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教育史之汉代的文教政策

汉代的文教政策
　　（一）社会概况
　　汉代是中央封建集权制度继续发展的时期，秦末农民大起义后，继之以楚汉战争。公元前２０６年，秦已归刘邦，以后刘邦又于公元前２０２年击败楚，建立汉朝，建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从公元前２０２年到公元９年，最后政权被外戚王莽篡夺。王莽建立 新朝 后不久，农民起义爆发，推翻王莽，建立了更始农民政权。后来，农民军被刘氏宗室刘秀打败。刘秀即位称帝，重建汉朝，建都洛阳，历史上叫东汉，东汉从公元２５年到公元２２０年。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繁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政治方面，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巩固并加强，皇权被神化，封建官僚制度更加完备，疆域也扩大了。
　　经济方面，封建生产关系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显示出高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农业生产得到高度发展，水利得到重视，手工业和商业也日益繁荣。
　　文化方面，适应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佛教文化开始传入。与唯心主义相对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文学以辞赋和乐府诗为主，史学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两部传记体名著。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天文、历法、造纸、数学、医学等都属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张衡、蔡伦、张仲景、华佗、王充等都是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民族关系方面，通过战争与和亲，初步实现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各族友好往来。
　　中外关系方面，开辟了通往西方的 丝绸之路 ，加强了中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东边与朝鲜、日本，西南与印度、越南、缅甸等国的关系，也都有了发展。
　　１。汉初的黄老之学与教育汉承秦制，但多有变通。在文教政策上，汉汲取亡秦的教训，不蹈秦代严刑峻法的覆辙。大致说来，汉代的文教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 杂霸 阶段——倚重黄老之学或刑名之术；二为 罢黜百家 阶段——独尊儒术。
　　这是一条由宽松走向大一统的路线。值得说明的是，秦、汉同是 定于一尊 ，但汉代的儒术独尊远较秦代崇法尚刑宽松而又宽厚。
　　汉代初年，处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历史转变时期，如何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如何确立治国的指导思想？这是巩固新建政权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当时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陆贾，对仍然沉溺于胜利得意之中的刘邦，率先提出警告：研讨治国之策是当务之急。他告诫汉高祖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 ，必须将指导思想由 打天下 转变为 治天下.并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 举措暴重而用刑太极 （陆贾：《新语？无为》），而主张文武并用， 无为而治.陆贾在朝廷上对刘邦的建议，与齐相曹参的研讨不谋而合。曹参继萧何任汉相国之后，继续推行黄老之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老百姓的拥戴。以后文帝、景帝、窦太后、陈平、汲黯等汉初著名君臣，都坚持以黄老之术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造成了这一学派在汉初大盛的局面。
　　黄老之学的兴盛。汉初的黄老之学，与战国末期齐国慎到、申不害等人的稷下学派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所谓 黄老 ，王充讲得较清楚： 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 （《论衡？自然篇》）。汉初的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末期，它尊奉黄帝（假黄帝以立言），本于老子，在先秦道法合流的基础上，兼综其他各家思想并注入了汉初的时代精神。它又名黄老刑名之学或新道学。
　　汉初大盛的黄老之学，与原始道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道家的一个学派。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黄老之学与老庄一样，以 先天地生 的 道 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即 因道 、 守一.所不同的是，黄老之学将老子玄远的 道 大加发挥，并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老子倡导 无为 ，黄老之学主张 无为而治 ，但却摒弃了老子消极遁世的内容，将 循理而举事 的合理行为视为 无为 ，从而将其发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黄老之学反映了巩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需要，具有融铸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阴阳家的特点。黄老并提，还反映了地区文化的综合、融合，即南方老学与北方黄帝崇拜的结合。在政治思想上，它以道家为本，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奠定了汉初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黄老之学，是战国末期以来，学术思潮在争鸣互绌的基础上趋于融合的产物。在阶级关系上，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下层的利益，故多在隐士中传授。黄老之学的这一特点和阶级色彩，适应了汉初社会发展的需要，颇合刘邦等汉朝开国君臣们的思想情趣，因之受到当权者的赏识，被采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汉初六、七十年间得到广泛传播，因而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占据着优势。
　　汉初在教育方面，学习和传授黄老之学十分发达。从出土文物看，黄老帛书与竹简已是汉代初年官僚贵族教育子弟的读本。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据考证解释，这四种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四经》。将托黄帝之言的书与《老子》合抄在一起，证明汉初确实有个黄老之学，并且在侯门大族中传授。
　　研究汉初黄老学派的教育思想，由于有关典籍的失传，直接资料比较缺乏。但是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河北定县汉简的出土，又说明《文子》一书也是不可忽视的资料。《淮南子》虽说素有杂家著作之称，不过这种 杂 正是黄老之学兼综各家思想的表现，有人说它是 西汉道家思潮的理论结晶 ，①而汉初的道家，亦可总其名为黄老之学，因此，《淮南子》也是我们研究汉初黄老之学与教育的依据之一。
　　黄老学派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它摒弃了老庄 绝圣弃智 、 绝学无忧及 三齐四无 等思想，也淡化了对法家 法术势 思想的追求；在教育观上，更多地借鉴和兼容了儒家重智、重学的思想，这是黄老学派在教育观上的重要特征。黄老学派继承了从人性出发来探讨教育作用的观点，认为接受教育应以先天之性为前提，而教育又对人性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教育作用上黄老学派借鉴了儒家，而在教育的本体论上，却依旧固守道家 游于心虚 的观念，因而在教育内容观上较为突出地表现出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价值观。黄老学派教学方法论的主要特色是 道法自然 ，力主因性而教，因势施教和因地施教。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部分，第 245页，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黄老学派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法家教育思想为羽翼，糅合儒、墨、阴阳、名家的思想形成的，因此在不同的方面尚保留有各家教育思想的流风余韵，这种思想迎合了汉初时势的需要，经统治者的提倡、首肯，遂弥散性地形成了若隐若现的教育思潮。
　　重智、重学思想的发展。汉初黄老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儒家重智、重学的思想，从理论上否定了老庄的一些无为而治的观点。《淮南子？修务训》指出，老庄所谓 四胑（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淡）者 ，是虚妄之言，说明智慧不是万恶之渊薮，相反，由于 圣人用智，方有天下百姓之利.智慧是利人的，而 世俗废衰 ，并非老庄所说是学而生智的结果，即 非学者多.《修务训》的作者还进一步批判了老庄认为学习损害人的自然之性的错误观点，他说： 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吾以为不然。 并以马为喻：野马性烈， 人不能制 ，也不能为人所用，待 良御教之 ，则可以驾驭了。 马，聋（无知）虫也，而可以通志气。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 人之性，比禽兽优越得多，但是 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而欲蹍水也.他认为知（智）之所短，不若愚之所修 ， 知（智）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 ，明确提出了重智、重学的观点。
