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艺术史之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
　　（一）引论
　　秦汉工艺美术继承战国工艺美术异军突起的态势而继续向前发展。昔日具有礼仪等级色彩的重器、礼器仍在走向衰退，品种繁多、造型活泼的新型生活用器和带有新时代特点的旧品种大量出现。
　　秦代历史虽短，但它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局面，从而为手工技艺的大交流、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发掘出土的秦代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巨大规模和工艺美术生产的统一性，同时还带有较明显的地方风格。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社会经济有了全面的发展。汉代手工业生产多由官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如中央的少府，蜀郡、广汉以及其他各地的地方工官管理经营着很大的官营作坊。另外也有私营手工业，其中有豪强地主的私人工场，还有农民的副业生产。《汉书？货殖列传》载， 通都大邑，货物交易动以千万计.当时已出现拥有大批工匠的私营工场，也出现了许多经营盐铁致富的人，著名的有蜀卓氏、程郑、南阳孔氏等。例如汉铜镜，有西蜀刘氏作镜，汉漆县也有 卢氏作 等字铭，这表明了私营手工业的兴盛。
　　汉代手工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西汉初期，即手工业的恢复时期。第二时期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即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时期。第三时期是东汉末期，即手工业的衰落时期。汉代手工业的发达促使汉代手工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均获得显著的提高，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的大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开辟了通往西域直达波斯湾等地的交通道路，中国各种手工业产品大量出口，外国的犀、象制品和珠玉等珍贵奢侈品不断涌进。商业贸易的发展也极大地刺激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工艺美术是附属于当时手工业产品的，工艺美术在手工业生产普遍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基础上有了全面的进步，并开创了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的第一个全盛时期。如青铜工艺更多地转向日用品方面发展，各具特色的铜灯、铜炉、铜壶、铜镜、铜洗等争奇斗艳，铜镜成为国内及国际市场上较流行的商品之一。染织品工艺复杂精湛，饮誉海外。漆器工艺中出现了涤粉贴金新工艺。漆器产量很大，全国各地均有出土，蒙古、朝鲜也有发现。陶瓷工艺更加成熟。汉代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之一便是西汉晚期低温铅釉陶的出现。在东汉中、晚期，商周时期已萌芽的原始瓷已发展为真正的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其他如玉雕工艺也有一定的发展。从海外输入的部分工艺品种如玻璃工艺，与我国自产的玻璃工艺进行了技术上的交流，产生了汉代的玻璃器皿，另外在我国边疆地区，如北方草原地区、西南地区、南越地区也诞生了具有很高艺术性的青铜工艺品。
　　两汉儒学思想和神仙思想盛行，儒学教化和谶纬神学相交织，构成了两汉思想的基调。这些思想学说影响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中，工艺美术领域也不例外，其装饰内容也充满着这一时代特征。忠臣、孝子、烈女、义士等三纲五常的伦理人物，神话传说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四神、羽人等，以及表现现实生活的宴饮狩猎攻战舞乐及生产，不仅是绘画，雕刻上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工艺装饰上的主题。在表现手法上，多采用平面的翦影法，刻划形象多采用翦影法的侧面处理，侧重把握物象的典型特征，注重大动向的效果，图案样式化，装饰性很强，给人以古朴浑厚的感受。其构图处理采用填充法、空间填物，不留空白，因此布局是满而多的，但运用线作分割处理，或用云气纹穿插，使它联系并统一起来，其效果是满而不乱，多而不散，大小相宜，动静相间，交映成趣。这些都构成了汉代工艺美术总的时代风格和基调。
　　（二）秦代工艺美术
　　秦朝国祚甚短，仅１５年，但仍能从一些考古发掘中发现其在铜器、漆器和陶器三个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代工艺美术的概貌。
　　青铜器是秦代一个重要的工艺生产品种。秦都咸阳曾发掘出一处制铜工场，占地达９００平方米。秦代统一后对青铜器皿，尤其是兵器，控制很严格。
　　大收天下兵器铸成金（铜）人即为一例，另外还用这些铜制品铸造了大批便利百姓的器皿，如铜质的秦权、秦量，这在考古中有大量发现。传统的青铜器如精旧的礼器、饪食器已大为减少，仍保留下若干礼器和切合实际用途的器物，如鼎、簋壶、铜镜、带钧等器物。秦鼎的造型腹浅，矮蹄足，腹间有一道弦纹，具有浓重的地方风格。陕西秦墓中出土的鼎一般具有这个特点。
　　簋的造型是口敛、小耳、没有垂饰。秦代铜镜以湖北云梦睡虎地９号墓出土的武士刺虎豹纹镜为代表，镜背中央有三弦纹的小钮，方形钮座四周，在细密的菱形羽地纹上，饰以两两相对的浅浮雕武士刺虎豹纹，武士手持剑、盾，作伺击向野兽发起突袭状。另外秦代还有两种具有浓厚地方艺术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铜器品种，鍪和蒜头瓶。鍪是一种锅，造型优美，扁圆腹、圜底，敛颈而口沿外张，肩腹交接处常附有环耳，形成圆的调和；蒜头瓶是在瓶口处鼓大，作六瓣形蒜头状。
　　漆器是秦代的另一个很发达的工艺生产品种。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６年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１４０件秦代漆器。这座大墓经证实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２１７年）修建的。其中有漆盒、漆壶、漆奁、漆耳杯、漆盂、漆风鸟勺、漆匕等十多种。除两件为竹胎外，其余皆为木胎。多为内红外黑，并在黑漆上绘红色或赭色花纹。其中有继承战国时期作风的，也有独创的新作。
　　如两件漆盂心正中，用朱漆彩绘二鱼一凤，鱼的形态简单，类似现代鲤鱼。
