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医学发展

医学
　　（一）传统医学的新发展
　　１。本草著作
　　清代关于本草方面的著作问世较多，成就亦比较显著。
　　赵学敏与《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约１７１９- １８０５年），字依吉，号恕轩，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为福建知县，颇晓医道。家藏古今医书，并有养素园培植各种药草。赵学敏自幼即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及至成年，更是广为涉猎、研读古今医书药典。虽父命业儒，然其终生却专务方技之学。他治学勤勉、严谨，一生著述甚丰，所著之书合称《利济十二种》，可惜其中大部分已失传，如《奇药备考》６卷、《本草话》３２卷、《百草镜》８卷、《花名小药录》４卷、《外绛秘要》３卷，均为生药学、药理学和药化学方面著作。现存于世的，除《本草纲目拾遗》１０卷外，还有关于铃医技术的《串雅内编》４卷和《串雅外编》４卷。
　　《本草纲目拾遗》著于乾隆十一年（１７５６年）。体例上效仿《本草纲目》，又比后者多出藤、花二部，计１８部。全书共收药物９２１种。本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药物来源广泛。药房的药方广告，边防外记诸多记载，西方传教士传播的信息，无不在采集选择之列。民间许多药物，如治风湿的千年健，医毒虫咬螫的独角莲，治冷痢的鸦胆子等，均收录书中。再如西洋参、吕宋果等舶来药物，也均入选。第二，作者对搜集的药物，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查验，力求准确无误，如同作者所说： 拙集虽主博收，而选录尤慎 ， 必审其确验，方载入.有的草药作者为观察研究，还自行培植。作者不满足对药物的间接耳闻，一定坚持目见查验。第三，进一步发展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全书所收９２１种药物中，有７１６种是《本草纲目》未载或误收的。他评价李时珍之《本草纲目》： 诚博矣，然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 ，有的未及时记录，时过境迁，恐难辨识。他举产于安徽西部霍山石斛形小味苦和白术根斑力大为例，说明药物同物异种之区别，不应一概而论。书列 正误 ，专论《本草纲目》传讹、漏载药物。该书为《本草纲目》拾遗补缺，纠谬正误，相得益彰，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吴其濬与《植物名实图考》。吴其濬（１７８９- １８４７年），字瀹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嘉庆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１年）中进士，殿试翰林榜一甲第一名，授职翰林院修撰。后历任兵部左侍郎、江西学政、署湖广总督、湖南巡抚、浙江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职。吴氏留心民情，注意各地物产，而为官走遍中国大部地区，又为他比较全面地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一生著述不少，包括《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工器图略》、《滇行纪程集》，以及《植物名实图考》。其中《植物名实图考》学术价值较大。
　　《植物名实图考》全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编》２２卷，系辑录古代植物文献而成；另一部分则称《植物名实图考》，计３８卷，系以《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为基础，亲身察访后编成。吴氏具有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他不满足于简单地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尽管他广泛搜集文献资料，达８００余种，他更重视实地的考察和实物的观察。每到一处，他都要尽力采制和搜集植物的标本，并重视农民、牧童等在实践中积累的有关知识。
　　书始撰于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历经４０年，其间随时修改和增加新的材料。至去世之前，仍不以为书已完成。吴其濬去世后一年即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陆应谷将《植物名实图考》刊行。陆氏为该书作序称颂吴其濬 具稀世才，宦迹半天下，独有见于兹，而思以愈民之瘼，所读四部书，苟有涉于水陆草木者，靡不剬而辑之。 吴其濬较长时间内身为清朝政府的封疆大吏，能坚持研究著述，且具严谨求实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植物名实图考》的编写体例也仿照本草，分类方法也与《本草纲目》基本一致。书收植物１７１４种，绝大多数都是药用植物，分为谷类、蔬菜、山草类、隰草类、石草类、水草类、蔓草类、芳草类、毒草类、群芳类、果类、木类、计１２类。《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收入植物８３８种，少群芳类。
　　《植物名实图考》较高的科学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容量大。《图考》所收植物比《本草纲目》增加５１９种，这无疑是对中国本草研究的又一发展。如八字草、黄药子、蛇含草等，都是吴氏发现药用而收录的。
　　第二，对植物的品种、形态、颜色、性味、用途、产地等，均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吴氏重视亲身调查和访问，甚至试种移植以便观察。所载植物仅产自江西、湖南和云南三省者就逾千种，这与他多年在上述省份为官，更便于实地察访大有关系。这就更增加了该书的可靠性。
　　第三，所附植物图描绘之精细、准确，超过前人。每种植物，必附一图，且多于植物新鲜之时描绘而成，许多植物图还包括根、茎、叶、花全貌。
　　第四，澄清了前人许多误解。吴其濬经过认真研究和考证，发现了包括李时珍在内的前人在本草学上的误解和错误，并在书中予以指正。如冬葵，即为冬寒菜，湘人长期种植食用，但李时珍却认为它仅在古时为人食用， 今人不复食之 ，归入隰草类。吴氏复列在蔬菜类中。再有，《天工开物》称穬麦即青稞、大麦，独产陕西，吴氏纠谬称： 青稞与穬麦迥异，然皆不需碾打而壳自落。 对《山西通志》 党参今无产者 一说，吴氏辨误称： 余饬人于深山掘得，莳之盆盎，亦易繁衍，细察其状，颇似初生苜蓿，而气味则近黄芪。 类似纠谬辨误之例，书中还有许多。
　　《植物名实图考》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它曾传至日本等国。近代德国植物学家毕施奈德在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１８７０年出版）称《图考》一书附图 刻绘尤精审.