　　《淮南子》综合老庄、孟、荀的人性论，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认为世上多数人的品性须经后天教育才能完善。《淮南子？修务训》提出了人性三等说：上等之性是 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 ，例如 尧、舜、文王 这类圣人；下等之性，是 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 ，例如 丹朱、商均 这类恶人；而为数众多的中等之性，则是 教训之所喻也.这和董仲舒性三品说基本相同，都是为了强调教育的必要性。《淮南子？泰族训》和孟子持有近似的观点，认为 人之性有仁义之资 ，具有接受教育的基础。但是， 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 ，即只有自然之性，不进行教育，仍不能致道。作者的结论是： 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即教养）不能遵道。 他还举例论证这一观点： 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伏，累日积之，则不能为绉。 既指出了人的先天之性是接受教育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又强调了教育对人性完善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淮南子》对人性的本质尚缺乏科学认识，其理论并未超越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从人性完善的角度论述教育的作用，确认人的先天秉赋差异对接受教育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一见解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是古人认识教育与人发展关系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
　　刘安等人还论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淮南子》一书多方盛赞古圣贤的教诲之功，它列举了 神农教民播种五穀 、以 一日而遇七十毒 （《淮南子？修务训》）的精神教民识药草的历史传说，说明农耕与医药的进步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它又以 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淮南子？人间训》）为例，说明社会道德的进步也是教育的结果，正确地认识并揭示了教育日益发展，社会文明也随之日有进境的事实。《淮南子？修务训》进一步指出，教与学的活动，使人类的知识得到积累和传播，为文化的继承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修务训》列举了 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 等 六贤 的智举，然后指出，当今之人其所以仍能修 六贤 之业，知 六贤 之道，正是依赖于 教顺施续，而知能流动 之故， 由此观之，学不可已（止），明矣。 高度评价了教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
　　《淮南子》还论述了学的效用，说学可以磨砺人，使之成为有用之材。
　　它还将学与不学的效果加以比较，不学之人仿佛 睁眼瞎 ，而学可以使人耳聪、目明，无异于治疗喑聋。该书作者尤为重视学对人智能的促进作用，他说： 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可谓知略矣 （《淮南子？泰族训》）。通俗形象地说明了教育对人的各种机能，特别是对人智能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汉初黄老学派为适应初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需要，一改老庄 弃学无忧 的观点，提倡重智、重学。这对于恢复遭受秦朝严重破坏的文教事业，尽快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初黄老学者，对教学活动曾提出过一些颇有见地的主张。他们认为教学要有成效，必须提倡乐学： 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 意思是说，人若不愿为学，常藉口无暇，即使有暇，也是不会学的。《淮南子？修务训》认为学习只有功到自然成，这是普遍规律，贫富皆然。 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有之也。 即使圣贤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淮南子》的作者发人深省地提问     道：为什么 尧舜之圣 达不到宋人作画、吴人冶镂技艺之高超？又为什么 禹汤之智 不能及于蔡、卫二国少女善做绶的技巧呢？这是由于他们没有 服习积贯之所致.因此，人只有经过刻苦学习、训练，才能达到至圣的境界。他又指出积累之功愈深，收效则愈大。
　　此外，还通过木植的生长和砥砺磨坚，说明凡事不可急于求成。通过藜藿易长与楩枬豫章之难成的对比，说明下的功夫小则收效小，下的功夫大则收效大，激励人们刻苦学习进取，不计较眼前的得失，不急功近利，唯图长远的宏伟大计。《淮南子？修务训》还将力学精神与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相联系，深入浅出地说明 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的道理。鼓励人们自强不息，做到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充分肯定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勤学苦练的重要作用。这与老庄消极颓废、无所作为的人生哲学迥然有别。
　　提倡思考，强调学习必须融会贯通，这是黄老学派对教学的又一主张。
　　《淮南子》一书指出，只有充分发挥认识器官，特别是 心 的功能，万事万物是可以被认识的。 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诚，而心致于精，则万物之化，咸有极矣 （《淮南子？谬称训》）。他还提倡贵是求实的精神，公开反对迷信权贵、圣贤和古人。这种精神，对于抵制当时贵古慕名的思潮，对于解放思想，促进思考，都有积极作用。黄老学者还强调学习知识应融会贯通。《淮南子？原道训》对此有精辟见解。例如，它强调 心 的重要思考作用，认为外来的知识，只有经过内心的认真思考，才能化为血肉，支配行动。《淮南子》所说的融会贯通，既包括对知识的理解、消化与吸收，也包括 主于中 与 应于外 的内外贯通。这是荀子 君子之学，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学思结合与知行一致的思想。
　　道法自然 、 因性而教 是黄老学派指出的又一重要教学主张。所谓道法自然 是指以自然为师，它包含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因素。《文子？上礼》篇说礼乐、仁义以及学校教育，都是取法自然而产生的。黄老学者还将 道法自然 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人生、政治、文化和教育的各个方面。
　　他们说圣人行道，皆依国势而调之。这里所说的 势 指社会自行发展的自然状况。《十六经？雌雄节》提出了 因循应变 的观点： 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　　 坚，莫能与之争。这里将 抱雌节 、 贵柔 、 常后 都视为 因循而变 的办法，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体现了遁逃山林的隐士们的处世之方，但是，其中也包含着灵活辩证的策略思想。如果将其运用于教学，对于提高教学艺术，或有一定的启示。黄老学者重视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对人性作了进一步研究，强调 因性而教.他们认为礼乐仁义都是先王 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 ， 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 （《淮南子？泰族训》）。
　　既然教化的内容是因人之性而制作，当然施教就更应顺人之性而为之。这与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性本质的思想相反，黄老学派认为仁义礼智是后于人性而产生的，不是人的自然本性。施教则应遵循人的喜怒哀乐等自然之性去做。诚如 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其而不用 （《淮南子？泰族训》）。他们还批评儒家的礼教，是 禁其所欲 、 闭其所乐 ，损害和限制了人性的自然和谐，造成孔门弟子 颜渊夭死，季路葅于卫，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淮南子？精神训》）。汉初黄老学派关于礼乐仁义因人性而生的观点虽然未能揭示人伦道德产生的根本原因，却开魏晋 名教本于自然 之说的先声。但 因性而教 的思想，有助于深入探讨教学、教育与人性格发展及其生理条件的关系，其中所包含的尊重民心民欲的观点，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根据 因性而教 的原则，黄老学者还提出了尊重各地风俗的社会教化主张： 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 （《淮南子？齐俗训》）因此而丰富了我国古代民俗学与社会教育的内容。
　　西汉初年以黄老之学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实行了宽简的 无为而治 ，促进了生产的恢复，社会的安定，人民获得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体育和美育因之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黄老学者继承了道家的传统，注意养生之道，他们对人的生命运动的研究，比先秦百家又有新的建树。《淮南子？精神训》着重论述了这方面的问题，它阐述了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从而体现了二元论的形神观，其中关于人类个体生命形成过程的见解，已经接近科学的实际。