　　站立在两鱼之间的凤鸟，一件凤鸟头顶缨络，提起一只腿，昂首阔步在向前行走，另一件凤鸟俯首注视着什么。描绘真实生动，是两件非常优美的漆器作品。三十四号墓还出土一件凤鸟形勺，整个勺形为凤鸟，凤头作柄首，凤颈作柄，凤身作勺体，漆黑漆，并用红色和赭色画出羽毛，这是一件象生的漆器，是实用与装饰结合较好的器物。另外１９７５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两件木梳和木篦最为杰出。木梳和木篦的上部呈弧形，正反两面都有用黑漆勾线，用红、黄等色敷彩的人物装饰图案。木梳正面反面为宴饮歌舞场面；木篦的正面表现送别的场面，反面则是描写相扑的比赛，人物形象生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装饰性。出于商品生产管理的需要，漆器上常书写、刻划一些文字和符号，其中有的是地名，如 咸亭 、 亭上 、 许市 ，有的是工匠姓名如 朱三.秦代陶器的制作也很发达，在首都咸阳就有许多制陶作坊，既有官营的，也有私营的。品种很多，其中有的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如茧形壶，又名鸭蛋壶，腹部向两侧扩展，酷似蚕茧，造型洗练优美，别具特色。蒜头壶也是对壶口进行艺术处理，大如蒜头，都极有地方特点。秦代陶器也同漆器一样，多印有文字，以表示产地、工匠的籍贯和姓名等。如 咸亭 、 蒲里 、 阳安 、 少厚 、 沙寿等等。最能代表秦代陶塑工艺水平的是秦始皇陵出土的陶兵马俑，秦代工匠运用雕、塑、堆、提、贴、刻、画等多种技巧来显示主体形象的体、量、形、色、质等艺术效果，如头部的鼻、嘴、眉，主要系捏制而成，眼睛则剔挖出来，毛发是先粘泥条再行刻划，躯干是用泥条盘筑法一层层地叠筑而成，脚、腿、手系实心雕出。至于陶马各部位则分别泥塑、套合烧成。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色彩，以体现其质感，例如面部和手用粉红，以表示肤色，铠甲用褐色，而甲扣则用朱红。按身体的部位分模制作，然后粘接套合，有的是先烧后按，有的是先接后烧。这些兵马俑烧制得火候匀、色泽纯、硬度大。如此巨型的陶塑，几乎没有变形或裂缝，表明了秦代制陶工艺的惊人成就。
　　秦代工艺美术的一般作品造型简单洗练，注重实用，具有敦厚质朴的艺术美。
　　（三）汉代铜器工艺
　　汉代的铜器沿着战国以来青铜器变革的道路继续发展。青铜器走下庙堂，回到生活之中，在制作上不再多饰花纹，以无纹饰的素器最为流行，一般仅饰以弦纹或铺首纹。汉代是素器制作成就最高的时期。汉代的素器具有一种朴实无华的独特之美，它们侧重于器物的造型，如牛灯、熊灯、雁鱼灯、朱雀灯，造型洗练、单纯而精致，有内涵，既便于实用，又可作为装饰品。
　　当然汉代并不是不追求纹饰的时代，恰好相反，汉代对华美的追求也十分狂热，这从宫室、墓室的壁画、漆器、衣饰的华丽精美上均可以看出。也有的铜器比较华贵，施以鎏金，或饰以金银错。汉代铜镜更是汉代青铜器中极有特色的一个品种，它是朴素与繁缛、实用和艺术的统一体。它的镜面光洁明亮，一尘不染，镜背浮雕精美，在圆内极尽巧妙之构思。这集简繁二式于一身的铜镜，体现了汉人对古代文化的兼容和创新。
　　汉代官方制铜的机构有少府属管的尚书令、考工令，有蜀郡、成都、广汉郡的工官，其中以蜀郡、广汉郡所制的器物最为精美。
　　汉代铜器的品种中镜、灯、炉、奁、洗、壶最为流行，其中又以铜镜和铜灯具为大宗。此外，汉代还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雕塑品，因在雕塑艺术中已作介绍，不再赘述。下面分类介绍汉代铜器。
　　１。铜镜汉代铜镜的制作是继战国以后的又一次大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兴盛的局面。铜镜是汉代青铜工艺中一个重要的品种，数量极大、式样丰富、制作精美。有的出自国家 尚方 的工官，汉代置左、中、右尚方，管理为皇帝服务的官营手工业，其中 后尚方 主制镜、槃、釜。有的是出自私人作坊，可从铜铭上的铭文 刘氏、王氏、邹氏李氏 等得到证明。
　　汉代铜镜的特点是圆形、薄体、平边、圆钮，装饰程式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指西汉初期至中期、末期。这时期的铜镜用平雕手法，镜面较平，花纹平整，镜边简略，装饰性强。汉初沿袭战国铜镜的装饰作风，多采用底纹与主纹相结合的重叠式手法，战国盛行的云雷纹地的蟠螭纹镜继续流行，镜背中心作圆形成矩形，有的加铸铭文，通常如 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 等言语。西汉中叶，即武帝前后，铜镜的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三弦纹桥形纽经过伏兽纽，蛙纽及连峰状纽后，普遍变成半球状圆纽，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或匀称分为四区，当时除流行简化蟠螭纹镜外，还流行星云纹镜和草叶镜。星云纹实际上是由蟠螭纹演变而来，因乳丁甚多，星云纹镜又称百乳镜。草叶镜的纽座为方形，四周饰以对称的草叶，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叶片，外缘用十六个内向连弧纹作边缘。这类铜镜因流行时间长，在汉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约从宣帝开始，又出现了有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 一圈铭文的日光镜和有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 二圈字铭的昭明镜，间以绳纹，连弧纹，作同心的重圈组织，均是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
　　第二时期指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这时期主要流行规矩镜。王莽铸镜为炫耀其政绩，曾制作了一批华美而精巧的作品，汉镜以王莽时期最为精美。
　　规矩镜：因其铸造雕镂都非常精细规矩，镜纹有规则的ＴＬＶ形装饰格式而得名，外国学者也称之为ＴＬＶ镜。其程式相当标准，一般均划分镜背而为若干装饰区，从纽座起，以圆纽为中心作为一个单独装饰单位，纽座的外形有圆形、方形、覆萼形几种。紧接着纽座的幅面为内区，是主要花纹的部位。花纹中的ＴＬ 形，常常是在铜镜内区的四面，对称地排列于主花中，起着穿插作用。再向外为外区，多装饰上由卷草纹或鸟兽纹以及几何纹组成的带状图案。最后的外缘区，有全素的，有作简单联弧纹的，也有加饰绳纹、锯齿纹花边的。内外区之间多加饰上铭文带。其分成五个区域，布局严谨端正，但机械呆板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规矩镜在东汉前期还在流行，但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时期的铜镜多在内区主花位置铸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谓四神，有的还在纽座边加上十二生肖铭文，或 左龙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 的字句，所以也称规矩四神镜。 ＴＬＶ 实系古代六博的棋局，山东费县曾出土石六博盘，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全套博具，其棋局上均有ＴＬＶ纹。规矩镜在汉镜的发展中，是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也是汉镜中最为优秀的一种。