　　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家在植物中文命名时仍要参考《图考》一书。
　　当然，《植物名实图考》在科学性上尚有上一些问题。某些议论也嫌空泛、陈腐。
　　其他本草著作。清代有一些本草著作着重从《神农本草经》研究考订入手，主要有：张璐（１６１７- １６９９年）撰《本经逢源》４卷，收药７００余种；黄宫绣撰《本草求真》１０卷；徐大椿（１６９３- １７７１年）撰《神农本草经百种录》１卷；邹澍（１７９０- １８４４年）撰《本经疏证》１２卷；张志聪（约１６１９- １６７４年）撰《本草崇源》３卷；陈念祖（１７５３- １８２３年）撰《本草经读》４卷，等等。
　　清代还有一类本草著作，基本上是围绕《本草纲目》和《本草经疏》等书，追求简要实用，精选疗效显著药物。主要有：王翃著《握灵本草》１０卷，《补遗》１卷；汪昂（１６１５- 约１６９５年）著《本草备要》４卷，附《汤头歌诀》１卷；吴仪洛著《本草从新》６卷；沈金鳌（１７１７- １７７６年）著《要药分剂》１０卷，等等。其中汪昂《本草备要》影响为大。
　　２。医方、医案与医史
　　从隋唐开始，兴起广泛搜集医方的风气，至明代达到鼎盛阶段。晚明以降，搜编医方之方向有所变化，人们更重视选录有影响的良医之方，并探寻制方的缘由。清代这方面的书主要有：汪昂的《医方集解》２１卷，附《急救良方》１卷和《勿药元诠》１卷；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４卷；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３卷；吴仪洛的《成方切用》２６卷，等等。
　　医案方面，整理医家本人临床经验的书，有华岫云（？- １７５３年）整理的叶天士《临床指南医案》１０卷、《吴鞠通医案》５卷等。还有的医案，是对文献进行整理的结果，较著名的有魏之琇（１７２２- １７７２年）的《续名医类案》６０卷和俞震的《古今医案按》１０卷。
　　《续名医类案》约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先此前明代江瓘撰《名医类按》１２卷，起扁鹊，迄元、明医家临床治验，均予采摭，并附自己的批注评论，但该书不注引证出处，惜为不足。魏之琇遂撰是书。魏书对江琇所遗漏的明之前医家治例，有所增补，但更多的还是搜集明以来的医例，于医籍及医籍之外的文集、说部、史传、地志等书中广为搜集。书中还附有魏氏评论之语。此书堪称医案撰述之最博之著。通行信述堂本３６卷，分３４５门。
　　《古今医案按》成于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该书不追求容量博大，仅取治例１０７门，均为可资借鉴之例，并附精透论说。
　　以上魏、俞二书，各有所长，相得益彰，均属不废之作。
　　医史方面，著述无多，值得提及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之 医部 中，有《医术名流列传》１４卷。取史传、方志、文集、杂记体例，内容庞博。时间起于上古，迄于明末，收录１３６４人。该列传也存在着少考订、多重复、甚至错讹等不足，但贵在集中医史资料和廓清医史线索。
　　３。《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研究
　　《内经》研究专著，在明之前本无多，又少有传世。明、清两代研究者较多。继明代张景岳、马莳等人之后，清代张志聪、黄元御等人对《内经》的研究也较有成就。
　　张志聪，字隐庵，杭州人，著有《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他的注疏、诠释动机在于担心《内经》失传，并纠正马莳注释《灵枢》时 专言针而昧理的缺点，以免 后学之沿习.他的同窗高世栻将马、张二人注释之书合编成马元台、张隐庵《素问、灵枢合纂》，便于学者比较、鉴别。
　　黄元御（１７０５- １７５８年），字坤载，号研农、玉楸，山东昌邑人。本系诸生。早年眼疾，为庸医误损其目，乃发愤攻读医学。著述颇丰，达十余种。
　　关于《内经》，著《素问悬解》１３卷、《灵枢悬解》９卷和《素灵微蕴》４卷等。他提出许多独到见解，但也不乏偏颇。
　　高世栻撰有《素问直解》９卷。高士亿著《素问完璧直讲》９卷，突出了简捷明白的特点。此外，陆懋修（１８１８- １８８６年）撰《内经运气病释》９卷、《内经运气表》１卷、《内经难字》１卷，发挥与偏见并存。
　　对解释《内经》的《难经》的研究也有发展。徐大椿著《难经经释》２卷。但他方法失当，以残缺和经编补的今本《内经》攻击本系完整的《难经》。
　　丁锦撰《古本难经阐注》不分卷，自称得古本《难经》，乃对坊间通行本重新编次。
　　《伤寒论》原书不传，经王叔和整理后，条文上多有疑问。后世研究者较多，在明人王履、方有执等人研究基础之上，清人又把相关工作推向深入。
　　喻昌（１５８５- １６６４年）字嘉言，江西新建人，明末曾应选贡。清入关后，一度隐身于禅，后专攻医术，尤注重张仲景之书。顺治四年（１６４８年）撰《尚论篇》４卷和《尚论后篇》４卷。喻昌将《伤寒论》重加修订，以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为主病大纲。四序中，以冬日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独立成篇，在三阳经末附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在三阴经末附过经不解、差后劳复、病阴阳易三类。每节经文前提示大意。喻书流传较广。