　　尤应重视的是，它还提出了关于人的生命三大要素——形、神、气之说。现代人体生理学证明，人的生命体的确包含这三大系统，它们的生长和运行情况，与人的生命力及健康水准有着直接影响。形、神、气三大要素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人对自身构造认识的重大飞跃。黄老学者以此为依据，黄老学者提倡 精神内守 、 寡欲抑情 ，反对 形劳不休 （《淮南子？精神训》），更反对恣情声色的享乐主义，强调心神对人健康的作用，这符合现代精神卫生学的科学结论，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健身之道。黄老学者还继承了老庄动静结合，以静为主的养生思想，强调 静作（动）相养，德虐相成 （《十六经？果童》）。他们主张动静有时，认为 动静不时，种树失地之宜，（则天）地之道逆矣 （《经法？论》）。总之，对于生命现象，只有动静结合得当，才能相互促进，对人才能增进健康。按照上述理论，黄老学派在先秦导引养生术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一套健身方法。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曾从道家人士赤松子游， 乃学辟谷导引轻身.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份引导资料《却谷食气篇》与《导引图》，反映了汉初人们对学习、传授导引养生术的重视，这与黄老学者的提倡有关。健身需要运动，还需要讲究卫生，《淮南子？时则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并加以传播。它指出随着四季的变化，人的饮食起居也应有相应的变化，例如 仲夏之月 ， 可以居高明，远眺望，登邱陵，处台榭 ，而 仲冬之月 则不然， 君子斋戒，处必掩 等。这种卫生要求，体现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汉初的黄老之学，不仅为古代体育的发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健身理论，而且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健身方法。
　　黄老学派对汉初的审美教育，也有积极的影响。《淮南子》一书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淮南子》保存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远古神话，其文华丽铺陈，具有荆楚风格，为我国古代美育提供了宝贵的审美对象，今天也是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珍品。不仅如此，《淮南子》一书还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为古代美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
　　首先，《淮南子》的美学观，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它认为美和丑都有一定的客观性， 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淮南子？说山训》）同时，美丑还具有相对性，因一定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认为绝对纯粹的美是没有的，对美和人的美德，人们不应求全责备。《淮南子》还揭示了美的多样性和美感一致性的关系，它说： 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 （《淮南子？说林训》）。指出表现美和观赏美都不应要求千篇一律。这些见解，和儒家 中和之为美 的审美观有所区别，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审美修养。
　　其次，《淮南子》的美学观，有助于提高人们创造美的能力。它认为，天地之间虽然有天生自在的美，但是人类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人之美。它以木器为例，赞扬了木匠的劳作，使木头改变了天然的形象，造成了具有文彩装饰的牺尊，这比丢弃在沟中的木块要美得多。《淮南子》赞颂了人改变自然的劳动美，同时又鼓励人们去进行美的创造。关于如何创造美，《淮南子》提出了重要的君形者 说。它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表现人内在的精神—— 人形之君 ，例如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矣（《淮南子？说山训》），在我国美学史上首先论及形似与神似的问题。《淮南子》关于神似为主的观点，是魏晋 以形写神 和 重神轻形 美学观的先导。此外，《淮南子》还提出了 游乎心手众虚之间 、 放意相物 等有关形象思维特点的见解，对于提高人们的艺术创造能力也是有益的。再次，关于美育形式的论述。《诗》教、《礼》教、《乐》教，是古代学校美育的主要形式。《淮南子》认为诗、礼、乐都有 以美育德 的功能，既可以明人伦，又可以挽救颓败的道德，尤其是乐，其 诚心 、 至精 的情感， 动诸琴瑟，形诸音声 ，具有 移风易俗 的感化作用，并可以借此了解民风民俗，强调了艺术美对人的感化教育作用。通过自然美来进行美育，是古代学校美育的又一形式。《淮南子》在这方面不同于儒家 以美比德 的观点，它引导人们到大自然中去尽情领略山河宝藏的天然美色。《淮南子》认为这些天生自在之美，是天地阴阳化育的大巧 ，毋需人工修饰，丰富了古代关于自然美的教育内容。黄老学者为我国古代美育提供了新的思想，开辟了新的蹊径，但是道论的虚无主义倾向，以为美和艺术都是 衰世之造也 （《淮南子？齐俗训》），又大大局限了人们的审美活动和美育的发展，这反映了这一学派内在的矛盾。
　　黄老之学对于汉初的政局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提倡无为、放任，虽然使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却也纵容诸侯王骄恣不法，从而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阶级矛盾，削弱了中央集权。吴楚七国之乱，宣告了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破产，促使一代英主汉武帝，不能不改弦易辙，实行 更化 ，采取了 独尊儒术 的文教政策。
　　２。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教育的影响在我国古代，还没有哪一门学科像经学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统治者便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也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结下了 不解之缘.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立与发展，促成了我国古代社会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的进步与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创立，以传授经学为务的汉代官学和私学也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形成了通经致用的原则和问难论辩的方法，造成了一代学风与士风，谱写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别开生面的一页。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分。 独尊儒术 虽然结束了 百家殊方 的局面，但是并未结束学术思想的争鸣。在汉代，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鸣，始终十分活跃，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笼统地说可分为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就本义说，这两大派别只是由于所据传本的记录文字不同而加以区分的。
　　运用汉代人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传本，称作今文经学。这种经书，多是凭记忆、背诵、口耳相传下来的六经旧典。另一种是用古文（即先秦六国文字）记录下来的传本，称作古文经学，这种经书，据说是从地下或孔壁中挖掘出来的古本。由于最初今、古文经学只是传本文体的不同，区别不大，在西汉时，并未各自标名。诚如皮锡瑞所说： 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学家。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 ①今、古文经学的公开对立，是从刘歆向朝廷建议为 古文经 设立学官引起的。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虽然都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他们治经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对经传的解释也有许多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是其关于政治之道的论述，六经中的古史资料，都是孔子 托古改制 之作。因此，他们研究和传授六经，偏重于阐述大义微言 ，旨在从六经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古文经学家则尊奉孔子为史学家，而且认为 六经皆史 ，他们研究和传授六经，主张遵循孔子 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的原则。今文经学家竭力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将儒学中渗入了大量阴阳五行思想，宣传并相信灾异、谶纬迷信。
　　古文经学家则反对灾异之说，斥纬书为 诬妄 ，他们讲求 实学 ，研究经籍中的名扬训诂。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教育家，传授六经有 普通科（《诗》、《书》、《礼》、《乐》）与 专门科 （《易》、《春秋》）
　　之分，他们也依这个顺序排列六经。古文经学家则把六经视为历史，因此，按他们考证六经产生的先后顺序加以排列，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它们各自所依学统也不同，今文经学以《公羊传》为主，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由于两派占有的材料不同，治经的观点不同，因此对六经的解释，对史实的看法也有许多分歧。例如对分封制、官制等，今、古文经学都有所不同
　　①　　 《经学历史》第 88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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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今文经学 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 ；古文经学 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 ①。它们对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都有重大的贡献： 因今文经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古文经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②这一论断，是为中肯。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属于儒学内部的流派之争，这种争论早已有之。到了东汉，由于今文经学自身的腐败，在古文经学大师们的努力下，今文经学大有被取代之势。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了今、古文两派的经说，这场斗争才暂告结束。 今古文经学之争 对于汉代学官的设置以及文官的选举与考核都有直接影响。除此之外，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或以互相争鸣，或以各自的特点，直接作用于汉代的经学教育，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教学方法、教学原则、教学内容以及学风和士气。
