鼎、鬲、■、簋；酒器有爵、觚、斝、罍、尊、卣；水器有盉、盘等。其中，以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说明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在商代前期就已形成。
　　前期的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的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或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全封闭浇铸技巧。爵和觚与二里头所出的陶爵、陶觚形状极为相似，都是扁体和平底，流窄而长。尊和罍等圈足上流行十字形镂孔。二里岗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已相当厚重。在造型上，许多礼器都还具有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同时，前期的青铜器，人们已能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熟练地掌握它的造形。如觚，是一种饮酒器，口呈喇叭形，细腰，体形修长，便于用手把握；罍和卣是两种盛酒器，为了便于盛取，一般做成深腹小口，有的罍是喇叭口，而且腹部圆鼓，增加了容量，底部有圈足，可以保持稳定，有的卣还有盖和活动的提梁；较大型的鼎铸成四足，比三足更稳定，为了移动抬举之便，口上还铸有厚实的耳。这些都说明青铜礼器的造型已经相当纯熟。
　　前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以饕餮纹为代表，多为单层装饰，无底纹。饕餮纹多以粗犷的曲线构成，突出眼和嘴，而不具体表现细部，通常是两个夔纹组合成一个饕餮纹。纹饰多平雕，个别主体花纹浮雕，甚至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此外，也有一些简单的几何纹，粗率的雷纹，整齐的乳钉纹等。饕餮和夔是古代想象中的两种神秘怪物，这两种纹饰一般以鼻为中心线，取左右对称之式，或合体或分解地凸雕出眼和嘴，形象抽象而富有变化。
　　１９７４ 年在郑州杜岭发现的两件大方鼎是这时的典型器物。一件高 １００ 厘米，重 ８６．４ 公斤；另一件高 ８７ 厘米，重 ６４．２５ 公斤。均为正方形深斗式鼎腹，口上立两圆耳，下承四圆柱空足。鼎壁上每面左右和下边饰以一周整齐的乳钉纹，上部饰有连续的饕餮纹，花纹质朴，无凸出的雕刻，从其铸造之大来看，可能是商代王室使用的重器。
　　１９７４ 年，湖北黄陂县盘龙城遗址出土一批青铜器，除兵器和工具外，有鼎、■、觚、爵、斝、盉、罍、尊、盘、卣等礼器，它们的制形和花纹都与郑州二里岗所出的相似，但个别器物及花纹在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少见。盘龙城的青铜礼器，代表了商代前期南方方国的青铜器艺术。
　　商代后期的青铜礼器是商代青铜器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以河南安阳殷墟为中心的青铜器制作中心，使青铜礼器无论在种类、装饰及铸造技术上都达到了高峰。殷墟发现的铸铜作坊，面积达 １００００ 余平方米，出土上万件陶范和坩埚碎片，足见其规模已相当宏大。殷墟出土的重要青铜器为研究商代后期青铜器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除殷墟王都外，各地的一些方国都邑也都各自铸造青铜器，如山东益都苏阜屯，安徽阜南月儿河，江西大洋州新干，湖南醴陵、宁乡，山西石楼，陕北及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发现有商代后期的青铜器。
　　这时，爵、觚、斝仍是主要的酒器组合。除了前期的青铜器类外，新出现的有方■、高颈椭圆形壶、敞口束颈扁体觯、觥等。器形高大厚重，造型精巧富于变化，装饰繁缛华美，是商代后期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从造型上来看，方形器在这时大为发展。除前述司母戊大方鼎外，还出现了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传世品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器。虽然它们总体数量不是很多，但却是极富特征的器物。如妇好偶方■，整体造型恰似一座长方形的双间四阿式屋顶建筑；■盖是四阿式屋顶，顶上有两个四阿式的短桂钮；盖口两侧有 ７ 个突出的方形槽和 ７ 个尖形槽，好像 ７ 根屋椽，与■口两侧 ７ 个突出的方形和尖形盖帽可对应盖合；腹下承以长方形圈足，似房屋的高台基一般；肩部有浮雕的象头凸饰，器壁饰饕餮纹、夔纹、鸟纹等瑰丽的复层花纹。这件器物设计得非常别致。可能是仿自当时的宫殿建筑。它高 ６０ 厘米，口长近 ７０ 厘米、宽 １７．５厘米，重 ７１ 公斤。
　　连体器的出现是此时造型艺术上的另一个新成就。如妇好墓所出的三联■，由长方形的■架和三件大甑组成。■架上有 ３ 个高出的圈口，用以放置甑，以蒸煮食物用。■体中空，下有 ６ 足，饰有蟠龙纹、夔纹、圆涡纹、牛头纹、云纹等装饰。三件大甑形状大小相同、底有 ３ 个扇面形孔，口沿下有一圈带状大夔纹或圆涡纹装饰，还有一对环耳。三联■通高 ６８ 厘米，总重量达 １３８．２ 公斤，为殷墟少见的重型器，具有一器多用的优点。
　　鸟兽形器的流行，是这时造型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常见的有以象、虎、犀、牛、羊、豖、鸟及叫不出名字的兽形雕塑的尊、卣、觥。有单体造型，也有合体造型。它们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新石器时代的动物形陶器，有的显然具有相同的造型技巧，表现了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
　　象尊　　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一件，整体如象，象鼻高举，鼻端有一小动物，象的四条腿作尊的支足，饰有繁缛的动物纹。传世品中也有类似的象尊一件，其盖钮也塑成一只象。
　　虎卣　　又名虎食人卣，日本泉屋博古馆藏品，传出于湖南宁乡，整体如踞虎形，后爪与尾成为器的三足，前爪攫一人送入口中，项脊上有兽形钮小盖，两侧置一提梁。造型实用而又狰狞可怖。