　　第三时期指东汉中期至末期。这时期镜面微凸，便于照出面形的全形，符合科学原理。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与第一时期相反，连弧形多在内区。
　　这时期铜镜布局也更为活泼，区域划分简单，通常带有 长宜高官 或 长宜子孙 、 位至三公 等吉祥语作为铭文。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浮雕式作法，纹饰较高，主要的有双夔纹镜、蝙蝠纹镜、画像镜、方铭镜（神兽镜）等。
　　双夔纹镜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纽座为中心的内向或外向的放射式手法，而运用了对称的格式，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蝙蝠纹镜实际上是柿蒂纹的变形和扩张，纹样抽象化，形式美观；画像镜是以浅浮雕形式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和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作风趋于一致，此类镜大多出土于浙江绍兴，几乎占９０％；方铭镜也称神兽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多表现神仙禽兽的题材。浙江绍兴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该地铸造的重列神兽镜和画像镜标志着铜镜纹饰的新发展。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除神兽形象外，还有歌舞、车马、历史人物及传说故事等浮雕图象。
　　汉代后期的神兽镜还出现一种新的图案排列形式，即作一方向的阶梯形排列，类似木雕的散点透视，称为阶段式镜，流行于建安时期（公元１９６- ２２０年），又称建安式。
　　此外，在汉代铜镜中还有一种奇特的铜镜，即所谓透光镜。透光镜外形和普通镜一样，当镜面照向日光时，背面的花纹影像会隐约反射到与镜面相对的墙上。这类铜镜古人称为幻镜，外国称为魔镜。实际上并非真能透光，而是在制镜时产生铸造应力，在研磨时又产生压应力，因而使镜面产生与背面花纹相应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上海博物馆藏有 内清质以昭明 透光镜一面。
　　汉代是铜镜的繁荣昌盛时期。其装饰图案和纹样丰富多彩，纹饰规律，组织严谨，具有程式化的图案美。
　　２。铜灯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在各地汉墓中出土了各式各样的铜灯，制作精巧，颇多佳作。铜灯是科学技术与造型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品，在视觉效果上生动而亲切，在功能上巧妙而实用，其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为盘灯。这种灯有灯盘，一般和高足豆相近，也有许多仿生的盘灯，设计十分巧妙，如朱雀灯的灯体为鸟形，嘴衔灯盘；雁足灯的灯盏呈环形盘状，下连一雁足形支架；羊形灯的整个灯为羊形，羊背为活动的盖，翻开即为灯盘，可平置在羊头上，合盖则是一只卧羊；人形灯是以手托灯盘。第二类为虹管灯。灯体有虹管，灯座可以盛水，利用虹管吸收灯烟送入灯座，使溶于水中，这是利用科学原理以防止空气污染，同时配以优美的造型。著名的如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它通体鎏金，塑造了一优美的仕女形象，作跪地侍奉状，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点燃后烟尘通过衣袖而集中于人体之内，这就保持了室内空气之清洁，另外在其灯座上还有活动的环壁形灯罩，根据需要又以调整照射的方向，控制灯光的强弱，灯座、灯罩、头部和右臂还可以拆卸，以便揩拭和清理烟尘，可以说是一具结构科学、造型优美的上乘之作。１９８０年，在江苏邗苏二号汉墓中发现一件牛形灯，灯座为一站立的黄牛，腹中空，背负灯盏，盏上有两片可以转动的瓦状灯罩，罩上还有穹顶形盖，罩顶有弯管通向牛头顶心，可借此将烟炱收集到牛的腹腔内，牛灯通体饰以错银云气纹饰，造型别致，生动逼真，是一件非常精美的工艺品。１９８７年在山西朔县西汉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生动、工艺考究的雁鱼灯，全系铜铸，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额顶有冠，眼圆睁，颈修长，体宽肥，雁喙张开衔一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雁冠绘红彩，雁、鱼通身施翠绿彩，用墨线勾出翎羽，鳞片和夔龙纹。雁鱼灯由雁首颈（连鱼）、雁体、灯盘、灯罩四部分套合而成，鱼身及雁颈、体腔均中空相通，灯盘圆形，直壁，浅腹，内有两道直壁圈沿，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盘下有圈足，与雁背上的直壁圈沿以子母口套接，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其上部插入鱼腹下的开口，下部插入灯盘内的直壁圈沿中，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的照明。灯光点燃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雁鱼灯的四个部分又可自由拆装，便于擦洗。
　　１９７１年广西合浦县望牛岭西汉墓中的一对凤灯，背有圆孔放置灯盘，凤颈高伸向后弯转，口衔喇叭形灯罩，颈部有套管可以转动调节灯光，灯罩可以使烟尘落入体内，保持室内清洁，凤尾垂地与双足保持灯体平衡，通体精细地刻上羽毛。此类灯佳作频出，构思及制作都极尽工巧之能事。另三类分别是圆筒形的筒灯，灯盘有长柄以利手持行走的、以及有链条可以悬挂的行灯和吊灯。汉代的铜灯造型丰富多彩，灯体优美，又符合科学原理，达到了实用和美观的统一，体现了卓越的设计意匠和艺术构思。
　　３。铜炉铜炉在汉代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品种。汉代流行一种铜制熏炉，炉体呈豆形，其下有承盘，上有炉盖，一般雕镂成山形，以象征海上仙山博山，所以又通称 博山炉 ，用于烧香料用。汉代有燃香料以熏住房和衣被的习俗。
　　汉代和西域相通以后，输入了沉檀等名贵香料，燃之香气弥漫用以熏住房和衣被。这种习俗，又和宗教意义联系起来，烟雾飘渺，如同仙境，博山炉盖上山峦群峰，常饰以飞禽走兽，山间有孔，香烟可以从孔中散出。炉座成盘形，可以盛水，以助香气的蒸发。铜炉有鎏金的，也有金银错装饰。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柄镂空，炉体饰以错金云气纹，山峦起伏的盖上布满云气和飞奔的禽兽，造形庄重饱满，线条优美，是一件极精美的工艺品。在山西浑源出土的西汉四神铜炉，炉身镂空，铸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浮雕，下施方座，由两个力士承托，是珍贵的艺术品。此外１９８１年在陕西兴平茂陵附近一号无名冢曾出土西汉时期的鎏金银竹节高柄铜熏炉，炉柄竹节形，共五节，节上有竹枝，座为圆形，塑一蟠龙，竹节柄的下端衔在龙口中。竹节顶端也塑三蟠龙，承托炉体。炉体下部有十组三角形，内饰龙纹，中为银带，饰四条金龙。盖作山峦形，云雾缭绕。盖口有铭文。