　　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爱好广泛，尤笃医学，甚至决意弃功名。历代医书，无不精心披阅。见解精深，声名远播。一生著述甚丰，尤重注经。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著《伤寒类方》１卷。他删去阴阳六经门目，使方以类从，证随方见。人们可按证求方，无须循经求证。
　　他此举的根据在于：《伤寒论》为救误而作，不是依经立方。亦属别有见地之作。
　　柯琴著《伤寒来苏集》８卷，不赞许喻昌更改《伤寒论》的编次，也同意王叔和整理已非原书之旧的说法。故读张仲景之书，应 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 ，细分仲景与叔和之区别。《伤寒来苏集》中 伤寒论注 部分依六经立篇名，并重新编次； 伤寒论翼 部分提出 伤寒杂病治无二理 ， 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张璐著《伤寒缵绪》４卷。其长子张登著《伤寒舌鉴》１卷，专论伤寒观舌之法，发展了前人有关研究。张璐次子张倬著《伤寒兼证析义》１卷，专涉伤寒挟杂病，亦有创见。此外，汪琥著《伤寒论辩证广注》１４卷，广采古今伤寒论书。陈念祖著《伤寒论浅注》６卷，简明扼要，对初学者的参考意义更为明显。尤怡（？- １７４９年）著《伤寒贯珠集》８卷，专注学术，少有论战笔调。
　　对《金匮要略》的研究，清代也不乏其人。
　　周扬俊著《金匮至函经二注》。元代赵良仁曾撰《金匮衍义》，惜无刊本。周扬俊根据藏本为赵书补注，遂有是书，且影响日播，而赵书反而鲜为人知。
　　尤怡著《金匮心典》３卷，计２２篇。书中对前人有关注释和自身行医实践进行解释和发挥。尤氏还著有《金匮翼》８卷。
　　徐彬著有《金匮要略论注》２４卷。黄元御著《金匮悬解》２２卷，认为《金匮》治内伤杂病，扶阳气成运化之本，与流行的滋阴论唱了反调。沈明宗著《金匮要略编注》２４卷。程林著《金匮要略直解》。张志聪著《金匮要略注》，等等。
　　４。温病学说
　　明清两代，瘟疫流行。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昆山大疫，死者数万人。
　　但明代以前，对治疗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热性疾病，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伤寒论》的范围。明代王履首次指出温病与伤寒不同。明末吴又可提出 戾气 致病新学说，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清代，温病学说发展较大。
　　清代中叶已形成为独立学说，与伤寒学说并列为医治外感的中医两大学说，而叶桂、吴瑭、王士雄３人对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尤为突出。
　　叶桂（１６６７- １７６４年），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一般认为叶桂是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医生世家。幼时儒书、医学兼学，１４岁后专志习医。他聪颖勤奋，更兼先后拜从名师十余人，故医术超群。特别是他能比较准确地治疗温热病，更使他声名鹊起，全国闻名。平生著述很少，所著《温热论》１卷和《临证指南医案》１０卷，系其弟子辑录、整理而成。关于温热病因，他提出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 ，即后人称谓的十二字提纲。既如此，治疗自然就应有别于伤寒： 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具体治疗上，在卫可以发汗，在气可以清气，入营则需透热，入血则应凉血、散血，用生地、丹皮、犀角、赤芍等药。
　　吴瑭（１７５８- １８３６年）字鞠通，江苏淮阴人。少时也曾欲取科举功名，后因父病，乃专志医学。初习吴又可《温疫论》，后钦信叶桂医法。经过潜心研读和广泛的医疗实践，他在治疗温热病方面收效甚著。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著成《温病条辨》６卷，创温病三焦辨证，论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温、温症、秋燥等证，提出各种诊治和用药之法。
　　王士雄（约１８０６- １８６６年），字孟英，浙江海宁人，医生世家。先居杭州，后迁上海。一生著述很多，尤以《温热经纬》５卷最为著名（１８５２年刊行）。其书以 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天士）薛（雪）诸家之辨为纬。 书论伏气、温热、湿温、疫病，总结叶天士、吴鞠通学说。这是一部温病学的总结性著作。
　　此外，清代长于温病者还有许多人。如江苏吴县人薛雪（１６８１- １７７０年）
　　诊疗多有创见，著有《湿热条辨》１卷；余霖，安徽桐城人，著《疫疹一得》１卷，辨证精详，用药也不乏独创。乾隆癸丑京师大疫，余氏以大剂量石膏治愈甚众。
　　５。诊断学
　　关于望诊，喻昌著《医门法律》，蒋示吉著《望色启微》，李溁著《身经通考》等书，发挥《素问》、《灵枢》，阐释病健关系。林之翰著《四诊抉微》８卷，对于望诊有７９论，最崇望诊： 望为四诊最上乘功夫，果能抉其精髓，亦不难通乎神明.叶桂、薛雪、徐大椿诸人，于伤寒、温病的辨舌研究，亦有发展。
　　关于闻诊，《医门法律》、《身经通考》、《四诊抉微》，以及吴谦与刘裕铎等人奉敕撰著的《医宗金鉴》９０卷等，均有阐释。喻昌的《辨息论》，林之翰的《诊息》口诀，均属辨息闻诊的实践总结。