　　犀尊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帝辛时期一件，长头，头上有二角，竖耳，圆腹下垂，足粗状，素面。
　　牛觥　　美国福格博物馆收藏，整体作水牛形，自颈至后背为器盖，盖顶有兽形钮，颈为器流，素面。
　　羊觥　　日本藤田美术馆藏品，整体作卷角羊形，自颈至背为器盖，盖顶有鸟兽形钮、纹饰繁缛。
　　羊尊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一件为双羊连体造型，器口在两羊头间立于背上，下有四羊蹄作支足，通体饰兽面纹。日本根津美术馆亦有一造型相似的双羊尊。
　　豖尊　　湖南湘潭桂花村出土一件，整体作立豖形，獠牙突出，双耳高翘，形象毕肖，背部有鸟形钮盖。
　　豖卣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圆形器，两侧各塑一豖头，下有矮小豖蹄状足，背有器的高圆口，两侧有器耳，通体纹饰繁缛。
　　鸮尊　　殷墟妇好墓所出一件，整体如鸮鸟形，宽尾下垂与双足成器的支足，足上塑有利爪，喙宽大卷曲，头上有竖耳和半圆形器口，器盖上也有鸟兽形钮，口下有一兽头鋬，纹饰繁缛。高 ４６ 厘米，口径约 １６ 厘米，重 １６．７公斤。
　　鸷尊　　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形似鹰，宽尾下垂与双足成器的支足，鹰颈为器口，鹰头为器盖，纹饰和造型均栩栩如生。传世品中有类似的一件，但非直体，而是横体，器口开于鹰背上，头上有双角，纹饰繁缛，类似鸟形尊在湖南醴陵也有出土。
　　枭尊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Ａ６６６ 图》，形似枭鸟，宽尾下垂与双足成器的支足，枭头为器盖，有圆而大的双目，短尖喙，爪锋利，身饰羽纹，雕有双翅。
　　鸮卣　安阳小屯南地 ５３９ 号墓出土，形似猫头鹰，盖为鹰头，两侧各有一鸟的短钩喙，盖顶有四阿式钮，器身为鸟身，雕有双翅，纹饰繁缛，并有器耳提梁，下承四条鹰足，整体正视为一鹰，侧视是两只鹰，造型别致。５０ 年代在山西石楼二郎坡出土过类似鸮卣。
　　兽形觥　　妇好墓出土一件又称“司母辛四足觥”，整体形似站立的兽，从嘴至尾为器盖，两前足是奇蹄兽足。两后足如鸟足，有兽头鋬，通饰繁缛纹饰。同墓所出另一件叫“妇好圈足觥”，盖前端为一虎头，后端为一鸮头，前正视如一蹲坐状虎，后正视如一立鸟，造型设计极其巧妙。山西石楼桃花遗址所出的圈足兽形觥是单体造型，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从装饰上看，商代后期的青铜纹饰种类繁多，除以勾曲线组成的三角形或菱形的迴纹、云雷纹等装饰外，以动物和神兽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其中饕餮纹和夔纹是最流行的两种兽面纹，并且还有许多不同的变化形式，成为商代最富时代特征的青铜纹饰；此外，还出现龙纹、象纹、虎纹、鸟纹和蝉纹等各种动物纹。一般以迴纹为底，配以饕餮纹或夔纹，形成二层甚至三层的多层次复合花纹，呈集群式的分布。兽面纹多位于器表主要部位或转角及中线处，以此为主纹再配以其它各种纹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处，如器底等部位也都有纹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纹饰，显得异常精美繁缛。并多用扉棱作为装饰，在平面上表现出立体的形式。在表现手法上，主纹常用粗线条或浮雕，底纹多用线刻，区分明显。线条均匀流畅，构图严谨。既有反复连续的排列，也有对称组合。兽面纹的形象比较具体，有的还具有写实感，而且已形成程式化，具有固定的骨架形式①。总之，商代后期青铜装饰中的线与面达到了有机的结合，平面的纹饰与立体的造型高度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此略举数例：
　　司母辛大方鼎 妇好墓出土，高约 ８０ 厘米，重 １２８ 公斤。该器造型稳重大方，所以装饰也显得整齐舒展，密而不繁。口沿下鼎壁上边饰带状饕餮纹，其余三边饰整齐的乳钉纹，足上部外侧也饰有饕餮纹。装饰效果强烈。
　　妇好盘 妇好墓出土，口径约 ３６ 厘米，重 ５．９ 公斤。浅腹、圈足。腹外壁饰连续带状夔纹，足外壁饰连续带状饕餮纹，盘内壁以蟠龙为主纹，龙头位于盘心，头下配一夔纹，头两侧分别铸“妇好”铭文，蟠龙外围饰一圈兽形纹，装饰非常华丽。
　　司■母大方壶殷墟出土，此器造型高大厚重，装饰也多层次多纹样。从上至下大致分四部分：盖上饰饕餮纹；颈部四棱上各塑一怪鸟头，颈上部饰蝉纹，下部饰迴纹，并以两鸟的长尾作主纹；腹上部饰一头二身的龙纹，下部以扉棱为中心饰饕餮纹；高圈足上饰夔纹，形成繁缛瑰丽的装饰。
　　①　　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载《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第 115—117 页。
　　此外，如前已介绍的“妇好鸮尊”和“鸮卣”均是装饰与造型完美结合的典范。山东益都苏阜屯出土的两件大铜钺，其上部用浮雕和透雕出兽面纹，形象具体生动，有眼、眉、嘴、牙，似人似兽，具有很高的装饰艺术性。传出湖南宁乡黄村的人面纹鼎，以写实的手法，浮雕出整个人的面部特征，其眼形、眼皮、眉、鼻、颧骨、嘴唇，甚至人中等部位都非常形象逼真。安阳殷墟也曾出土过一件类似造型的人面具，均为商代青铜器中少见的杰作。此外，商代后期的青铜器装饰上，还常把雕塑与镶嵌结合在一起。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瑗铜内戈，除了把玉质戈身镶入铜内外，还在铜内上镶嵌着绿松石小细粒，组成饕餮纹的装饰图案。还有同出的铜虎形饰件，用青铜铸成老虎形象，虎的双眼包有金箔，头、身和尾遍饰绿松石片镶嵌的纹饰，这种集铜、金、玉、石于一体的装饰技艺，充分体现了商代青铜艺术的卓越成就。
　　在商代后期的青铜器艺术中，近年来新发现的大洋洲商墓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代表了南方方国青铜艺术的杰出成就。