　　问难论辩学风的形成。问难论辩是汉代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有时被运用于社会上的学术论争，有时则在学校内部进行，有的是由统治者亲自提倡，有的是儒师们批判精神的表现，有的则是儒学各派党同伐异的争辩。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７９年），在汉章帝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经学讨论会，今、古文与谶纬神学各派都有代表参加，旨在通过讲论五经同异，建立统一的儒学，讨论成果被编撰成一部贯通五经六义的《白虎通》。这部经典 它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谶纬神学由分歧斗争走向统一融合的产物，适应了东汉时期加强君父统治的需要，标志着统一经学建立的完成。 ③汉朝统治者提倡问难论辩，不是为加强学术，主要是为了加强思想统治。
　　因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只是统一全国思想的第一步，如何使享有独尊地位的儒学，服从统一的政治原则，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则是更为复杂而艰巨的思想文化建设。从孔子死后，儒学就分为不同的派别，这不利于完成统一思想的任务。汉代统治者没有采用简单的办法来处理经义分歧的问题，而是在王权的干预下，依靠儒学大师们相互诘难，用求同存异的方法加以解决。从汉武帝到汉章帝，经过了二百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建立统一儒学的任务。所谓统一的儒学，并非泯灭了儒学内部的流派，而是指建立了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为儒家各派遵奉的统一的政治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汉王朝又将先秦原始儒学改造成为适应汉代统治需要的官方儒学。这种儒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宗教神学为形式，负有强化君父统治的职能，《白虎通》就是官方儒学的典型代表。汉代统治者运用论辩的方式，不仅达到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的目的，同时也促进了经学教育问难论辩风气的形成。
　　汉代儒师中始终存在着思想批判的传统，这是推动问难论辩的重要思想因素，对经学教育有很大影响。王充 疾虚妄 的理性批判精神，是这一传统的光辉体现。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充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角度提倡问难论辩，他认为求学的目的就在于 核道要义，证定是非也 （《论衡？问孔篇》）。因此只要有所怀疑，即使其言传来自孔子，也不妨问难。他还主张师生问难。他赞扬汉代博士与弟子相互诘难的教学方法，是 极道之深 的有效办法。他还指出师弟子相互问难的过程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是磨砺学问的好办法（《论衡？明雩》）。
　　至东汉末年，社会极端动荡不安、政治黑暗，代表下层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社会批判思潮兴起，它直接继承了王充 疾虚妄 的精神，深刻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王符、仲长统就是这股思潮的主要代表。王符在教学上不仅主张问辩论难，还提出了 疑思问 的重要命题。这一时期，官方经学日益衰败，古、今文融合的条件也已成熟，在社会批判思潮的推动下，经学教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社会上出现了突破师法、家法的限制，反对只专一经的思潮，涌现出许慎、马融、何休、郑玄等一大批综合诸经、杂糅古今文的经学大师；第二，大学内部在经学研究新风的影响下，也允许学生突破家法的限制，由专经向兼通几经发展；第三，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大学生的政治运动。以上史实说明，东汉末期，经学教育的问难论辩已渗入了批判性的学风。
　　①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②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③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第 474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汉代经学教育的问难论辩，虽有继承先秦 百家争鸣 精神的一面，但却不再是各学派之间的自由辩论，而是在皇权干预下的儒家内部的论辩。它也不同于宋代旨在创新说，立新意的疑经、改经思潮。从汉代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来说，只是希望借此建立统一的官方经学，因此，它的怀疑、批判精神都不如宋儒。从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度来说，汉代经学教育的问难论辩，虽有丰富、生动的实践，但是缺乏理论论证，同时还有其他不足。尽管如此，如果将它和欧洲中世纪僵化死板的神学教育略作比较，我们不能不看到，其论辩活动透露着一股蓬勃生气，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进取精神。
　　通经致用 原则的盛行。 通经致用 是汉代经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通经 ，要求学通经书；一是 致用 ，要求以经学用世。至于如何 通经 ，今、古文经学各有不同的侧重。今文经学派注重学经义，经师说经也以 大义微言 为主，目的在于利用经说为现实的政治服务，表现了崇尚功利的学风。西汉中期，经学昌盛，经学教育积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为了便于学生掌握经学的基本精神，今文大师说经比较简约，不拘泥于章句，体现了 温故知新 的思想，克服了先秦儒家 述而不作 的保守性。但是，后来他们走向了极端，有的经师脱离经书的章句，凭空说经，以至于一经说至千万言。最为典型的是《书》经大师秦延君， 尧典 二字要解释十万言， 曰若稽古 四字要解释四万言，使经说变得十分烦琐，完全违背了今文经学的初衷，令人难以掌握，据说有的学生幼年入学至白首才能会讲一经。经说还时常穿凿附会迷信怪诞的内容，很少有学术价值，这也是它的一大弊病。古文经学则不同，它是按经书的字义解释经文，不凭空臆说，具有朴实的学风，后世称之为 朴学.它的经说内容迷信成分较少，学术价值较高。最初，古文经学大师反对 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经说也比较简明，不像今文经学冗杂。后来，这一学派的名物训诂也出现了支离经文和流于烦琐的弊病。
　　儒学应当致用，这是汉代儒师的共同主张，但是，如何致用，今、古文两派却各有异同，它们都注意通过培养具有儒学修养的人才来为封建王朝服务，如前文所述今文学大师更急于事功，甚至不惜以儒经附会政事，而古文经大师在政治上有复古倾向，反对迎合世务。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经学对统治者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王权也为经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如白虎观会议总结了经学用世的经验，形成了法典式的官方儒学。但是，也造成了今文经学的僵化、腐败。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梗直的官僚士大夫屡遭迫害，经学难以挽救极端软弱的王权，也就脱离王权而独立发展。在此时，古文经学派学术研究的风气上升，经世致用的原则也改换了形式，以荀悦、王符、仲长统为代表的经学大师，拿起了社会批判的武器，使经学教育的这一重要原则，具有了新的民主精神。
　　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经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是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的重要依据。例如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需要加强政治上的统一和巩固皇权，经师们为之提出了 春秋大一统 说和 君权神授 说；统治者决心削弱地方势力，经师们为之提出了 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的理论（即臣对君如有弑逆的念头，就可以把臣杀死），使格杀诸侯王具有了合理性；统治者要举师攻打匈奴，经师又讲《公羊传》有 复父之仇 与 复九世之仇 的记载，为王师大张声势。西汉后期，自元帝开始采取向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政策，经师们又捧出了《诗》学，提倡 温柔敦厚 的精神。王莽改制夺权，儒学与谶纬神学都曾为之效力。东汉初年，统治者需要重整朝纲，加强皇权，古文经学家贾逵及时阐述了《左传》的基本精神是 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 ，其核心是阐发 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古文《左传》的经义，正符合统治者的心意，光武帝以 强干弱枝 为理由，削弱三公的实权， 事归台阁 ，皇帝大权独揽；他又以 父子之纪纲 为依据，扶植宗室、外戚的势力，作为政权的支柱。总之，在汉代，儒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经学在汉代还有很强的实用性。自从汉武帝提倡经学以来，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到经书中去找依据，上自朝廷的封禅、巡狩、郊祀、宗庙一类大事，下至庶民的 冠婚吉凶终始制度 ，都以经典为准。官僚政客上朝言事、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都必须引经据典，就连帝王的诏书也充斥着经文典故。足见汉代是经文昌盛的时代，也是经文泛滥成灾的时代。吏事更是缘饰经义，吏员们则用经书来代替法律，以至发展到极端。这说明经书在汉代曾起过律令的作用，足见其实用价值。
　　儒学与仕途结合，使经学教育滋生了一批阿世取荣的章句小儒。但是儒学原有的政治理想并未淹没在利禄的冰水中，一些正派的经师培养造就了不少笃信儒家信仰的忠义之士，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直言极谏，又以儒学律己，修身砺志，保持高尚的德操，这是汉代经学通经致用的又一重要原则的表现。