　　这是一件造型特殊的罕见的熏炉作品。
　　４。铜壶汉代的铜壶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传统样式，圆壶称为钟，方壶称为钫。
　　壶既是酒器，也是盛水器，汉代还作为量器。汉代铜壶已有定式。造型优美。
　　小颈是鼓腹，口外侈而圈足，饰弦纹，腹侧有一对铺首衔环，此种形式具时代特色。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乐宫钟和错金银鸟篆文壶，都是代表性的精美作品。前者全身布满方格纹，其上鎏金，方格中嵌以淡蓝色琉璃，金色与蓝色相互辉映，色泽美丽；后者遍体布满纤细流畅的鸟虫文字。
　　５。铜奁铜奁又称酒樽，是盛酒和温酒的器皿。山东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西汉铜奁，一件高２４。５厘米，腹部画像上下两层，两带浮雕有猿猴、骆驼、牛、兔、羊、鹿、虎、豹、熊、凤、龙、鸟等动物纹，盖上有龙、虎与羊的浮雕，有的伫立、有的奔驰、有的张望、有的缓步，动态各异，艺术手法自由而纯熟，是一件杰出的作品。
　　在广东东郊沙河出土的一件铜奁，也很精美。奁身用宽带纹划分为三段，并用对称的两只衔环铺首，分器身为东西两组进行装饰。上段密组各刻划上两龙一凤，中段各刻一龙一凤，近底一段用连续菱形、回纹、三角形等交错组成带状图案，盖面作花蕾形，并配置上蕉叶纹及凤纹，下有三熊足。线刻细如毫发，令人赞叹不已。
　　此外在汉代铜器中，常见的还有铜洗、鐎斗、铜盘等。各种类型的生活器皿均有佳作。
　　（四）边疆各族铜器工艺
　　秦汉时期边疆各族创造了富于本民族特色的青铜艺术，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与先进的中原文化长期交流与互为影响的事实。北方草原地区、西南地区、南越地区由于处在几种文化的交接地带，所以它们的艺术也带有一种多元性的色彩。北方草原青铜器的东胡、匈奴、鲜卑的各种铜饰牌最具特色，这些铜饰牌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结构紧凑，具有张力。小小的铜牌凝聚着一个形体，一个场面，充满着一种蓄积的力。各种形象相互衔接，紧张生动，夸张恰到好处。那些牛、马、羊、狼等动物形象以及摔跤等场面，洋溢着北方草原的乡土气息，而那些龙凤形象，则又表明了中原文化的重要影响。体现云南滇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多有出土，其中以江川县李家山、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最具代表性。其青铜贮贝器、铜扣饰最具特色，此外还有一些兵器和透雕铜饰牌。云南人青铜器的特点主要是塑而不是雕，形体的动态也是塑出来的，很少用雕线去表现结构的细节。这些雕塑极富运动感和情节性，造型准确生动，气氛紧张激烈。尤其以那些人与动物之间的较量、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搏斗最为惊心动魄，充满了力的平衡，将生与死的纠缠表达得非常成功。某些青铜贮贝器上用圆雕表现祭祀和表现战争。云南的青铜器艺术手法是写实的，完全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赤裸裸地塑造和表现一些残酷屠杀的场面，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云南滇人社会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以及湖南、四川等省，古代还流行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青铜制品——铜鼓，许多少数民族都使用这种铜鼓。汉代铜鼓的制作非常精美，式样繁多，其最主要的纹饰是鼓面中心的太阳纹浮雕，那种放射式的图案给人以扩张至无限空间的感觉，敲响铜鼓后声震于耳的听觉与这种可视的光芒四射的图象相得益彰。下面介绍几类含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铜器制品，借以反映边疆地区各民族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１。铜饰牌这是浮雕加透雕的牌状形式挂在衣服或腰带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品，也有叫铜饰板的。在内蒙古集宁、二兰虎沟、准格尔旗、和林格尔等地发现了不少匈奴族青铜造物。其中青铜饰牌有２０余面，很能体现民族性格，有的表面镀金，花纹以动物纹饰为主，常见的有蹲踞的鹿、马、虎的侧面形象，一般是单躯的；也有的由两个或多个组合而成，形象大都是侧面的，造型十分生动，神态逼真。虎的造型与当时中原地区的 白虎 大不相同，虎颈较长，头向下而颌微，身躯有力地向上拱屈，整体效果健壮雄浑，极富原始魅力，与商代青铜器、石磬上的虎纹或兽纹类似。除铜饰牌外，匈奴族青铜工艺作品还有兽头刀剑、杖头和竿头圆雕、铜带钩雕饰和动物圆雕四类，件头较小，大者不过十余厘米，小者仅四五厘米，小巧轻便。雕刻主要以动物为题材，有虎吃羊、狼吃羊、群兽搏斗的激烈场面，很有动感和生气。
　　另外１９５６年在辽宁西丰县的西岔沟发现了约为西汉中后期的古墓群，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一带是古代鲜卑、乌桓等东胡部族的活动地区，因此专家认为是东胡乌桓部遗物。所出土的２０余件青铜透雕饰牌很有特色，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游牧民族的生活情景和审美情趣。题材内容以各种动物为主，有马、牛、羊、骆驼、猎狗、猎鹰、猛虎等，表现手法鲜明有力。画上的动物或格斗厮咬、或温静相处，神态不一。《双牛饰牌》是两头水牛相向而立，牛头俯伸向前下方，两对弯角对称设在中部，翘置于背上的尾巴和腹下长毛，均用阳线构成的尖叶形，夸张而富于装饰性，构成了一幅很有神气的双牛图案。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面铜饰牌上有骑士出猎和骑士捉战俘的场面。《骑士出猎》雕铸了两骑士按辔徐行对语的场面，虽没有疾驰射猎的场面，但武士的英姿自然可见，衣褶用阳线加以刻划，而不着重起伏变化，边框铸以自由卷曲的勾连云纹，使武士的头部和马的四足不受限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有限的空间。另有两块铜饰牌上都雕铸了一位战士骑马仗剑，一手抓住披发的俘虏，同时一只猛犬扑在俘虏身上猛咬，生动地表现了游牧民族的现实生活。