　　１９８９ 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一座随葬大批青铜器的商代大墓①，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造型之奇特，装饰之精美，为商代方国所罕见。这批青铜器共 ４８０ 件，其中青铜礼器 ６０ 余件，包括鼎、■、鬲、罍、卣、簋、瓿、壶、豆、带把觚等。铜乐器铙和鎛。铜兵器 ２５０ 余件，有戈、矛、刀、钺、镞、短剑、胄等。铜农具和手工工具有犁、铧、臿、铲、镰、斧、锛、凿、锥、钻、刻刀等 １２０ 余件。其中带把觚、短剑、单翼镞、犁、铧等，都是商代后期墓葬中第一次见到的珍品。尤其是青铜犁铧的出土，把中国犁耕的历史提早到了商代。体积大的青铜礼器，如■通高 １１０ 厘米，重 ８５ 公斤；方鼎高 ９７ 厘米，重约 ４９ 公斤。体积最小的双耳鬲和扁兽足方鼎等，高仅 １０厘米左右。特别是造型奇特的双面人面形神器、立鸟双尾虎、羊角兽面器等，均有很高艺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铜器组合中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点。
　　１９８６ 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也出土了大批国内首见的珍贵青铜器①。仅二号坑就出有 ４３９ 件，其中众多的人像、人头像和神兽面具等颇引人注目。高约 ２．５ 米以上的大型立人像，把人的神态、动作和衣饰都塑造得生动逼真。小型人像，仅 １３ 厘米高，造型精巧别致。神兽面具形像怪异，眼球突出如圆柱，鹰钩大鼻，长尖耳，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其最大者通高 ６５ 厘米，齐耳宽 １３８ 厘米，十分罕见。还有高 ３．５ 米的神树，树枝上雕有人像、花、叶、果，及飞禽走兽等。都充分地展示了商代后期早期蜀国青铜艺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商代青铜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正如一位美术考古学家所说，如果说以彩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艺术，与世界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相同的一些地区的文化艺术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可说是独具特色。特别是殷墟青铜器，器类的多样，造型的奇巧，纹饰的繁丽，装饰气氛的神秘，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②。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 10期，第 1—24 页。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 10 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 5 期。
　　②　　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载《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第 103 页。
　　（三）甲骨文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来源于文字的应用。中国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书体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书法史家一般都认为，从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书法艺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因此，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就是甲骨文书法艺术。
　　甲骨文是一种刻划在龟甲和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商代王室占卜问事的记录。商代统治者十分迷信，事无大小，都要求神以断吉凶。从祭祀、征伐、收成、疾病、生育等大事，到出行、田猎、天气等小事，都要进行占卜，把占卜的结果记录在甲骨上，这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统治阶级所使用的一种文字。随着商朝的灭亡，甲骨文遂不为世人所知，就连中国后世史书中也不曾记载。直至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在中药“龙骨”上首先发现了带字的甲骨以后，商代甲骨文才又重新被世人认识。
　　继王懿荣之后不久，古文字学家王襄、刘鹗、罗振玉、孙詒让、王国维等也都开始搜集整理和研究甲骨。１９０３ 年刘鹗整理所藏部分甲骨，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的专著《铁云藏龟》，指出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第二年，孙詒让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考释出１８０ 多个甲骨文字。从此，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科。
　　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甲骨文被确定为河南安阳殷墟所出。自 １９２８ 年起，开始了对殷墟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发现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大量商代晚期遗物。特别是宫殿建筑遗址和商王陵的发现，证实甲骨文确系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遗物，它包括了自盘庚至纣共 ２７３ 年的历史记录。至今，已发现甲骨（包括散落在国外的）达 １５ 万片左右，甲骨文单字 ４５００ 多个，已辨识出 ２０００ 来字，为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甲骨文是中国年代最早的有系统的成熟文字，具有一定的形式和结构，能完整表达人的思想观念，它已具有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在它数百年的流行中，经过许多不同的刻辞贞人之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说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毫不夸张。