　　史书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感人事迹。
　　总之，汉代经学教育倡导的通经致用原则，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它密切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所传授的知识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它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儒家国家观念和道德修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中坚力量，这一原则后来被宋代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明清之际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以及近代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所继承和发扬，将它作为改良弊政，富国强民的一面旗帜。但是，将经义附会政治，造成了经学教育的庸俗化，这又是汉代通经致用的严重缺陷。
　　兼容各科的教育内容。儒家的经学是一门尚未分化的学问，这就使汉代的经学教育，有兼容哲学、伦理、名物训诂、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多方面的内容。对作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伦理观，前文多有论述，不再重复。由于儒家经典来源于史书，其中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五经中有《诗经》，包含丰富的文学知识。尤其应当说明的是，在经学研究和经学教育活动中，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文字学。古文经书的发现和古文经学的研究与传授，直接推动了文字学的研究和传授。古文经学大师许慎是经学大师贾逵的弟子，他根据古文经《周官》所述 六书 的系统以及其他材料，撰写了我国古文字学唯一经典：《说文解字》。也在这一时期，古老的文字学《尔雅》一书又增加了释诂、释言、释训等篇。这两部文学专著，是学习经书不可缺少的工具，文字学也就成为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对于经学教育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人们认识尚不一致。在汉代，科学理论大多与哲学结合在一起。有些专业技术知识较早脱离了哲学的 母体 ，独立而成为专门的学问。例如医学专著《黄帝内经》和数学专著《九章算术》都已问世，其中哲学的内容虽然比较淡薄，但是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还是和哲学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医理中就有不少阴阳五行的思想和天人感应的思想。至于其他科学，分化程度尚不如医学，它们和哲学，特别是和兼容并包的儒家哲学，更是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此外，秦汉之际儒学经历了 再造 的过程，经师们有意识地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充实儒学的内容，增强儒家政治、伦理、哲学观点的说服力。甚至于和谶纬迷信结合的今文经学派，为使其编造的神学谎言令人信服，也大量吸收了自然科学知识，使之神秘化。这样一来，汉代经师们的经说所包含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比先秦时期的经书更为丰富。经学教育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实例，可证明上述论断。
　　天时 与 土宜 是重要的农业科学知识，儒家经书上多有论说，如《论语？学而》提出 使民以时 ；《尚书？尧典》记写了 敬授民时 的传说；《礼记？月令》开农家月令的先声，为统治者排列了遵照天时进行政治活动的月程表；《周礼？地官？司徒》提出了 土宜之法 ，所谓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 用以安排农事，都是有关农作的知识。汉代天人感应思想极盛，统治者出于荒唐的政治目的，却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易》多次论述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的天文观测记录。纬书《周易？乾凿度》阐述了有关宇宙演化的理论，《白虎通》又照抄下来供儒生学习。《尚书纬？考灵曜》还保存了有关地动说的材料。这些为西方人士惊异瞩目的天文学知识，在汉代经学教育中都得到了传授。乐教是儒家重要的教学内容，经师往往擅长音律学，并通过经学教育加以传授。正因为经学教育研究并传授音律学，所以儒家门下曾培养造就过著名的音律学家，如汉代的《易》经博士京房，他创造了六十律，制作了弦律。汉代经学教育十分重视传授数学知识，据说： 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纬书兼讲天文历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的一部分。 ①汉代经师中颇有通算的学者，刘歆、第五元先、马融、郑玄、贾逵等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汉代各门学科的界限不很分明，反映到教育上，就有一师兼教几科的现象，特别是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兴起，出现了突破师法、家法限制的要求，不仅读经注意兼通古今，而且经师传经也常常是兼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说明这一时期古文经学大师们注意培养 通才 ，经学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活动是很活跃的。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 235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同时，也要看到经学教育对科技教育的发展还有消极限制的一面。儒学中，盛行一时的天人感应思想，对自然科学进行了许多歪曲附会的加工，诸如将天文现象与政治兴衰相比附，给律数、易数蒙上神秘的外衣，向医学理论中渗入迷信思想等等。特别是自然科学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逐步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学问时，儒学却以独尊的地位，将其强行纳入自己的体系，将自然科学人文化，大大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样一来，经学教育便成为破坏自然科学发展的阻力，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就极其有限了。
　　３。造纸术的发明对教育的影响造纸是我国古代 四大发明 之一，是我国和世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
　　纸是文字信息的载体。我国最早的文字载体为陶片、甲骨和青铜器，后来应用简牍，有了进步，但仍不方便。《汉书？刑法志》说秦始皇 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就是说，他每天要批阅用简牍书写的公文一石重量（秦代一石为一百二十秦斤，相当于现在２５公斤多）。
　　西汉时，东方朔写了一篇奏章给汉武帝，共用了三千根木牍，据说由两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吃力地抬进宫去。战国时期开始应用蚕丝制成的丝织品- - 缣帛做书写材料，到秦汉广为流行。但用蚕丝制成的缣帛书写，虽具有柔软、平滑、轻便的特点，却由于生产成本太高，难以普遍推广。据研究，汉代一匹缣帛（２。２×u65300X０汉尺）的价格可以买到六石（７２０汉斤）大米，它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买得起，用得上的。
　　根据考古的一系列发现说明，纸的发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创造，但也不能抹杀蔡伦在造纸技术方面的贡献。依《东观汉记》（四库全书馆辑本）
　　记载： 蔡伦典尚方，用木皮为纸，名谷纸；故鱼网为纸，名网纸 和 麻，名麻纸也.蔡伦当东汉的尚方令，掌管宫廷中日用品生产和供应，凭显赫的政治地位，管理皇家做纸作坊，在拥有雄厚的资本，众多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先进的操作技术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本的基础上，创造出高质量的纸，曾受到皇帝的表扬，下令推广。它给魏晋以后，植物纤维纸的进一步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并且从麻类扩大到用稻草、麦杆、藤皮、楮皮等当原料。
　　大约是东晋穆帝永和年间，我国造纸技术传到朝鲜（百济），公元６世纪末７世纪初传到日本，公元７５１年以后西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和非洲。公元１１５０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沙提伐城建立欧洲第一座用破布作原料的造纸工场，距蔡伦造纸时间大约晚一千零四十多年。
　　从以上造纸术发明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纸的发明对教育的重大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纸和它之前的文字载体（如陶片、简牍等）相比较，不仅更柔软、平滑、轻便，而且生产成本低，这样使得它能最大限度地推广，几乎使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平民百姓都可以买得起，用得上，这样人们接触知识的机会大大增多，同时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面和了解世界的渠道。
　　第二，在上述基础上，知识信息随着载体的轻便、快捷，实用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宣传，这无疑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延续，加快了人们认识世界的速度和进程。
　　第三，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二） 无为 与 尚贤 相结合的人才观
　　黄老学派主张君臣异道：人君无为，人臣有为。所谓 主道圆 ， 虚无因循 ； 臣道方 ， 守职分明 （《淮南子？主术训》）。君主无为的目的在于不任一己之力，而用众智众力，使 千官尽能 ， 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 （《淮南子？主术训》）。君主行无为之政的条件则是尚贤使能。黄帝帛书《十六经？观》指出： 吾句［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 这些论述说明，黄老学派的人才思想是 无为 与 尚贤 相结合。