　　关于问诊，喻昌著《问病论》、《与门人定议病方》，问证１２项。李溁问证１４项，于病因略多。陈念祖采多家之长，撰《问症诗》。
　　关于脉诊，张璐撰《诊宗三昧》，共收３２种脉名，多李时珍《濒湖脉学》五脉，也较之前医家脉书所列脉种为多。此书论述了色脉，脉象与经络关系等问题。此外，周学海（１８５６- １９０６年）撰《脉学四种》，李延昰（１６２８- １６９７年）撰《脉诀汇辨》１０卷，沈金鳌撰《脉象统类》１卷，等等。
　　６。专科医术
　　医学分科，清代基本承袭明代制度，但也稍有变化。先是把按摩并入小方脉，省却祝由，故改明代１３科为１１科。后又将豆疹并入小方脉，把口齿、咽喉合并一科，１３为９科。
　　外科及伤科方面。祁坤在顺治、康熙年间为御医，著《外科大成》４卷（１６６５年），汇古代方论为一书，分３２部，下分子目，议论精当，理法详要。王维德承曾祖外科医术，汇４０年行医经验，著《外科全生集》５卷。禁用升降二丹，不轻言刀针器械。书中所记犀黄丸、阳和汤，久为外科所重良药。
　　陈士铎著《洞天奥旨》１６卷，顾澄著《疡病大全》４０卷。二书包涵广博，犹如外科通论。高秉钧（１７５５- １８２７年）著《疡科心得集》３卷，内中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论有助于辨识外科病证。晚清吴尚先（１８０６- １８８６年）
　　著《理瀹骈文》（原名《外治医说》），涉及外科病治疗甚多。他批评服药万能，倡导外治之法，尤重膏药。在江苏泰州、扬州，以外治之法救活甚多患者。被视为外治之宗。
　　《医宗金鉴？正骨心法》，吸收古今正骨先进经验，论述也较公允、实际。钱秀昌著《伤科补要》４卷，人体名位骨度，图文并解。胡廷光著伤科类纂１２卷，讨论正骨手法和伤科器械。赵兰亭著《伤科秘旨》，重点讨论以３４穴分别治疗轻重程度不同的损伤。张振鋆著《厘正按摩要术》４卷，为实用型推拿专书。
　　妇产科方面。傅山（１６０１- １６８４年）著《女科》２卷和《产后编》２卷。
　　书记妇产疾病及治疗方法甚为详备，流传较广。肖壎（１６６０- ？）著《女科经论》８卷（１６８４年），总结古代经验，并附自己见解。沈金鳌著《妇科玉尺》６卷， 摘录前人之语之方，皆至精至粹，医用百效者.署名亟斋居士的《达生编》，以问答形式专述产科疾病与注意之事，流传亦较广。
　　儿科方面。明代隆庆年间发明了人痘接种法，而自明末叶到清代中叶，人痘接种法已相当普遍地使用。从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刊行张璐所著《医通》即可看出这了点。《医通》记载称种痘法 始于江右，达于燕齐，近者遍行南北.该书还记载了多种种痘方法：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等。痘衣法，即把患者的内衣穿给接种人，后者虽受感染，但发病轻微。痘浆法，是将患者痘浆给接种人塞入鼻孔，使其受感染。旱苗法，是将患者疮痂研为细末吹入接种人鼻孔，口出痘亦较轻。种痘法是一种以毒攻毒的预防法。由于其法比较安全可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很快就传到国外。先是在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俄国派人到中国学习种痘之术。旋由俄国传至土耳其。
　　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夫人在当地学得种痘法，很快该法即在英国、欧洲和英占殖民地印度传播开来。乾隆年间种痘法由我国直接传到日本。种痘法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是人类医学史上不朽的一页。
　　英人学会中国的人痘接种术之后，琴纳医生继续进行研究，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发明牛痘接种法，比人痘接种更为安全。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
　　此法又传回种痘法的故乡中国。
　　此外，夏鼎著《幼科铁镜》６卷，汇集了儿科用药和诊断的经验。陈复正著《幼幼集成》６卷，论述全面，且有个人独到见解。叶桂、吴瑭等人，把温热派的治疗法用于儿科，对儿科方剂是一丰富和发展。
　　五官科方面。清代急性传染病流行，医界有关著述也较明代增多。郑瀚（字梅涧）于乾隆年间著有《重楼玉钥》２卷，其子郑瀚予以增补充实，并于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刊行。上卷总论咽喉诸病及喉风用药之法，下卷专论 喉风针诀.郑氏之作所附 养阴清肺汤 ，为治喉病不废之方。陈耕道著《疫痧草》一卷（１８０１年），详细分析论述疫喉痧治疗之法，创治该病完备治疗之先河。金德鉴撰有《焦氏喉科枕秘》２卷和《烂喉丹痧辑要》１卷；包三鏸撰《包氏喉症家宝》一卷；张善吾撰《白喉捷要》１卷；陈葆善撰《白喉条辨》；李纶青撰《白喉全生集》１卷；夏云撰《疫喉浅论》，等等。
　　针灸方面。清代继承了明代及明之前针灸成就，并有所发展。《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李学川所著《针灸逢源》、李守先（１７３６- ？）所著《针灸易学》等，足堪说明。但总体上讲，清代针灸发展落后于其他医科，而这又与最高统治者不遗余力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分不开。针灸是一种治疗手段，施于皇帝与施于百姓，本无差别。但道光皇帝却把给皇帝针灸看成是对君主的失敬，于登基的第二年（１８２２年）即颁谕： 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 把医学手段当成政治问题，以君主至高无上权威，不惜废弃行之有效的医术。虽然民间针灸依然如故，但太医院奉诏停止，不能不使针灸的发展受到影响。