　　甲骨学家都很重视对甲骨文的书法艺术的研究。１９３３ 年董作宾在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一书中，就把甲骨文的书法艺术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之一。他把甲骨文按 １０ 个标准分为五期。１０ 个标准是：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其中的贞人、字形和书体，就是书法艺术的主要内容。贞人，即书家；字形，系指文字点画结构；书体，当为书法体势与风格。他指出各期甲骨文书法特征是：第一期雄伟；第二期严整；第三期散乱、颓废；第四期峻峭、粗放；第五期谨饬。表明每一时期的甲骨文都有其独特的书法风格。此外，同一个字在不同时期字形变化也较明显，如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晚期的更小。
　　郭沫若也曾对甲骨文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 １９３７ 年所著的《殷契粹编》一书自序中指出：
　　“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迴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禀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其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办。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有的学者更认为，甲骨文的“书体”在甲骨断代和碎片的缀合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书法形体取决于书写人的技术与手法。它的流行受习惯的崇尚而具有时间性。用书体来测量某一时期文化和艺术的风尚，可以大体上窥见一斑。并指出：
　　武丁时期的书法，气魄雄伟，峻敖瑰丽。即使中小字体也是工整秀丽，但无论大中小字体，无一处不表现出这一时期书法方面的熟练，深邃的造诣；祖庚祖甲时期，主要在严饬工整方面下工夫，与后世书家比拟，颇有欧阳率更的风趣；禀辛康丁时代，一部分沿袭了祖庚祖甲时工整的作风，但大多逐渐衰退，趋向潦草苟且；武乙时期的大字，粗疏古拙，劲削而带有暴戾的气氛；文丁武丁的作品，又是五花八门，百体杂陈，在书法上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有的骨骼开张，有放逸之趣，有的细小娟秀，有簪花之格。
　　可见，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是为学者们所公认的。
　　此外，甲骨文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一般是用刀直接刻字，有的刻好后还填以朱砂，也有个别不是刀刻而是用朱砂直接写成的。所以，甲骨文的刀法就体现了它的笔意。从刻划的线条犀利苍劲来看，刀法也很熟练。线条起止有度、转折恰当，且有粗有细，有长有短，说明有用单刀，也有用双刀的。字形结构一般呈瘦长形，有大小、长短、方圆之别；各种长短线条的排列疏密有序，各种横竖斜直线的组合也恰如其分，既保持了平衡对称的结构，又表现出丰富而有变化的笔意。同时，甲骨文还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既是成熟的文字，也是高水平的书法艺术。
　　甲骨文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它一般包括叙辞（为贞卜日期和贞人名）、命辞（所问之事）、占辞（为商王亲自视兆占问吉凶）、验辞（刻记占卜结果）等项，故又称甲骨文为卜辞。刻辞的排列也很有规律，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或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但一般是先横后竖。一片甲骨上少则数字，多则上百字。其章法布置毫无做作气，错落自然，浑然一体，变化无穷，一片天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体现了殷代贞人高度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匠心，不愧为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
　　①　　懿恭：《漫谈甲骨文字的书法》，《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 1 期。
　　（四）音乐与舞蹈
　　商代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从考古发现的乐器来看，青铜乐器已大大增多，出现了铙、钲、鼓、铃等不同种类，并有了大小相次的系列性青铜编铙；石磬的制作更加精细，并向着系列性的编磬方向发展；传统的陶埙也有了改进，体积增大，形制规整，音孔增多，这些实物资料反映出商代的乐舞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乐器。
　　铜铙系中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又称为钲或执钟。体形似铃，有管状短柄与体相连，也可按木柄使用。铙是用于祭祀或宴舞的礼乐器。单个使用可敲击节奏，系列性的使用便是很正规的打击乐器。系列性的饶称为编饶，这是商代青铜乐器的一个重大新成就。殷墟墓葬中出土过数例三个一组的铙，大小相继。据实测音频，最小的一个是 ９６２ＨＺ，最大的一个已达１１７９ＨＺ。妇好墓出土的编饶是一套 ５ 件，出土时柄管内还有朽木。最大的一件两面饰有回字形凸弦纹，口内壁还铸有“亚弜’铭文，其余 ４ 件大小和重量基本依次递减。