　　这种观点和老子 绝圣弃智 的思想大相径庭，而是以道家 无为 为体，以儒、墨 尚贤 为用。以人君 无为 作为 尚贤 的前提，包含着反对君主独裁的民主精神，这又是与儒家尚贤有所不同之处。
　　黄老学者在总结战国以来各国兴衰存亡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高度评价贤臣和人才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贤臣当政可以 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生［姓］ （《十六经？前道》）。并指出能否任用贤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谓 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御之备具矣 （《经法？君正》）。
　　黄老学者反对人君以权谋挟持下臣的法家思想，他们主张礼贤下士，并以老子以退为进的辩证观点阐述了礼贤下士的意义和作用。指出人君屈尊待士，不惜重金延揽有智和有道的贤者，可以使国重、身贵、功得、财生、令行，是谓王天下之道。他们还重申了儒家关于贤臣可为王者师的思想。这是说视人臣为师友，是帝王之道；待人臣如雇佣或奴虏，则是危国、亡国之道。
　　猛烈抨击了不能礼贤下士的暴君。
　　识别人才，是尚贤的重要方面。黄老学者吸取了名家的 刑［形］名之术 ，指出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刑。他们提出以循名责实的原则来考察人臣的行为。循名责实，可以正确认识人的行为即 达于名实应，尽知清［情］伪而不惑（《经法？论》）。这就告诉人们，凡是名实相符，就是真的、善的；凡是名实不符，就是假的、恶的。所以循名责实，为人们提供了识别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
　　使用人才，是发挥人才重要作用的条件。《淮南子》的用人思想，颇有独到之处。首先，用人必须各因其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人所任职务与其才干相当，既不可大才小用，犹如 虎之不可使捕鼠 ；也不可小才大用，犹如 狸之不可使搏牛.只有各因其材，才能人尽其才，使 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 ，也才能不致浪费人才。《淮南子？主术训》以良医采药作比喻说： 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
　　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 深刻指出，善于量材用人，使人各得其宜，就能发挥其所长，这样，就不会发生 弃才 现象。反之，如果用人不当，不仅会造成 弃才 、 遗才 ，而且，即使对人才有所使用，他们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其次，用人必须赏罚得当。《淮南子？主述训》指出，人君赏罚下臣不应以各人喜怒为则，而应 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 ，这样才能正确掌握善否之情 ，做到赏罚得当，即 德泽兼覆而不偏 ，这是 群臣劝务而不怠的重要条件。为保证赏罚得当，提高吏治效率，刘安吸取了法家 法不阿贵 的思想，认为 尊贵者不轻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
　　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 这种不以地位之贵贱尊卑而根据实际表现定赏罚的思想，实际为奖善罚劣，这有利于人才在实干中成长，在今天仍有价值。
　　（三）法治教育向德治教育的转型
　　西汉初年是我国古代教育从秦代的法治教育向汉代 独尊儒术 的德治教育转变的时期，黄老学派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摈弃了先秦道家 绝仁弃义 的观点，改变了抨击儒家学说的立场，而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道论相结合。他们认为儒家关于 正信以仁，兹（慈）惠以爱人 的德治，正是实施 无为而治 和柔节 （《十六经？顺道》）。这样，西汉初年的黄老学派大师们，就将儒家的德治并入了道家的大纛之下。黄老学派大师又不同于先秦道、法合流的稷下学派，他们经历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总结了历史教训，几乎都发表过猛烈抨击先秦法治的言论，反映了汉初的社会舆论。尽管他们猛烈抨击法家，但却并不抛弃法治，甚至还提出人君应 案法而治 ，认为 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 （《经法？君正》）。不过，他们反对 深刑刻法 ，并从国家兴衰的高度揭露繁法密禁是亡国之道。
　　黄老学者提出了 道生法 的观点（《经法？道法》），即法要从属于道，不可违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原则。总之，黄老学派兼求德治与法治，并使二者都纳入道学的体系。在德与法的关系上，他们主张德主法辅，这一思想，体现了西汉初年的时代特点是由秦代法治教育向汉代 独尊儒术 的德治教育转变时期的文教政策。以德为主，在政治上则倡导重民、尚贤；在经济上则主张重农、轻徭薄赋、毋夺民时；在教育上则一改秦朝废学弃教的舆论，重申兴学设教的思想。
　　教化，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思想的一种手段，黄老之学倡导的社会教化，却包含着反对愚民与暴政的民主因素。他们认为借教化统一百姓的思想，较之以法箝制百姓的思想好得多，是 惠民 、 宁民 、 利民 之举。《淮南子》的作者，受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震动，从治乱兴亡的高度，继承发扬了孟子、荀子、管仲和《吕氏春秋》的重民思想，认为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 （《淮南子？诠言训》）。反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说林训》告诫统治者：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 因此，牧民之术不可不讲求，更不可不慎重。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比《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对老百姓的安抚与教化，甚至认为 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 ，视德教为法治的保证，因此，明确主张 立大学而教诲之（《淮南子？泰族训》）。
　　黄老学者十分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他们说 治国之本在于治身 ， 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也 （《文子？上仁》）。黄老学者认为统治者修身进德是得民心之举，所谓君主 兼爱无私，则民亲上 （《经法？君正》）。
　　《文子？精诚》篇还提出了 抱道推诚 之说。 抱道 ，是说统治者应以道为主导，道德修养要 因道. 诚 ，是指人内心的道德意识与情感至于纯洁、专一、强烈、真挚的境界， 诚 是道的体现。 推诚 ，是指道的实施，即以至诚的德操去感召天下黎民。 抱道推诚 是黄老学派对统治者修身的重要要求，他们认为若能这样做，就是抓住了治国的根本。《文子？精诚》曰： 抱道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 又说： 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诚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诸己也。 他指出如果统治者不注意修身，政令则难以推行，无法移风易俗，即 悬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诚心不抱也。 只有 抱真效诚 ，才能 令行禁止.黄老学者还认为统治者的进德程度，将影响整个国家的道德风气。黄老学派视人主为 民之师 ，指出他们的言行对于改变 淫乱之世 是至关重要的。黄老学者在论证修身意义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儒家相同的治国之道： 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补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 （《十六经？五正》）。这些论述，酷似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所不同在于，黄老学派以修身作为实现无为之治和 贵生 之道的条件。他们认为只有统治者注意修身节欲，才可能不扰民，不与民争利，从而实施道家的宽省政治。《淮南子？主术训》直陈了社会上贫富尖锐对立的现实，以此告诫统治者要节欲、省约。黄老学派的修身说，虽然有禁欲主义的内容，但是，它已触及到教育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体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有助于抑制统治者的贪欲和恣意妄为，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确立和巩固封建宗法制度，这是儒家德治论的主旨。面对初建封建帝国的形势，黄老学派摒弃了庄周追求无差别境界的思想，汲取了儒家的宗法观念，并列为教化的重要内容。《黄帝帛书》托黄帝言： 唯余一人，兼有天下 （《十六经？果童》），肯定了封建大一统天子的至尊地位。又指出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是使国家强盛的重要保证， 主主臣臣，上下不■［越］者，其国强（《经法？六分》）。在君臣关系上，黄老学者并不赞赏法家要求臣对君绝对服从，他们吸收了 原始儒学 的君臣观，认为 主愿臣忠 ，国家才能相安无事，如果君 行毋［侮］而索敬 ，那么 君弗得臣 ，即君臣关系就会破裂。在父子关系上，他们也主张 父慈子孝 这种双方都尽义务的伦理观，并指出父 行曾［憎］而索爱 ，那么 父弗得子.这种教化内容，对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巩固新建政权，是有积极作用的。
　　综上所述，西汉初年，是法治教育向德治教育转变的时期，儒、法、名、阴阳等各家思想，都隶属于道家，儒家的德治论也在道家的体系内发展，至《淮南子》一书问世，德治论大有突破道家窠臼之势，预示着 独尊儒术 时代的到来。
　　（四） 独尊儒术 的文教政策
　　１。 独尊儒术 文教政策的确立儒学的恢复。由秦始皇 焚书坑儒 到汉武帝 独尊儒术 ，儒学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恢复上升过程。在秦朝暴力统治的驱使下，秦汉之际，有许多儒士投奔农民起义军，其中也有投奔汉王刘邦的，但却遭到冷遇，说明汉高祖最初不喜欢儒生。但随着儒生政治作用的发挥，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例如郦食其曾帮助汉王驰说诸侯，立过不少功劳，使高祖再也不敢轻待儒生。