　　这些铜饰牌的题材所体现的生活气息极为浓厚，工艺家在这些方形或长方形的有限空间内，巧妙地组合安排，装饰变形，利用镂空的突出形象，使虚实相生，疏密有致，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区相当广大，因此这种动物纹装饰艺术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盛行，和南西伯利亚以及黑海沿岸发现的 斯基泰 （古代的游牧部族）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
　　铜饰牌在北方游牧民族发现很多，但它绝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 专利 ，在云南青铜器中也有透雕铜饰牌。后者不同于前者，其形制较大，不是片状而是圆雕。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形式上更多变化。题材绝大多数是表现动物之间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袭击或激烈的搏斗。如《二豹斗野猪》、《二虎噬牛》中刻划野猪与豹，牛与老虎那拼死相搏、紧张至极的场面，令人惊心动魄，屏气窒息。由此可见，古代滇人艺术工匠对野兽的细微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表现技法，表现出滇人特有的审美趣味和粗犷泼辣的风格。
　　２。铜贮贝器这是滇人特有的用以存放货贝并具有一定政治和宗教意义的青铜器皿。
　　在铜贮贝器的盖面上多铸有表现集体场面的群像。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了大量别具一格的铜贮贝器，其中一件 杀人祭柱（或鼓） 的贮贝器，在直径不到３５厘米的器盖上，焊铸各种人物多达１２０余躯。整个构图以 干阑 式建筑物平台上的活动为中心。台上坐一体型高大通身鎏金的人物，其旁列坐群僚。平台前置鼎镬等作 刑牲屠马，杀猪宰羊 之状，旁有猛虎、孔雀等。平台后置铜鼓和一柱一碑，柱上铸有盘蛇，碑上缚一裸体男子，平台四周还活动着男男女女各色人物。这个场面的含义，有人推测是滇王与其他部族首领盟誓的仪式。与之类似的一件贮贝器，盖上有４１个铜人，也是表现杀人祭祀铜柱的场面。一件鼓形的飞鸟四足贮贝器上表现了纺织场面，其盖上铸有１８个小铜人，表现一女性奴隶主监督一群女奴隶用原始的 腰机 艰苦织布的场面。女奴隶主抚膝安坐，闭目养神，旁有奴隶侍候。女奴隶主身材高大，身上鎏金，表现出社会地位的尊贵。另外还有验收保管布匹的人物，非常生动地展现了２０００多年前滇族社会中奴隶制纺织手工业的实况。在两件表现战争的贮贝器上，一件表现为敌方士卒向滇人指挥官和士兵跪地投降，为受降场面。另一件则是一群滇人健卒在捕杀、践踏少数敌方士卒，借此夸耀本部族作为战胜者的荣耀和光荣，实际上暴露了滇人奴隶制社会的落后性和野蛮性的一面。还有一件贮贝器的盖上铸造了一组纳贡人物像，塑造了１７个异族人物，他们头顶箩筐、牵着牛马，携着货物来进贡，构成了一幅滇王室统治和支配其他弱小民族的图景，其优点在于多角度地表示了纳贡人物之多的场面，给人以络绎不绝的印象。每个人物着以不同的民族服饰，穿插以牛、马等动物，使得这组雕塑组群起伏跌宕，丰富多彩。
　　３。铜鼓铜鼓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铜器，它原是一种打击乐器，以后又渲化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它为民族首领贵族所独占，被视之为一种珍贵的 重器 或礼器，因此也成为被祭祀的对象。自春秋战国直至明清均有铜鼓，而以汉代制作得最为精美，式样最多，是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物。依照铜鼓流行地区和式样不同，可分为滇系和粤系两大系统。大体上滇系铜鼓体型较小，花纹大都用单弦分晕，晕圈构成大小宽窄的变化。粤系铜鼓体型高大，鼓面多有立体的青蛙浮雕。
　　铜鼓的装饰花纹，常见以下几种：太阳纹是铜鼓最普遍的鼓面中心饰纹，它有两种表现形式，滇系的太阳纹光芒呈长的锐角，而粤系的太阳纹光芒则细长如针。
　　蛙纹是最富特色的一种装饰，均作立体浮雕状，有四只、五只、六只不等。这些蛙有的全部面向鼓心，有的背向鼓心，有的向一个方向旋转。最有趣味的是叠蛙，也称累蹲蛙，大蛙背上蹲小蛙，有多达三四层的。
　　鹭鸟纹：鸟头有大的羽冠，作飞翔状，姿态优美。
　　此外，还有舞蹈纹、竞渡纹等。
　　（五）汉代金银工艺
　　我国运用金银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开始，到战国时又采用了金银错和鎏金等工艺，这是传统青铜镶嵌技术的新发展，对后代影响很大。到汉代，由于贵族富人追求奢华，夸富耀贵，金银工艺在战国时期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一定发展。汉代金银器主要是制作各种装饰用品，也制作一部分器皿。１９８０年曾在江苏邗江县甘泉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的黄金首饰，其中有金胜七件，制作得非常精美，嵌有小金珠，多面反光，金碧辉煌。汉代的金银错工艺品的代表当推１９６５年在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的 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 ，车饰长２６。５厘米，径３。６厘米，竹管状，表面模拟成凸起的竹节，使车饰分为四段：第一段表现在山峦云气背景间，有一只行走的大象，背上骑着三个人，青龙扬首跟在象的后面，周围点缀着熊、鹿、狼、马、鹤、鸟等飞禽走兽；第二段描写一骑马猎人在反身射虎，云气间点缀有各种飞禽走兽；第三段有一人骑骆驼，并有虎和野猪，熊和野牛在搏斗，周围狐狸、鹿、山羊、鹤、鸟表现出各种动态；第四段有一只正在开屏的大孔雀，前面还伫立一只较小的孔雀，鹤、雁、鸟在飞翔，獐、兔、野猪、野牛在奔跑。
　　各段之间，用菱形纹、波纹、锯齿纹作装饰，以间隔画面，纹饰精巧，色彩精美，是一件极珍贵的金银错工艺品。另外比较杰出的作品有河北满城出土的错金铜熏炉、错金银鸟虫书壶。汉代的鎏金器，其代表作品如１９６８年河北满城陵山刘胜夫妇墓中出土的 长信宫鎏金铜灯 和 鎏金铜壶 ，它们不仅造型奇巧，而且通体鎏金，显得精致富丽。鎏金工艺到了西汉以后更为普遍。１９７４年河南偃师寇店发现了一处东汉铜器窖藏，有大量的鎏金铜器，铜象、铜牛、铜鹿、铜马、铜羊均通体鎏金。但错金银及镶嵌绿松石等细工却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纯金银饰器发达起来，东汉的金银饰物在各地墓中均有出土。
　　（六）汉代织染刺绣工艺
　　随着汉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皇室、贵族、官僚豪奢之风日甚，对丝织品的需要量日益增大，生产量和消耗量都颇为惊人。汉武帝一次出游就消耗缯帛１００余万匹，他的幸臣董贤建住宅竟至 柱槛衣以绨锦.民间有钱的人也都服用绣衣戏弄 、 素绨锦冰 ，甚至连犬马也 衣文绣 了。当时的丝织品已经成为商品在广泛流通，许多人以贩缯为业。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和西域的联系已经沟通，中国的丝织物以及丝织生产技术陆续传入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地。以我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连接中亚、西亚、欧洲的贸易通道，是以运销我国的丝绸织物而著名于世的，所以被称为 丝绸之路.汉代丝织远销国外，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因此汉代丝织的需要量和生产量相当巨大。汉代的染织刺绣工艺也随之有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很多产品不仅柔软光滑，细密结实，而且花纹瑰丽，色彩绚烂，织造意匠，图案设计，品种花色，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我国织染工艺史上形成第一个兴盛时期。