　　７。解剖学
　　提起清代的解剖学，最应论及的当为王清任及其著作《医林改错》。
　　王清任（１７６８- １８３１年），字勋臣，河北玉田县人。少年尚武，曾为武庠生。后开始学医、行医，游历过滦州、奉天等地。在北京开设 知一堂药铺，闻名遐迩。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根据多年的观察、访问和研究，写出中国古代解剖学的前无古人之作——《医林改错》２卷。
　　王清任在学医、行医过程中，通过对古代医书的研读，发现内中有关人体结构和脏腑功能的记载多有牴牾和错讹。他认为： 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要想真正当好一个医生，解除患者疾苦，不明脏器结构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古人之所以出现 错论脏腑 的错误， 皆由未尝亲见 所致。
　　王清任为了弄清人体脏腑结构，费了四十二年时间来进行观察、访问和研究。封建社会囿于礼法，解剖尸体被视为大逆不道。王清任只能寻找机会实地观验。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王清任游历滦州稻地镇时，适逢当地儿童因患痢疾、麻疹而大批死亡。义冢中被野狗扒出尸体甚多，脏腑也都暴露在外。王清任不失时机，连续１０天，对尸体内脏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许多古代医书的记载错误。为了进一步丰富脏腑知识，他还利用在奉天行医机会，到刑场观察死刑犯人的尸体。他为搞清人体胸膜之间的位置，几到刑场观察而未能如愿。直到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他在北京访问了一位曾带兵打仗的官员，方才弄清楚。他还以动物做实验，进行参考验证。正是在上述艰辛努力的基础上，他写出了附有２５幅人体脏腑图的《医林改错》。
　　《医林改错》在许多方面的认识都大大超过前人。首先，指出横隔膜是人体内脏上下分界线，其上惟有心与肺，其他器官均在其下。其次，对肺气管、支气管和肺组织等描述更为准确和细致，所谓肺有 六叶二耳 和肺有２４孔的传统认识被纠正。其三，对胃的形状、内部构造，以及胃与其他器官相互关系，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并发现了胃脏的幽门括约肌（王清任叫 遮食 ）和输胆管（ 津管 ）。其四，对心血管系统的认识有突破性的提高，他找到了主动脉（ 卫总管 ）、颈动脉（ 左右气门 ）、肠系动脉（ 气府 ）、肱动脉、肾动脉、股动脉等。认识到主动脉和主静动脉同等长度，对动、静脉形状和在人体内的分布也有较正确的认识。其五，对大脑的作用的认识又有提高。他不同意传统医书视心脏为思维器官，明确指出 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 ，人的面部器官的功能发挥，都依赖于大脑的支配。目昏、耳聋、鼻塞等状，皆起因于脑子出了毛病。
　　百多年来，《医林改错》在国内广为流传，一些西方人士还将其节译成外文。王清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医林改错》堪称中国古代解剖学的不朽里程碑。
　　当然，王清任的认识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医林改错》中也有一些失实的记述，如心内无血、动脉藏气之说便是。但瑕不掩瑜，《医林改错》在医学宝库中，至今仍放射出熠熠光芒。
　　８。少数民族医学
　　藏族医学源远流长。公元８世纪后半期《四部医典》的问世，奠定了藏族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后，藏族医学进一步发展，并形成南北学派。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在德西？桑吉加措（１６５３- １７０５年）主持下，编成并刊行了全面整理和注释《四部医典》的医书《四部医典蓝玻璃》（藏文名称《居悉本温》）。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又根据《四部医典》所述及药物标本，重新绘出医药挂图７９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４０年），帝马？丹增彭措著成集藏医本草学大成之作《晶珠本草》（藏文名称《协称》），全收药物２２９４种，把重复和加工药物排除不计，尚有１４００余种。把藏医本草研究推入新水平。
　　蒙古族医学在１８世纪前后，问世不少医学著作，有《蒙药正典》、《蒙药本草从新》、《普济杂方》、《珊瑚验方》，等等。蒙古族医学基本理论虽与藏族医学基本相同，但本民族游牧生活又使伤科水平较高，经验丰富，涌现不少正骨良医。
　　（二）西方医学的传入及发展
　　１。鸦片战争前的有限传入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欧洲在华传教士活动相对活跃，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康熙皇帝曾患疟疾、唇瘤、心悸等症，接受传教士西医治疗，均为治愈。康熙年间，传教士石铎琭（Ｐｅｔｒｕｓ　　Ｐｉｎｕｅｌａ）