　　开国之初，儒家学者叔孙通（原秦博士）率弟子百余人归附高祖，被拜为博士，号稷嗣君。由于他制定朝仪有方，使汉高祖尝到了帝王之尊，又晋升为太常，身居九卿之列，诸生也被聘为郎官。西汉初年的思想家陆贾，对汉王朝采取无为政治出力很大，与此同时，他也用儒家的仁义学说劝谏当朝君臣，对提高儒家地位有积极作用。汉高祖在他死前一年，使用 太牢 祭祀孔子，惠帝四年（公元前１９１年）废除了挟书律，在法律上为儒家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儒学的研究和传授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汉初儒家为补救 秦火 之后古籍佚散之缺，纷纷搜罗先秦遗文片简，并结合汉代情况编写了许多论文。
　　在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占优势的情况下，儒学逐渐恢复起来，从理论建设上完成了先秦儒学向董仲舒儒学的转变，其学说内容也更加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因而也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孝文帝时期，开始设置了儒学的专经博士，说明儒学地位有显著提高。文帝还重用了著名的儒家学者贾谊，贾谊批判地继承了陆贾的思想：坚持以仁义为治国之本，并主张建立 礼制 ，否定了无为，提出了有为。他还进一步陈述了儒术的意义和提倡教化，注意太子教育的重要性。贾谊的思想虽然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但是他对儒学理论进行了重要的建设，并预示了董仲舒的方向。汉文帝时抬高儒学地位的作法，大大扶植了儒家势力的发展，为 儒老相绌 创造了条件。
　　儒学在汉初的恢复和发展，还表现在它对执政者施政思想的影响上。儒家仁政的主张，在推行无为政治的大纛下逐渐体现出来，例如，陆贾所谓仁义与无为并提的思想，黄老帛书中德主刑辅的观点等等，这是黄老学派 援儒入道 ，也是儒学对汉王朝政策的间接影响。儒家关于孝悌为本的宗法思想，则直接被汉统治者所接受，并形诸政策。儒家重视教化的思想也初步被统治者采纳。儒家经过几十年恢复，逐渐有了与道家抗衡，争夺学术霸主地位的力量。
　　汉景帝时期的 儒老相绌.汉景帝时期出现了 儒老相绌 ，而这场学术斗争的背后，则隐藏着尖锐的政治斗争。窦太后喜欢黄老道家之术，并以此包庇权贵分裂势力，干预朝政，严重削弱了皇权。为巩固皇权，汉景帝进一步起用儒家学者，立辕固、董仲舒、胡毋生等为博士，聘王臧为太子少傅，丁宽为梁孝王将军。由辕固与黄生、辕固与窦太后就 受命 与 放弑 、 家人言 与 司空城旦书 引起的两场争论，揭开了 儒老相绌 的战幕。
　　这两次论战，儒家都未取胜。在其后更尖锐的一场斗争即继嗣问题的斗争中，儒家取得了胜利。使汉代进一步巩固了 立嗣必子 的制度，强化了皇权，避免了内乱与分裂，同时也保证汉武帝的继嗣权，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命运。
　　研究《公羊传》的是儒家学者胡毋生和董仲舒，这一时期被立为博士，说明统治者对儒学的政治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汉景帝时的 儒老相绌 ，儒家以失败开始，以胜利结束，为 独尊儒术 文教政策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十六岁即位，窦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她欲以黄老之术把持朝政。汉武帝为了加强君权，依靠一批儒家学者推行儒术。建元元年， 丞相绾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可 （《汉书？武帝纪》），这就是 罢黜百家 的重要表现。被废黜的百家，应以黄老道家为主，其所以未提其名，主要是有碍于太皇太后。窦太后并不甘休，于建元二年逼迫赵绾、王藏下狱自杀，免除了丞相田蚡、太尉窦婴的官职，利用权势打击儒家，扶植黄老。
　　但是黄老之学已是强驽之末，抵挡不了尊奉儒术的社会潮流。建元五年，汉武帝将儒家经典列为官学，设置五经博士，建元六年窦太后崩，田蚡仍任丞相，公开 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及文学儒者数百人 ，完成了史称 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汉书？武帝纪赞》）之大举，标志着 独尊儒术 文教政策的确立。谈到汉武帝 独尊儒术 ，必然要涉及董仲舒的 三对策 ，他的对策，对于这一文教政策的确立和贯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不能因此而忽略了这一政策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２。 独尊儒术 文教政策产生的原因汉武帝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所谓一个是为了建立 大一统 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首先， 独尊儒术 是改善治民之术的需要。统一的封建帝国，自秦始皇建立到汉武帝执政，经历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何处置和缓和这一矛盾，是封建统治者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时却是失败的，这是由于不懂得 逆取顺守 的道理。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秦建立以后，对于如何处理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经验，不懂得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必须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来管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尤为失策的是未能改变兼并六国时的法治手段，没有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秦统治者采用了凶残的 焚书坑儒 的措施，使不应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驱使众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农民起义。秦王朝的暴力统治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进行了空前的横征暴敛，强使精壮劳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终于在公元前２０９年暴发了农民大起义。秦二世而亡，意味着法家暴力统治思想的破产。
　　汉代初年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 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行了与民休息的 无为之治 ，并因之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时期，农民已处在 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汉书？食货志》）的悲惨境地，迫使农民奋起抗争，在文帝之时，京城长安内也发生了 盗贼 的暴力事件。
　　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 清静无为 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
　　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我国的封建社会改造并保留了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先秦以来的各个学派，有着不同的认识。法家认法不认亲，对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张 兼爱 、抹煞等级差别，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确立。管仲学派则是肯定与否定参半，黄老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没有对宗法制度给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则不同，声称以 孝悌为本 ，主张强化君父之权。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 造礼 活动之中。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 、 五常 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
　　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这是它被定为一尊的重要原因。
　　第二，主张推行 仁政.儒家学说有一重要特点，就是把政治伦理化，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这一理论运用于治道，则提出了 仁政 的主张，这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又一重要表现。
　　法家认为仁义是过时之物，故滥用暴力，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黄老学派主张 持以道德，辅以仁义 （《准南子？览冥训》，行仁义必须服从于自然无为的道论，从而放纵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儒家提倡仁政，对地主阶级有一定制约，防止他们干出 杀鸡取卵 的蠢事。汉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较妥善地处置了德与刑的关系，符合 逆取顺守 的治国方略。贾谊是汉初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劝导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以示范开导的政策。同时他又主张对反对朝廷、渔肉百姓的地方割据势力，施以 斤斧 ，加以镇压制裁。董仲舒将兴学置教、培养贤吏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发展了先秦儒家 修己以安百姓 的思想，对于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封建官僚机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儒家的仁政主张，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之策。