　　铜钲　　形似铙，但比铙高大厚重，俗称大铙。１９８３ 年湖南宁乡县月山铺出土的商代后期大铜铙，高 １０３．５ 厘米，重达 ２２１．５ 公斤，是目前发现最大的青铜乐器。１９７８ 年，宁乡县老粮仓北峰滩出土一件大钲，重 １０９ 公斤，通高 ８９ 厘米，体内腔近口沿处两侧各饰卧虎一只。
　　铜鼓　　１９７７ 年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晚期横置式铜鼓，鼓面铸有类似鳄鱼皮的纹饰，高 ７５．５ 厘米，鼓面直径 ３９．２ 厘米。《商周■器通考》中也著录一件类似的双鸟神兽纹大铜鼓。
　　此外，在安阳侯家庄大墓中，还发现过有蟒皮面的大木鼓痕迹。铜铃　　妇好墓出土 １８ 件，多为椭圆形平口，少数是凹口，平顶，顶上有环形钮，有的有扉，有的无扉，有的有铃舌，凹口铃壁上有十字形镂孔，一般高约 ５—６ 厘米。
　　石磬　　妇好墓曾出土 ５ 件，三大二小，有长方形和略呈半圆形两种。长方形石磬（标本 ３１６ 号），系青灰色碳酸岩磨制而成，形状规整，上窄下宽，似磨制石铲。其上刻有“妊冉入石”四字。据考证，“妊冉”（或释竹）是族名或人名，“入”有纳贡之意，常见于武丁时期的纪事刻辞。“石”字作“Ｖ”形，郭沫若认为“殸字作■，左旁的■形古磬之象形也。↓乃磬之悬，即石制之磬身①。”因此，这四个字记述的是妊冉入贡的石磬。黑色石灰岩石磬（标本 ２ 号），通体磨光，表面线刻鸮纹，十分精美。白色泥灰岩石磬（标本 ３３２ 号），呈不规则半圆形，表面不平整，制作粗糙，具有早期石磬的特征，它与另两件同样石质，但体形较小的残破石磬，可 能为一套编磬。此外，１９５０ 年在安阳武官村大墓中出土一件制作精致的虎纹石磬，长 ８４ 厘米，高 ４２ 厘米，也是商代石磬的珍品。据测定它的振动数为 ２８０．７，发音稍高于＃Ｃ１，音色浑厚类于铜乐。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一套三件编磬，已包含着大二度、小三度和纯四度的音程关系，说明商代已有了旋律乐器。
　　陶埙妇好墓出土的三件，两大一小，皆泥质灰陶，表面磨光，呈尖顶腰鼓形，形制规整，尖顶上有一吹孔，近底处一面有呈三角形排列的 ３ 个小音孔，另一面有两个小音孔，是有 ５ 个音孔的陶埙。据对殷墟出土的陶埙测音结果证明，五音孔陶埙已是相当成熟的吹奏乐器了，它比二音孔或三音孔陶埙更加完善，能吹出整个七声音阶，而且还可吹出其中一部分半音。除陶埙外，商代还发现有石、骨（象牙）制的埙，它们无疑也是商代的常用乐器。
　　①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 523 片，1933 年。
　　据文献记载，商汤在灭夏以后，为欢庆胜利，命令伊尹创作了著名的《大濩》乐和《晨露》歌（《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大濩》和《晨露》在商代就演变成祭祀先王的乐舞。如《殷虚书契前编》一、三有“乙丑卜，贞：王宾大乙，濩，亡尤。”“濩”就是“濩”，“大乙”是商汤庙号，“王宾大乙”也就是商王以《大濩》之乐祭汤。《诗经?商颂》中有一篇《那》：旧注为祭汤的乐歌。这首歌详细地描绘了祭汤时的盛典：多么隆重盛大的祭典啊！乐队已经排列好了，鼓、钟、磬、管，金石齐鸣，歌队唱起歌来，肃穆威严，舞队神采飞扬，合着节奏跳了起来①。这是汤王的子孙在祭祀成汤。最后，献上祭品。这同《礼纪?郊特牲》所载殷人祭祀时先作乐三阕，后迎牺牲的情形是相吻合的。
　　商代的音乐主要有“巫乐”和“淫乐”两种①。巫乐是祭祀祖先和鬼神的音乐，由巫师在祭祀时演唱，用以娱神，作为沟通神人的一种手段。淫乐是商王室的宫廷音乐，是商王享乐的靡靡之音。《史记?殷本记》就记载了商纣王制“淫乐”的情况，说他“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糜糜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可见淫乐是奴隶主统治者的“迷魂淫魄之曲”（《拾遗记》），是他们腐朽生活的写照。
　　商代的舞蹈在甲骨卜辞中多有记载。甲骨文的“舞”字写作“■”或“■”，像一个人双手拿着牛尾跳舞的样子。甲骨文中记载的舞蹈主要有如下几种：
　　《隶舞》，又叫《槃隶》或《代舞》。这是一种祭祀或求雨祈年时跳的舞蹈。有人解释，跳这种舞蹈的时候，舞蹈者要手持牛尾，作盘旋动作，并且牛尾要在舞蹈者之间轮流传递。
　　《皇舞》，是一种求雨的舞蹈。舞者头上要戴着鸟羽。另有一种《無舞》也是求雨的舞蹈。
　　《羽舞》，一种祭神舞。舞者手持五色羽毛。卜辞中记载，商王也亲自跳《羽舞》，如《殷虚书契前编》６０?２０?４：“戊子贞：王其羽舞，吉。”
　　此外，还有《奏舞》、《多老舞》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舞蹈。所有这些舞蹈都是一种祭祀的巫舞，同商代的巫乐一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艺术。巫舞要由巫师来跳或由巫师带领着跳，因为巫是掌管占卜祭祀的人，以乐舞娱神是巫的专职。所以在商代巫即是舞。卜辞中出现的巫一般都是男性，只有在求雨时才用女巫，《皇舞》和《無舞》就是女巫舞。但是求雨无效时，就要举行“暴巫”和“焚巫”之祭。“暴巫”是把巫人暴晒在烈日下，“焚巫”则是把巫人活活烧死。实际上也就是把巫人作牺牲来达到求雨的目的。卜辞中有“赤祭”的记载，“赤”字像人立于火上，大汗淋漓，就是一种“焚巫”之祭。由此可见商代奴隶制度的残酷与野蛮。
　　除巫外，商代还出现了乐舞奴隶，他们是以乐舞来供奴隶主享乐消遣的专业歌舞者。由于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和其他奴隶一样悲惨。常常被奴隶主作为殉葬的工具。在安阳武官村王陵槨室西侧发现的 ２４位殉葬女性，她们的身边还随葬着精美的乐器和舞具，这 ２４ 位女性生前就是以歌舞为业的乐舞奴隶。乐舞奴隶是商代舞蹈艺术的创造者，虽然今天已看不到她们所创造的舞蹈形象，但她们在舞蹈发展史上的作用是完全应该肯定的。
　　①　　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7 页。
　　①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40 页。
　　（五）建筑艺术
　　商代的建筑有两大类，一类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如城市、宫殿、宗庙和陵寝等；另一类则是广大奴隶和平民赖以栖身的简陋窝棚和地穴。代表商代建筑艺术最高成就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城市是文明时代的标志，一切文明成就都集中在统治阶级居住的城市中，所以城市也是建筑艺术的巨大进步。而后者除了具有原始建筑艺术以外，还谈不上有什么严格意义的建筑艺术。商代的城市，特别是都城，早已脱离了原始建筑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发展的新起点。