　　撰《本草补》１卷，是为介绍西药来华的最早著作。法国传教士巴多明（Ｄｏｍｉｎｉｃｕｓ　　Ｐａｒｒｅｎｉｎ）把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向康熙讲授。清初传教士传播西洋医学的活动，基本上是在宫廷中进行的，无疑限制了在民间的影响。但某些药物还是通过不同渠道传至民间。康熙患疟，为传教士以药物金鸡纳治愈，康熙称奇，并以之作为圣药赏赐臣下，促进了该药的传播。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收入此药，并记曰： 不论何症，……一服即愈.赵学敏书还记载许多舶来西药，这些西药显然与传教士不无关系。
　　１９世纪下半期，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外国对中国经济侵略更具迫切性。它们派使团来华，提侵略要求；它们派军舰，在沿海挑衅；它们更进行鸦片走私，以平衡对华贸易逆差。宗教和医学成为外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另一种武器。在广州、澳门等地，外国人行医活动更为活跃，其中不少人都兼有宗教渗透、宣传的使命。客观上，外国医生及其活动有助于西洋西学的传播。
　　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ｅａｒｓｏｎ）
　　到广州行医，专事种痘，写成《种痘奇方详悉》一书，被译成汉文。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英国教士医生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来华，并于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与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立温斯敦（Ｔ。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在澳门建立一个诊所。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东印度公司哥利支（Ｌ。Ｒ。Ｃｏｌｌｅｄｇｅ）
　　在澳门设立眼科诊所，并于第二年在广州设医药局。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
　　美国传教医生伯驾（Ｐｅｔ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抵达广州，次年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因设于新豆栏街上，故当时又称新豆栏医局。开诊后六周之内约有４５０人来局就诊。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哥利支与伯驾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 中华医药传教会 ，该会宣言称设此组织 好处 ，在于促进贸易、输入科学和宗教 、 搜集情报 等。伯驾还在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为在广州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间接治疗过疝气病，并收到一定效果。林则徐还曾询问和了解过眼科医局情况。
　　２。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的传播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资本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阴谋已经得逞，但它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们要扩大侵华，乃至变中国为完全殖民地。它们深知中国人民难以征服，于是在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更加重视宗教的作用。它们要用宗教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也要利用教会兴办慈善事业，用以掩盖侵略行径，并培植亲外势力。外国在华兴办医疗事业，许多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
　　首先，外国在中国设立了众多的、规模不等的诊所或医院。由基督教医药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及诊所在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之前共计４０余所，分布于两广、江浙等地，最有名的当推广州博济医院。由基督教各差会所开办的医院属于英国系统较著名的计为：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开设的上海仁济医院；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汕头开设的福音医院；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