　　汉代丝织物的主要产地分布在日益发展的商业大都市里。《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在首都长安设置负责为皇室官僚生产高级丝织物的纺织场- - 东织室、西织室，并由隶属于少府的东织室令、西织室令，主管纺、织、染等手工业。在齐郡临淄（今山东临淄）专设服官专制御用丝织物；在蜀郡成都、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设置工官，专司管理锦缎等织物生产及征收税帛。临淄、成都、襄邑都是当时织染工艺生产的著名地区。除官营纺织业外，还有私人经营的作坊，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组织。据《汉书？张汤传》载：富豪张安世家那开设雇拥工匠七百多人的织染作坊。在边远的少数作坊地区，也有比较发达的，如《后汉书？东夷传》：挹娄 知种麻养蚕作锦布.以下，从织染工艺的种类分述其概况。
　　１。丝织工艺汉代丝织品的品种很多，缯帛为其总称。根据制作原料及染织技法的不同，又分为锦、绫、绮、罗、縠、纱、缣、缟、纨、绢以及织成等名目，如锦为多层织文、纨为素缯、绮为文缯等。汉代丝织花纹可分为云气纹、动物纹、花卉纹、几何纹、茱萸纹以及文字等种类。
　　汉代丝织品遗存至今的实物，建国前后均有发现，其中内容丰富，参考价值较大的要算是１９７２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１００多件基本完整的丝织品。其中有匹端单幅的丝织物４６段，成件衣服５８件，如同一座 丝绸之库 ，给我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丝织工艺资料。出土的织染品按照丝织的品种来说，有绢、纱、罗、绮、锦缎几类。从织造方法来说，有平纹、斜纹和罗纹（纹经）。可以说，概括了汉代的主要丝织工艺。
　　汉代的锦是一种 经丝彩色显光 的丝织品，通称为 经锦 ，这种织造图案的特点是同一图案，同一色彩，形成直行排列。马王堆出土的锦有绀地绛红纹锦、几何纹锦、香色地红茱萸纹锦、隐花波纹锦、孔雀纹锦等等。
　　在这些织锦中，发现一种特殊织造的锦，被称为绒圈锦（起毛锦），是以往尚未发现过的精细丝织品。这是由三枚经线提花和起绒圈的经线四重组织，织出的花纹有层次，有绒圈，绒圈大小交替，纹样具有立体效果，外观极为华丽，这需要相当复杂的提花装置和起绒装置。
　　汉代纹绮是由一色经线上起花，在素地上显出花纹。罗是在 纠经 的织机上织出，特别是显花的纹罗，织造更为复杂。在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有菱纹锦、对鸟菱纹锦、朱罗、纹罗绣花丝绵袍、绣罗香囊等绮罗制品。纱是一种平纹丝织品，由单经单纬交织，形成方孔的表面，显得非常轻薄。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縠衣。这件长１２８厘米，袖长１９０厘米的縠衣，只重４９克，不到一两重。真可谓古人所云的 轻薄如空 、 举之若无 ，为世界纺织工艺所罕见。绢和缣都是平织的，但缣比绢更为精细。绢的经线和纬线的密度大致是相等的，而缣是经线密于纬线。汉代 织成锦 在制作上和一般锦绫不同、通经继纬与唐宋时期的缂丝相像。近年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出土的汉代 织成山石树木锦 残片，即通经断纬，是珍贵的汉代织成锦实物。另外，在新疆楼兰、民丰、吐鲁番等地也曾发现过大批汉代丝织物，有 龙纹 、 云气纹 、 菱纹 、 鸟兽葡萄纹 等花纹锦、绮，还有许多文字纹，如韩仁绣、万世如意、延年宜寿、大宜子孙等。其图案设计的用色，可多至四、五色，甚至可以有三、四种颜色不受经条的限制而遍地出现。举世闻名的 韩仁锦 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织品。
　　２。印染工艺汉代的印染工艺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关于丝织色彩，在文献上记载得较为具体的是史游所著的《急就篇》，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新疆民丰汉墓出土汉代丝绣遗物来看，可知当时至少已能染出朱红、深红、绛紫、墨绿、黄、蓝、灰、香色（浅橙）、浅驼（灰褐）、宝蓝等３０余种色泽。染色除先染线后织以外，还有在丝织及麻棉制品上印染花纹的技术，称为 染缬.染缬的印花法，是采用小块木刻凸板套印和镂空板漏印二法。染色的染料大都是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而以植物染料为主。汉代的印染方法有：涂染、浸染、套染、媒染等多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绣品，色彩十分富丽，据粗略统计，现存色相有浸染色相２９种，涂染色相７种，其中以绛紫、烟色、青色、墨绿、蓝黑、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
　　反映汉代印染工艺最高水平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这是凸版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产物。前者是先用印版印出地纹，然后用朱红、银灰、深灰、白、黑五种颜色，印出藤本科植物的变形纹样，有花冠、花穗、花叶、蓓蕾、枝蔓，线条婉转，交叉自然，由此形成卷草网状图案。后者是３套版印花：第一套印出龟背纹的骨架网格，第二套印出主花，第三套印出金色小点。其花纹是由均匀细密的曲线和一些圆点组成，曲线为银灰色及银白色，小点为金色及朱红色，线划光洁纤巧，套印较准确，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多套版印染工艺品。以上两件作品是我国印染史上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印染代表作。
　　另外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间，新疆民丰东汉合葬墓中出土的的两件蓝白印花布也极有特点。其中一件的正中印菱形网状图案，四边围绕宽窄不同的直线纹，但在花布的一边加上由圆圈组成的带状图案。另一件在大部分印有斜方纹的尽头处，印一半身人像，后有背光，袒身着缨络，手捧长形器物，神态庄严有生气，制作的相当精细，从图案的染色效果看，可能是腊染作品，是一件珍贵的印染实物。
　　３。刺绣工艺刺绣工艺是汉代较为普遍流行的手工艺之一，与锦缎并列，被称为锦绣。
