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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1940年,八路军集中兵力,发动了对日军的百团大战,取得了重大战果。
但毫无疑问,百团大战也暴露了作战预想中的某些问题:战役的规模过大,对日军实力估计不足,连续作战的时间过长;特别是第二阶段作战,采取了攻坚战术,过分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在日军大规模的反击和扫荡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对此,彭德怀很快意识到,发动大战的时机可能有些超前:“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迸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
一九四一年一月百团大战结束之时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日本两院演讲时对八路军仍心有余悸:“一九四〇年,重庆方面敌之抗战特点,作战非常消极,至今未曾出现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只有共产军去年八月在华北发动的大规模攻势。”
在妥协投降风潮蔓延,正面战场沉寂的情况下,深深嵌入敌后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在并不具备作战实力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极其有限的编制规模、驻扎地点和活动轨迹,放弃与实力相适应的分散式山地游击战,几乎让所有的军事力量倾巢而出,采用大规模联合出击的运动战方式,在广阔的区域里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使得共产党武装的出击看上去确实如同以卵击石的决死一战。
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如果着眼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局,而不是仅仅从局部利益上考量,有谁还会指责八路军对入侵者发动的殊死作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