　　宜昌开设的普济医院；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杭州开设的广济医院；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天津开设的马大夫医院；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福州开设的柴井医院、福建南台岛开设的塔亭医院；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汉口开设的普爱医院。此外，尚有汉口的仁济医院、北海的北海医院、成都的成都男医院、武昌的仁济医院等，共约２０余所。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之前属于美国系统的教会医院主要有：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上海开设的同仁医院；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汕头开设的盖世医院；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苏州开设的博习医院；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
　　通州开设的通州医院；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上海开设的西门妇孺医院；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保定开设的戴德生纪念医院、南京开设的鼓楼医院及九江开设的生命活水医院；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广州开设的夏葛妇孺医院；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广州开设的柔济医院等，共约３０余所。
　　光绪二十六年前，属于法国天主教系统的医院，最早的为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天津设立的法国医院。后来陆续建立的有九江开设的法国医院、南昌开设的法国医院、青岛开设的天主堂养育院。此外，尚有几十个小诊所。
　　２０世纪头１０年，教会除了扩大原有医院、诊所的规模外，还在各地增设一批医院和诊所，仅法国天主教系统开设的较著名气的医院就有：昆明的法国医院、重庆的仁爱堂医院、广州的韬美医院、青岛的法国医院和上海的广慈医院等。
　　其次，兴办医学院校。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授西医学，最初采取带徒弟方式，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即以此类方式训练中国生徒。后渐实行正规学校培养方式。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校。初只招男生，１３年后始接收女生入学。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
　　该校扩建改称华南医学院。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教会医校已渐具规模，较有名的有：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夏葛医学校、大同医学校、同济大学医科、金陵大学医科、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协和女子医学校、齐鲁医学校、赫盖脱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等。
　　其三，翻译和编著西医书籍。英人合信于道光３０年（１８５０年）在广州编译出版《全体新论》，是为解剖、生理学专著，是传教士向中国介绍第一本系统的西学著作。美国的嘉约翰自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到广州博济医院，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去世，４６年中间共翻译３４部西医西药书籍，其中包括《化学初阶》、《西药略释》、《裹扎新法》、《皮肤新编》、《内科阐微》、《花柳指迷》、《眼科摘要》、《割证全书》、《炎症论略》、《内科全书》等，英人合信、傅兰雅、德贞，美人洪士提反等，也译有许多西医书籍。总计约有百余种外人译著书籍在中国流行。
　　其四，编辑西医刊物。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嘉约翰医生在广州编印《广州新报》，每周一期，是为外人最早用汉文向中国人介绍西医知识的刊物。
　　是刊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改为月刊，并改刊名为《西医新报》。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北京教会医院京都施医院编辑发行《中西见闻录》，也介绍过一些西医知识。该报后迁至上海，更名《格致汇编》。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
　　中华博医会在上海出版《博医会报》，专门介绍西医、西药。