　　其针法有多种，如平针、辫绣、钉线绣等等，一般是用战国以来传统的辫绣法，目前苏州刺绣称这针法为锁绣。汉代刺绣的纹样与丝织的花纹相似，但其在艺术表现上更自由一些，针脚整洁，多运用简练的 线 ，而不是 面 来表现形象。各地出土的汉代刺绣实物比较多，其中以新疆地区和湖南马王堆汉墓所出数量最多，也最重要。新疆地区出土的毛织物绣片用辫绣及钉线绣方法交替绣成线描勾勒的效果，不用块团，极富于立体感；在丝绸上面，则多用平针绣表现出生动的龙凤和花草纹，较织锦花纹更为生动活泼，绣艺纯熟达到极高程度。马王堆出土大量汉代刺绣的品种有乘云绣、信期绣、长寿绣、茱萸纹绣、云纹绣、棋格绣等六种绣法，花纹不同，绣法各异。其中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是汉绣中的精品。信期绣针法精巧，十分精美；长寿绣用茱萸纹组成装饰性很强的优美图案，虚实相间，线条比较粗放；乘云绣在飘动的卷云中点缀神兽，色彩对比很强，花纹较大，线条也比较粗放。
　　还有一件铺绒绣，以平针用绒线绣出棋格纹，是一种别致的作品，也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平针绣品。在绢、绮、罗地上绣花，以锁绣法并用绛红、朱红、土黄、宝蓝等各式丝线，绣出成朱的卷草、浪花的漩涡和豆萸的菜叶，针法细腻流畅，艺术性比锦更高。
　　４。麻毛棉织工艺汉代的布主要是麻葛制品。布产地的知名度当首属四川。《盐铁论？本议篇》： 齐陶之缣，蜀汉之布。 《居延汉简》也有 广汉八緵布 的记载。汉代的布是以经纬的多少命名的，称为 緵 或 升.一緵等于麻缕八十根，布宽为二尺二寸。此外，浙江生产的越布也很有名。如《后汉书？独引陆绩传》记载：会稽产越布，陆绩 常喜着越布单衣，光武帝见而好之，自是遂敕令会稽常献越布.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精细麻布，约合２１- ２３升苎麻布，像这样精细的麻布需要当时一个女工花费１- ２年的时　　间才能织成。
　　当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能生产一些麻布，如云南的哀牢人生产一种称为 阑干细布 的苎麻织物。同时西南、西北等地少数民族已能生产棉布，并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名品。利用一种灌木型棉花，俗称木棉作原料，制成棉织品，如海南岛的 广幅布 ，云南哀牢山区的白叠花布，均为木棉织品。西汉中期，西北新疆地区传入非洲棉。在新疆罗布淖尔的楼兰遗址中，发现过棉布残片，新疆民丰汉墓中也发现过东汉时代的两片蓝白花棉布残布。
　　汉代的毛织也很发达，主要生产在我国北方和西南地区。由于毛织作法不同，有多种名称，如罽、褐、毯、毡等。罽是精细的毛织物，用提花机织出花纹的称为花罽. 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汉墓中出土了两块东汉时代的人兽葡萄纹罽、龟甲四瓣花纹罽，前者典雅清秀，完全是新疆风格；后者用纬起花法织制成龟甲纹，中间嵌以红色四瓣小花，是内地汉族人所喜爱的图案花纹。褐是粗毛织物。新疆民丰也曾出土东汉蓝色斜褐一件。毯是用马蹄形打结法织造的毛织物。新疆民丰出土的东汉毛毯残片，色彩鲜艳，花纹清晰，表现了相当高的织毯工艺水平。毡是无纺毛织物。毡有素毡和花毡两类。花毡的装饰有用各种染色羊毛铺压成花纹。在新疆许多地方都出土了汉代毡片，表现了当时新疆制毡业的普遍。制毡技术传入中原后，很快和刺绣相结合，使得毛毡制品更加绚丽多彩，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七）汉代漆器工艺
　　漆器工艺在战国时期发展的基础上，到汉代进入了繁荣鼎盛的时期，无论从生产上还是从艺术上都称得上是一个高峰时期。在贵族生活用品中，华丽轻巧的漆器代替了过去的青铜器，成为一种生活时尚。
　　汉代的漆器生产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设官管理漆器生产的就有八郡：广汉郡、蜀郡、河内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济南郡、泰山郡等。此时，盛产漆器的楚地似已衰落，而四川的蜀郡、广汉郡则已成为漆器生产的主要中心，产量很大，制作精美。远在朝鲜平壤（汉时的乐浪郡）出土的漆器，从漆器铭文上表明它们或是广汉郡或是蜀郡的皇家工场的出品。从朝鲜平壤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上，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器之成，要经过很多不同的工序、工种及监造人，至少要经过素工（制胎）、髹工（制漆）、上工（涂漆）、铜扣黄涂工（鎏金）、画工（彩绘）、沮工（雕工？）、清工（清理磨光）、造工（管理全部过程的工匠）、供工（供应原料）等九道工序，并且还有一些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工官来审查和监护。从漆器铭文反映的制作年代看，从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８５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个（公元６１年）的前后１００年间，当是汉代漆器生产的发达时期。
　　汉代漆器的出土地点很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尤以１９７２年在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漆器最富代表性，总共出土漆器５００余件，其制作之精美，品种之齐全，代表了汉代漆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汉代漆器的制胎有木胎、竹胎、夹纻三种，主要是木胎。木胎作法有三种：旋削法，用于鼎、壶及大型器物；剜凿法，用于勺、匜等不规则器物；卷制法，将木料制成薄板，卷制成形，如奁、厄等圆形器物，胎体较轻。在马王堆汉墓漆器中有竹胎漆勺，造型优美。其中有些奁盒是夹纻胎和木胎相结合，盒本身是夹纻胎，盒底部是木胎，夹纻胎是先用泥或纸浆制成模，再在模上裱糊布帛，干后脱去泥模。
　　汉代漆器的造型比战国更为丰富，以前的漆器多为小件器皿，此时增了大件的物品，如漆鼎、漆壶、漆钫。漆器的器种有耳环、漆盘、漆盒、漆奁、漆匜、漆厄、漆案、漆几等。具体说来，每种漆器的造型也是多种多样，如漆盒，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椭圆形、马蹄形，还有双菱形盒。安徽天长汉墓还出土了鸭嘴形盒，盖和器身作鸭形，设计别致新颖。就漆器的设计制作而言，既出于实用，考虑到使用的方便、放置的容积，又注意到图案纹样的变化多样性，富于装饰性。例如，多子盒是在一个大的圆盒中容纳多种不同的小盒。像马王堆出土的 双层九子奁 ，奁内放置九件不同形状的小盒，在圆形漆盒的空间作巧妙的排列，既节省位置，又美观协调。又像 龙纹漆几 ，几面下放置长短两种几足，可根据高低两用的使用目的放置长足或短足。这些设计都别出心裁，设计精妙。