　　考古发现的商代都城，属于前期的有偃师商城和郑州二里岗商城及一些方国都邑的城址；属于后期的则是安阳殷墟都城。
　　１９８３ 年，在河南偃师县城西的尸乡沟一带，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址。该城北倚邙山，南临洛河，地处河洛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１７００ 米左右，东西宽 １２００ 余米，总面积近 ２００ 万平方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宽约 １７—２０ 米。目前已经找到 ７ 座城门和若干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在城内中部偏南发现 ３ 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正中的一处面积较大，长宽各 ２００ 余米，四周环绕 ２ 米厚的夯土围墙，可能是“宫城”性质的小城。宫城内中间是一座长宽数十米的大型宫殿基址，左右各有两处与之面积相仿的独立宫殿，组成一个规模壮观的建筑群。经发掘东侧的一处建筑基址得知，这是一处由正殿，东、西、南庑及庭院组成的封闭式宫殿建筑。正殿建于庭院北部夯土高台基上，座北朝南，东西长 ３６．５ 米，南北宽 １１．８ 米，南部边缘有 ４ 个长方形台阶。殿址东北有一口水井，院内还有石砌排水沟。整个院落宽敞巨大。虽然目前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但已能看出偃师商城规模宏大，有主次分明、布局清楚的宫殿建筑群，应该属于商代的王都。据碳１４ 测定的年代经校正后为公元前 １６ 世纪左右。因此，有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推测其为商汤所都的“西毫”，对此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
　　商代前期的另一座都城，就是 １９５５ 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城址。该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因为东北和西北两角是斜角，所以四面城墙长度不一，其中东墙与南墙相等，长约 １７００ 米，西墙长约 １８７０ 米，北墙仅有 １６９０ 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上窄下宽，墙基宽约 １０ 米左右，大部分城墙已埋入地下 １—２ 米深，仅个别地段在地表暴露 １—３ 米高。城周共发现 １１ 个缺口，有的可能是城门，城内分为宫殿区和一般居住区。城周围有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制陶作坊在城外西部；制骨作坊在北部；冶铜作坊南北都有。目前了解最多的是宫殿区。宫殿区在城内北部和东北一带，已发现夯土基址 ２０ 余处，但发掘的几处保存都不完整。其中第 １５ 号夯土基址保存较好，上面遗留有两排２７ 个长方形大柱础槽，大致可复原为一座九室重檐顶并带回廊的大型宫殿①。１６ 号基址面积最大，大体为长方形，东西长约 ３１ 米，南北宽约 ３８ 米，在保存较好的西部和南部共发现 ５０ 个大柱础槽，其中 ２６ 个还保留有木柱痕和石柱础。近年来在新发现的一座夯土基址中，出土了大型青铜建筑构件，构件正面为方形，平面呈凹形，上面有阴刻线纹的兽面和龙虎争斗图案，为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建筑构件②。二里岗商城的年代约与偃师商城相当。有人认为它是仲丁所迁之隞都，也有认为是商汤所居之毫都。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 年 4 期。
　　②　　《光明日报》1990 年 11 月 26 日，一版。
　　湖北黄陂盘龙城是商代前期的南方方国都邑建筑。它营建于公元前 １５世纪。该城座落在一个三面环湖的小山丘上，平面基本呈方形，南北较宽，东西略窄，周长约 １１００ 米。城内仅有宫殿基址，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等都在城外。宫殿基址发现 ３ 座。１ 号基址为一长方形的夯土台基，长近 ４０ 米，宽为 １２ 米，台基上有东西并列的 ４ 室，四壁为木骨泥墙，中间的两室较大，各有前后两门，两端 ２ 室较窄，各仅有南面一门，留有 ４３ 个大柱洞，柱底垫有大础石，经复原研究，为一四周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高台建筑。在 １ 号建筑基址的南北中线上，还有 ２ 号、３ 号基址，组成一组宫殿建筑群。盘龙城及其宫殿建筑的特征，与郑州商城相似，它应是商王朝在长江南岸的重要方国之一。
　　著名的安阳殷墟遗址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建筑。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城墙遗迹，但这里是自盘庚迁殷以后 ２７３ 年“更不徙都”的王城遗址，却是被 １９２８年以来的一系列考古事实所反复证实了的。殷墟的范围约有 ２４ 平方公里以上，在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长约 ６ 公里，南起苗圃北地，东北至三家庄，宽约 ４ 公里的范围内，到处都发现有商代后期的遗迹。这里不仅有宫殿宗庙区，还有王陵区，也有中小奴隶主和平民的居住区，以及制骨、制玉和冶铜等手工作坊。它们的布局都有严密的规划。宫殿区主要在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周围有人工挖成的壕沟作防御系统，洹河北岸 ３—４ 公里处是王陵区，小屯村东南、南和西边围绕着中小奴隶主的居住区，各种手工作坊分布在整个殷墟四周。