　　其五，吸收留学生。近代中国人最早赴外国学习医学的当属黄宽（１８２８- １８７９年）。他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随美国教师布朗到美国，先在高中学习，毕业后赴苏格兰，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学制７年。后来，教会系统学校又相继派出一些中国学生到外国学医，尤梅庆、金韵梅、石美玉等人便在其中。
　　外国资本主义上述活动，客观上有助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特别应当指出，来华工作的外国医学工作者中，有些人并无侵略目的，甚至同情中国人民，他们的工作成绩更应肯定。广东人邱熺，曾任皮尔逊助手，掌握接种牛痘方法，为万余中国同胞接种豆痘。黄宽学成回国，在博济医院工作，为我国第一代西医，还参与该院培养中国学生的教学工作。晚清中国大部分西医人才都出自教会医学院校，嘉约翰在博济医院诊治门诊病人７４万人次，住院病人４万人次。他为近５万人做过外科手术，培训出１５０名西医人才。
　　雅片战争后西洋医学的传播，除了经由上述之途径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中国人为迎赶世界潮流而主动采取的多种行动。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开风气之先，主动了解西方。魏源在战后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虽未具体涉及西洋医学，但总体上已论述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具体提出了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改革，如 兴医院 、 兴跛盲聋哑院 等。郑观应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撰《易言》，中有 论医道 篇，推崇西医求实之优。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思潮中，梁启超、严复、康广仁等人，都发出了医学维新的呼吁。
　　洋务运动开中国主动引进西洋医学之先河。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北京设立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同文馆，３年后续增医学课程，如化学、解剖、生理等。洋务派搞起的幼童赴美留学始自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虽因守旧派阻挠而在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中止学业，惨然归国，但其中也有若干人归来后从事医生工作。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清廷旨准李鸿章设立天津总医院。次年，这所中国自己创办的近代医疗卫生机构正式成立。该院分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３部分，集培养人才与治病功能于一身。学堂学生学成派赴海军各舰当医官。
　　戊戌维新运动中，光绪皇帝颁旨设立医学堂， 考求中西医理.晚清 新政 ，包括医学校在内的新式学校又有较大发展，也建立了一些医院。
　　清廷还鼓励出国留学，一些留学生如著名的鲁迅，就曾选读过医学。
　　国人还创办了一些医学刊物及医学讲习和研究组织。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二年（１９０５- １９１０年），各地主要医学刊物有：周雪樵（？- １９１０年）
　　在上海办《医学报》；汪惕予在上海办《医学世界》；梁慎予在广州办《医学卫生报》；裘吉生（１８７３- １９４７年）、何廉臣（１８６１- １９２９年）在绍兴办《绍兴医学报》；丁福保（１８７４- １９５２年）在上海办《中西医学报》；顾宾秋在上海办《上海医报》；蔡小香（１８６２- １９１２年）在上海办《医学杂志》；叶菁华在广州办《光华医事卫生杂志》；袁桂生在镇江办《医学扶轮报》等。
　　同期医学讲习、研究组织在上海、杭州、扬州、镇江等城市均已出现，如上海有丁福保主办的函授新医讲习班，镇江有李晴生主办的自新医学堂等。
　　国人自译外国医书较著名者当首推丁福保。他认为改良医学若假道日本，比欧美更为有利，故译出日本医书几十种，包括《医界之铁椎》、《中西医学汇通》、《中外医通》、《新本草纲目》等，编为《丁氏医学丛书》。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洋医学传入，一些人固执偏见，反对输入；还有一些人采取民族虚无主义，贬斥中医。由于中医自身的某些局限，再加上当时国势衰微，学西学变法维新成为大的趋势，故而传统中医学受歧视，遭冷遇，被排挤，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有识之士如唐宗海（１８４７- １８９７年）、丁福保、张锡纯（１８６０- １９３３年）、张寿颐（１８７３- １９３４年）等人，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力主中西医学汇通，共求发展。惟受时代局限，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