　　汉代漆器的装饰手法似以新绘为主。如马王堆漆器上彩绘的技巧很高，画法生动潇洒，奔放有力，线条干净利索，用笔刚柔结合，非常华美。同时继续沿用战国新起的针刻装饰并加以发展。马王堆汉墓遣策上称用细针在漆面上刻出花纹的针刻为 锥画.此外还发现汉代使用堆漆的方法，即挤压漆液使成装饰花纹高出画面，形成浮雕效果。最引人注目的是扣器及镶嵌、金箔贴花等技法在漆器装饰上的大量使用。汉代是扣器最发达的时代。汉代的扣器有金扣、银扣、铜扣，有的漆器几乎不用任何装饰花纹，而只是采用铜扣。漆器的黑色和金属光泽相映衬，显得格外典雅华丽。金箔贴花是西汉中期新起的一种装饰加工方法，用金银薄片，镂成为各种装饰花纹的贴片，黑漆地衬以金箔贴花，显得异常华美。镶嵌技术很精巧，用银薄片刻成柿蒂纹，镶嵌琉璃、水晶等。这种金银贴花和金银镶嵌，是唐代 金银平脱 的前身。有的用玳瑁装饰，乐浪发现的玳瑁小盒是用玳瑁片镶嵌在漆器上，运用玳瑁的自然斑纹，形成特殊的装饰效果，这也是后来　　 罗钿 技法的最早应用。
　　（八）汉代陶瓷工艺
　　汉代的陶瓷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创新，各类陶瓷已取代了一部分铜器和漆器的地位。陶器和瓷器的品种有灰陶、红陶、彩绘陶、釉陶、青瓷等，其中彩绘陶、釉陶、青瓷在汉代陶瓷工艺中最富有特色。
　　顾名思义，彩绘陶就是在陶器上加以彩绘，盛行于战国，到西汉仅用于墓葬中的随葬明器，但图案构成和色彩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因而彩绘陶的制作达到了极盛，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汉墓中都出土有大量的彩绘陶，仅洛阳烧沟一处，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出土汉代彩绘陶７８０多种。彩绘陶的纹饰大体上和同时期的漆器，纺织品上图案有着相同的地方，多以几何纹、植物纹和动物纹样组合起，有规律地组成带状，富有生活气息。
　　在色彩配置上，有极高的装饰意趣，运用颜色的方法很多，一般以红与黄、黑与白互为主宾，混合使用。这四种颜色本来都是最强烈的对比色，所以彩绘陶器的色彩感十分强烈而鲜明。常见的彩绘陶造型有壶、盒、盆、碗、炉、奁等各种生活器皿，而以壶为最常见。河南洛阳出土的 老虎双凤彩绘陶壶 是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釉陶是指涂有黄绿色低温铅釉的一种陶器，因而又称铅釉陶，大约在西汉初，陕西关中地区首先烧制釉陶成功。西汉中期以后，这种釉陶的制作普遍盛行起来。它的主要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下烧成，铜使釉料呈现出美丽的翠绿色，铁呈黄褐色和棕红色。铅釉陶因火度较低，烧成温度为８００℃左右，不宜实用，和彩绘陶一样，也是用以随葬的明器。北方地区釉陶的釉作浓黄色或浓绿色，在宝鸡一带还发现一些同时施用黄、褐、绿三色釉的器物，色调配合十分新颖。这种复色釉的原理为后代的 唐三彩 奠定了基础。北方地区盛行铅釉陶，南方地区则盛行薄釉硬陶，其烧制时火度高，釉质较硬，釉作浅黄色或淡绿色，多数是薄釉，近似于洒上的，很接近瓷器，它是青瓷发展过渡的产物。其代表作品有咸阳石桥乡任家嘴及兴平陈阡村西汉墓出土的浮雕云山鸟鲁纹绿釉陶樽，河南济源织城四涧沟西汉墓出土的棕红釉熊戏座陶灯盏、骑马俑及绿釉执盾俑，西安东汉墓出土绿釉陶水榭及河南灵宝汉墓出土绿釉陶六博俑等。
　　商周时代已经萌芽的原始瓷于秦汉初期在越国故地复兴。汉代的早期瓷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东汉的中后期已经进入了完成阶段。这种早期瓷器以青瓷为主。建国后，在浙江的上虞、余姚、宁波、永嘉等地发现了大量的东汉窑址，其研究成果表明，东汉中晚期，在制瓷的科学技术上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浙江窑场普遍采用依山坡地形而筑的长大的龙窑，提高窑温到１３００℃左右，同时也选用了高岭土一类的制瓷原料，氧化铁含量较高，能在较低的火度中烧出具有强度、硬度较高的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当时早期青瓷的品种有壶、钟、罐、碗、盏、盘、瓿等，还有少量的砚、唾壶、五联罐、耳杯等。早期青瓷普遍存在上釉不匀的毛病，只有弦纹、波纹等简朴的装饰，在艺术上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南方除浙江、江苏外，广东、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也都有青瓷的发现。在北方，河南信阳擂鼓台，洛阳中州路浇沟等汉墓中也发现有早期青瓷，但未发现窑址。
　　（九）汉代玉雕工艺
　　汉代玉雕技艺精湛，水平杰出。汉代的治玉技术基本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技艺而有很大的提高。汉代以前的玉雕大多以造型为主，汉时则发展了透雕、刻线、浮雕、粟纹等多种装饰加工方法。根据器形和用途，仅代的玉器可分作下列几类：一为礼品，有璧、圭等。在秦以前作为礼器的璜、琥，已作为饰物之用了。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的玉璧有２５件，玉圭３件，均属此类。天津博物馆所藏的白玉双螭谷纹璧，璧身满布粟纹，璧的上半镂雕动物卷草，精巧玲珑。
　　二为葬玉，用为明器。有玉琀，作蝉形，放在死者口中。另外还有玉豚，用玉豚殉葬的习俗从两汉一直延续到隋代。最为费工费料的是用来包裹帝王后妃的及显贵们尸体的金（或银、铜）缕玉衣，是用玉片根据死者的体型大小，爵位高低，分别用金丝或银丝、铜丝连缀而成，其用意是希望尸体不朽以利成仙。最著名最完整的首推１９６８年在河北满城陵山刘胜夫妇墓出土的两件 金缕玉衣（又称 玉匣 ）。刘胜玉衣长１。８８米，共用玉２４９８片，其妻窦绾的玉衣长１。７２米，用玉２１６０片，薄玉片为长方形，四角穿孔，用纯金丝连缀成头至脚的玉石衣裳，穿缀粘贴十分牢固，结合紧凑，连为一气，十分美观，真可谓金玉联合的大型工艺三为日用品、装饰品，有玉灯、玉钫、玉佩、玉鸠杖首、玉杯、王刚卯、玉镯、玉带钩、玉剑饰等。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是刚卯和玉剑饰。刚卯是一种随身佩带的长方形玉，常刻以咒语，兼有驱疫避邪之意。玉剑饰在战国时已经产生，这时更为流行，其上多雕螭纹。如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墓中的玉剑具上，雕饰有螭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倚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十分耐人寻味。
　　四为浮雕和圆雕的美术品，主要是供贵族赏玩的玉器。西汉玉雕的杰出代表作是１９６６年在陕西咸阳北郊出土的羽人骑天马玉雕。其质料为洁白润泽的羊脂玉，以圆雕形式雕琢而成。玉马昂首扬尾，作奔跃状，上骑一人，束巾短衣，双手紧拉鬃毛。玉马下有云状托板相连。马的姿态富有动感，而云状托板，又增加了画面的安定感。该处还出土了玉辟邪、玉熊等作品，造型都极古朴精美。东汉玉雕的杰作当推陕西宝鸡北郊东汉墓出土的玉辟邪，高１８。５厘米，造型格外威武雄奇，那昂首嘶鸣的姿态仿佛有震天撼地的力量，不愧为一件杰出的珍品。此外，北京丰台和山东即墨出土的玉舞人的那飘拂的双袖和优美的舞姿，也反映了汉代玉雕的高度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