　　迄今为止，在小屯村东北共发现 ５３ 座宫殿遗址，分布在南北长约 ２８０米，东西宽约 １５０ 米的范围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区。北区有大小夯土基址１５ 处，它们的平面有长方形、方形和凹字形几种，可能是王室的居住区。中区发现大小基址 ２１ 处，布局较北区整齐，北端是作为主体建筑的最大一座夯土基址（乙八），其南北长约 ８５ 米，东西宽约 １４．５ 米。往南有门址 ３ 处，每一道门址内都有数座夯土基址，基址和门址下都埋有奠基的人和牲畜，推测中区是商王的宗庙和处理政务的地区，也是王宫的核心。南区规模较小，但有基址 １７ 处，北端一座较大的方形基址为主体建筑，其南是东西对列的两排小型基址，再南有一道门址。南区是商王的宗庙祭祀区，这里所埋的牺牲有严格的分别，牲人一律在西侧的基址下，而牲畜都埋在东侧，表明有不同的祭祀对象。同时它的宫殿建造年代大多比中区和北区晚，说明殷墟的宫殿是先后不断建造的。在总体上，殷墟的宫殿建筑是以单体建筑沿着中轴线有主有从地组合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形成前殿后寝，左右对称的布局方式，开创了中国后来历代统治者宫殿建筑布局的先例。
　　殷墟宫殿的建筑普遍座落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之上，用填基或挖基两种方法筑成，然后再挖槽埋置柱础石，有的还使用铜柱础，如北区一座基址东西残存的一排 ２５ 个柱洞中，有 １１ 个都有铜础。铜柱础的运用不仅是青铜文化的一个进步，而且也是商代后期建筑艺术上的一大进步。房架都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版筑，没有发现瓦，大概是用茅草盖顶。在殷墟某些建筑遗址中的白灰墙皮上，发现有红黑彩绘的壁画，以及一些可能用于建筑的精美石雕品，如圆雕的石饕餮、石鸬鹚等，都表明当时宫室的装饰是富丽堂皇的，出现了真正的建筑艺术，开始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
　　殷墟的王陵也是商代后期建筑艺术的新成就。在侯家庄和武官村的王陵区，先后发现了 １３ 座王陵大墓。这些墓的形制、结构和规模都空前宏大，包括墓道、墓室和椁室几部分。从墓道来看，有朝南一条墓道，呈甲字形的墓；也有南北两条墓道，呈中字形的墓；更多的是东西南北四条墓道的大墓。其中主墓道宽 ７—８ 米，最长达 ３２ 米，最短的墓道也宽 ３ 米多，长 ７ 米以上。墓穴又深又大，一般深 ８ 米以上，最深的达 １３ 米。面积最小的约 ４０—５０ 平方米，最大的竟有七八百平方米。墓穴中用巨大的长方形木料重迭构成椁室，有的在椁壁上雕刻精美的花纹，有的涂朱，有的还镶嵌着野猪牙片。修建如此巨大豪华的陵墓，在商代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时的陵墓上还没有封土坟丘，而是在墓顶地面上修建奠祭用的享堂。如殷墟妇好墓地面上就发现有夯土建筑遗迹，经复原研究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有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①。此外在侯家庄及大司空村发现的墓葬，也有类似遗迹。最近在山东滕县前掌大遗址发现的商代晚期方国贵族墓上，也发现有类似妇好墓的享堂建筑遗迹。这里不仅有夯土台基，还残存着 ２０ 余个柱洞和散水沟遗迹，特别是发现包括赭、朱、黄、黑、白等多种色彩的厚 ２ 厘米的彩绘遗痕。复原起来也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装饰豪华，坐北朝南的建筑。并且还配有前后廊道，整体呈中字形，将墓室墓道全部覆盖住。②这证明商代后期的奴隶主贵族墓上确有奠祭的享堂建筑，成为商代建筑艺术的一个新成就。
　　（六）工艺
　　商代的釉陶或原始瓷器工艺、髹漆工艺及贴金和锻铁工艺等，反映了商代青铜文化的杰出成就，同时也为商代艺术增添了光辉。
　　釉陶或原始瓷器
　　釉陶或原始瓷器是商代艺术的一个新成就。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制陶工艺就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不论是仰韶文化的彩陶，还是大汶口文化的白陶，亦或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磨光蛋壳黑陶，都是一种素烧无釉的陶器。只有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由于长期冶炼青铜的实践，工匠们才逐渐认识到，在高岭土做成的陶坯上，涂上一层釉色后，可以烧制出光泽晶亮的釉陶器。这种釉陶器，由于系瓷土制胎，经高温烧成，所以胎质细密坚硬，烧 结度高，无吸水性，有的学者又称之为原始瓷器或青釉器。现代的釉陶和瓷器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从胎骨、釉料和烧成火候都有较大的区别。但在早期陶瓷发展史上，二者有密切的关系，不好断然分别。不管称之为什么名称，它们都是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对研究瓷器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的釉陶器，早在解放前发掘安阳殷墟和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时，就已发现。解放后在河南郑州、安阳、辉县，河北藁城，山东济南、益都、滕县，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又有出土。年代最早的是郑州二里岗商城中发现的一些釉陶器，胎呈黄灰色，器表有一层淡绿色或黄绿色的釉层。它们均以釉色见长，大多数在挂釉前于胎上刻印方格纹、弦纹、直线纹、划纹等几何图案。１９６０ 年经郑州地质局化验分析，胎骨瓷釉的化学成份，已同现代一般粗瓷器相近似。因此，可以称原始青瓷。特别是 １９６５ 年郑州铭功路所出的一件完整釉陶尊，敞口、高颈、宽肩、凹底，造型规整，釉质细润明亮，青绿中有淡黄，通体饰细密整齐的回纹，堪称商代原始瓷器的代表作。
　　①　　杨鸿勋：《妇好墓上“母辛宗”建筑复原》，《文物》1988 年 6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 年 3 期，第 365—392页。
　　出土最多的还是江西清江吴城遗址，造型有小口折肩罐、尊、筒形双耳罐、盆、圈足豆和器盖等，大多胎呈灰白色，部分呈黄白色，通体挂一层青黄色釉，釉下装饰有方格纹、圆点纹等花纹，有的还刻有文字。特别是双孔马鞍形的釉陶刀，为罕见的釉陶生产工具，可能是作礼器之用。考古界认为它们有原始瓷器和釉陶器两种，胎质较白的可能属原始瓷器，烧成温度在１０００ 度以上，吸水率仅 ０．５％以下。