　　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加强统治，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法家的无神论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相抵触的，秦汉之际的方士为帝王求长生不死之药，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并未解决统治百姓的问题。董仲舒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着眼于巩固整个封建国家的政权，对儒学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他的 天人感应 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了；他的 君权神授 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董仲舒建造的神学化的儒学体系，虽然有别于出世而消极的宗教，却积极配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进而抬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儒除重视 天道 之外，还重视 人情.所谓 人情 是指人之常情。儒家经典是古代史官保存的典籍，其中记载了上自五帝时代，下至春秋战国的民情风俗。儒家的纲常名教正是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联系的，富有 人情 味，具有平易近人，近俗的特点。因而儒家的教义很容易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挥 一民心，齐民俗 的教化作用。儒学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也不像道家学说那样玄远，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便于推行道德教化的思想工具，这是它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的又一原因。
　　其次， 独尊儒术 是加强君权，制止分裂割据的需要。
　　中央集权与分裂割据的矛盾，在汉初七十年间从未平息过。汉朝建国时，分封异姓功臣为诸侯王，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结果发展了割据势力。刘邦为了维护统一与君权，采取了削藩的政策，剪除了异姓王，改设同姓王以拱卫王室。但是同姓诸侯王很快也发展成为一种离心的势力，并且和朝廷内的太后、宗族多有联系。如何对付宗族权贵集团形成的分裂割据势力，是摆在汉朝统治者面前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至文帝执政时，吴王刘濞肆无忌惮地发展实力，并且 谋作乱逆.但是，文帝信奉黄老之术，采取了 静以待动 、 不为祸先 的办法，反而滋长了吴王的野心，终于酿成 七国之乱.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平息了，但是，诸侯王分裂割据的状况仍然存在，这就迫使封建统治者必须改变 清静无为 政治。由于宗族权贵集团组成的分裂割据势力，与君主存在着宗法血缘关系，因此，儒家关于巩固和强化宗法制度与宗法思想的理论，特别是有关宗法继嗣制度的理论，有助于削弱地方势力， 强干弱枝 ，加强君权，建立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
　　董仲舒针对当时统治阶级集团内的尖锐矛盾，提出了 大一统 说。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后， 独尊儒术 是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需要。
　　汉初实行 清静无为 的政治，虽然加强了汉王朝与各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上的联系，但是也助长了西北地区匈奴贵族的贪婪性和掠夺性，致使 暴害滋甚.到文帝时，匈奴的进犯竟逼至到长安附近，对西汉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这就要求统治者结束黄老道家的无欲政治，改为多欲进取的政治。
　　儒家一贯提倡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董仲舒又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论证了实行 更化 的需要，鼓吹君主 强勉 行道，这正符合西汉中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适应了将被动妥协的对外政策转变为主动出击的 征抚 政策的需要，正对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口味。虽然有些个别儒家学者在对外征伐上主张和谈，反对诉诸武力，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儒家的学说体系推动了西汉王朝采用多欲进取的政治，并在这总的前提下，改变了对外政策。所以，儒学能够定于一尊，和它提倡的人生哲学得以满足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需要直接有关。
　　３。 独尊儒术 对教育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儒家德治论的核心是 以教为本 ，而不是 以法为本 ，它从统治政策的高度论证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三纲、五常这类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不是以法术、吏事为主要内容。 独尊儒术 ，这是地主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措施，也是对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的有力批判，从而将教育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战略 地位。自此以后，教育逐渐被社会公认是 为政之首 ， 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春秋繁露？精华》）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使我国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在这一政策的直接推动下，汉代则有兴太学、设学校、广育人才的重大改革，确立了我国封建官学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
　　其次，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 独尊儒术 意味着统治者将教育视为有别于暴力的政治统治手段，所谓 教化立而奸邪皆止 （《汉书？董仲舒传》）。他们有意识地强化教育的政治作用，扶植政治化的儒学。儒家的政治，是封建宗法的政治，即伦理化的政治。儒家学者一贯认为教育的政治作用，不在于以法教民，使之不敢为非，而在于以纲常名教化民易俗，使之耻于为非。儒家的教育内容诚如董仲舒所说： 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 （《春秋繁露？五道》），即以人伦道德为教，从而促成了教育的伦理化。教育的政治伦理化，有古老的渊源，周公制礼作乐，兴德育教，首开其端；孔于创办儒家私学，使之进一步完善；至 独尊儒术 ，周礼之教借助朝廷力量方被推行于全国。这一文教政策，对于我国教育政治伦理化特点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治伦理化的教育，被历代统治者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之发挥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大作用。又由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保存了一些从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敬老慈幼、诚实和睦、团结互助等，这种传统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密切结合，因此，推行这种教化，对于形成我国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良风美俗，有着重大的影响。
　　最后，结束了 百家争鸣 ，实现了教育的 儒学化.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文化专制政策的贯彻势在必行。汉武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而是运用改革文化教育的方式，选择了适合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而达到了加强思想统治的目的。 焚书坑儒 与 独尊儒术 虽然都是为了推行文化专制，但是，由于二者采用的手段不同，实施的内容不同，因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独尊儒术 结束了百家争鸣 ，有限制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消极作用。但是，由于它维护和巩固了新兴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在汉代以及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都具有进步意义。在教育上，采用儒经作为养士和取士的唯一依据，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使文化教育完成了适应新兴封建制度的重大改革。地主阶级的教育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孔子在春秋中期首先高擎改革大旗，出现了文化教育的空前繁荣。秦始皇 焚书坑儒 ，使这场改革遭受严重挫折，学校教育一片萧条。汉武帝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实行了 独尊儒术 ，在确立地主阶级政治指导思想的同时，完成了地主阶级的教育改革。这一政策的实施，虽然标志着 百家争鸣 的结束，但不意味着禁绝了 百家.尊崇儒学与罢黜百家，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至于不妨害封建专制制度的学术思想，汉代统治者始终允许研究和传授。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这方面的教育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从 独尊儒术 的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汉代统治者已经开始懂得区别政治与学术，对于文化教育事业能够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这是汉代教育成就较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