　　在其它地区，即使是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现的釉陶或原始瓷器都很少。殷墟出土的双耳罐和高圈足豆有一些是釉陶，但还有许多是无釉的白陶。说明釉陶还是一种新兴的手工艺，不及青铜工艺发达。商代的釉陶同青铜器一样珍贵，一般都出自奴隶主贵族的墓葬或当时的大都市遗址中，可能全部为奴隶主贵族占有，有的甚至还具有礼器的作用，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用具仍然是粗糙的陶器。
　　髹漆工艺
　　商代的髹漆工艺比釉陶工艺要发达，因为髹漆工艺早在商代之前就有了数千年的发展史。特别是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商代漆木器制作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的事实，商代已普遍出现了雕花漆器。但由于这时的漆器还是以木胎制作，木质易朽，不容易保存，所以完整器发现很少，大多仅存漆皮的痕迹。
　　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遗址奴隶主贵族的墓葬里就发现有雕花漆木椁板遗迹，椁板外壁上阴刻有饕餮纹和云雷纹，纹饰用朱色漆绘，整个椁板涂成黑色。１９７３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发现几十件商代前期的厚木胎漆器残片，器形有盒、盘等，均为朱红地，黑漆花，构成饕餮纹、蕉叶纹、云雷纹和夔纹等，花纹比例均匀，清晰明朗，漆层较厚，近似木雕，有的还镶嵌着磨制成圆形、三角形的绿松石片，更有的贴着不到 ０．１ 厘米厚的金箔，装饰颇为富丽堂皇。
　　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中，发现的雕花朱红木器遗迹更多。１９５０ 年，在安阳武官村大墓中发现有朱红“雕花木器印痕”。南京博物馆保存有解放前安阳西北岗商墓出土的一批雕花朱红漆痕标本，当时共有 ２４０ 多小块，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炸毁一部分，又劫走一部分（解放前日本人发表了 １４ 幅彩色图片），现存仅 ２４ 块。这些花纹印痕深约 ０．４ 厘米，清晰可辨，多为云雷纹、饕餮纹、龙虎纹和夔纹等几种，虎纹与武官村大墓所出虎纹石磬上的纹饰大体相同，其余则与青铜器上的图案无异。部分花纹中镶嵌有刻旋涡纹的圆形蚌泡和长方形小石块，使纹样的构图和色彩更加丰富。从印痕形状观察，可分辨出簋、豆、敦、■等器①。殷墟妇好墓的木椁上也有红、黑相间的漆皮，并有明显的层次，像是多次髹漆形成，椁内有放装饰品的红漆木匣遗迹。殷墟 １００１ 号王陵也发现有雕花红漆木椁板，并镶有野猪牙片。此外，殷墟并发现有漆绘木鼓和木盾牌。
　　商代漆器的使用已很广泛，不仅商王，连中小奴隶主贵族也都使用。漆器上不仅雕花，还镶嵌蚌饰、玉片，甚至金箔，使漆器更显高贵豪华，表现出商代髹漆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
　　①　　龙宗鑫：《中国工艺美术简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2 页。
　　贴金与锻铁工艺
　　商代已有贴金工艺。早在 ５０ 年代，河南辉县琉璃阁商墓中就发现有小金叶；７０ 年代，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商墓中也出土有用于镶嵌漆器的金箔。北京平谷刘家河发掘的一座商墓还发现有金臂钏两个、金耳环和笄各 １ 个，以及金箔 １ 片。金臂钏是用直径 ０．３ 厘米的金丝制成。安阳殷墟也出土过金箔，妇好墓所出的一件铜虎形饰件就用金箔包镶虎的双眼。经对殷墟出土的金箔进行科学检验，测定厚度仅 ０．０１ 毫米左右。用金相组织观察，其颗粒度大小不均匀，晶粒界呈平直状态，说明是经冷加工锤锻而成。锤锻如此薄的金箔，工艺相当精湛。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也出过一些商代晚期的金箔制品，其中 １ 号坑出土的主要有如下三件：
　　金杖用金箔包卷而成。为一件金皮木芯铜龙头杖，全长 １４２ 厘米，直径２．３ 厘米。上端有近半米长一段阴刻平雕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相同的人头，五官清楚，人头戴冠，耳饰三角形耳坠，人周围刻线纹，两个人头间用勾云纹相隔；中间一组为两个背相对的鸟，上面一组为两条背相对的鱼，鸟和鱼头部下压一穗形叶柄，鱼身刻满鳞片，雕刻极为精美。
　　金面罩金箔模压而成。似人面形，眉、眼缕空，鼻凸起，嘴宽大。
　　虎形饰金箔模压而成。昂头张嘴，大耳细身，粗尾上卷，身屈似 Ｕ 形，作扑击状，通身压印有目形斑纹。
　　这些金箔和金饰品的发现，无疑是商代已有贴金工艺的实物证据。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黄金的认识相当早。在 ３０００ 多年前他们就已经认识了黄金的延展性，知道怎样锤锻出很薄的金箔，还能在其上雕刻出精美的花纹。
　　铁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金属。商代在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也开始认识了铁，出现中国最早的锻铁工艺。１９７２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第 １１２ 号商墓中出土了一把铁刃铜钺，与许多青铜礼器随葬在一起。经科学鉴定，铁刃部分是用天然陨铁加热后锤锻而成，这表明中国早在公元前 １４ 世纪时就已经开始认识铁，并具备了锻铁技术。台西的标本并不是孤例，其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也发现一件大约同时间的铁刃铜钺。这件铁刃铜钺残长 ８．４ 厘米，钺身呈长方形，有上下阑，铁刃嵌入钺身内约 １ 厘米。经鉴定铁刃也系陨铁锻成，这是继藁城台西的铁刃铜钺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尽管它们是陨铁，而非人工冶铸的铁，但同样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