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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学生老照片 ,怀念那无法复刻的青春~

时间:2024-07-17访问:16来源:历史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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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学生》拍摄于1979—1989年间,跨越了上世纪的整个80年代。彼时的任曙林25岁,他走入了北京的中学校园,一拍就是10年。那些影像的主角不只属于八十年代,他们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青春记忆,他们让我们重温诗意理想主义的80年代,重回正在成长的青春。图为北京171中学操场,1984年6月。(摄影:任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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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八十年代中学生》最终以一种成熟的面貌(出版、展览)展示给公众的时候,看过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的确,《八十年代中学生》太动人了,它抓住了所有经历过青春时代的人们的眼睛,就像额尔古纳乐队的歌《往日时光》中唱到的,“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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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八十年代中学生》只是开启人们青春记忆的入口吗?只是能唤起更年轻的一代人对美好的八零年代多少有些莫名的乡愁吗?好像又不止于此。面对人们动情的回应,这组照片的拍摄者、摄影师任曙林却显得很冷静,他说:“说青春的是表面,我们得往高处走。”这个“高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图为北京171中学操场,198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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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出自访谈节选,任曙林述:“中学生是我1979年开始拍的,一直拍到了1989年。那会儿在‘星期五沙龙’,狄源沧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布列松的作品。当时布列松也是刚进入中国,他就像泰山压顶一样,是不可置疑的权威。的确,他伟大,他牛逼,但那时候我就总觉得他的照片里有些刻意的东西,什么构图、光影都那么完美,会有那么巧吗?通过摄影,我想知道的是在观看中、凝视中,不受你影响的活体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东西?他们又藏着什么东西?”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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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拍中学生呢?因为那时候我总觉得,风景相对来说是一个不动的东西,古代文人可以几百年上千年的看一座山、体悟一座山。但是要我看,摄影却还是得拍人,因为人是活的。他是精灵,是天地间养化出来的一个活物。”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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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1978年左右吧,我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展览,偶然间看到罗丹说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女性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句话我的启发很大,什么时候的人最有意思?处在变化中的人。1979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但我很多经历、思想、念头、情绪、情怀,却都来自于中学时代甚至更早,虽然那时候因为赶上‘文革’没怎么上课,但就是有种东西藏在这几年里。那时候高中时间也长,有五年的时间,所以我就说拍拍中学生吧。”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学楼,198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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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校园很小,操场、教室、楼道,没什么别的。头一个学期,我什么也拍不了,因为学生看惯了主流媒体的宣传照,所以对我也有抵触心理,觉得我跟他们是一伙儿的,所以就跟你叫板。他们怎么叫板?中学生们太灵动了,他们浑身的毛孔、触角都张着,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他们背后都长了眼睛。所以要是真能抓拍好他们,其余的抓拍都不是太难的事儿。当然我也不着急,既然校长同意我拍了,学生也就不能赶我走。你们不是牛逼吗?我也牛逼。不过谁真的牛逼咱们得二三十年后见,事实证明我把他们征服了。”图为北京171中学操场,198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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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爬山,山的一草一木都吸引着我,所以也就养成了凝视的习惯。摄影不是简单的看,而是凝视。看,就有点儿随意了,而观看,又太较劲,只有凝视,这个词有点似看似不看的意思。人一生的成就得看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养成了一种从大的方面看问题的习惯。看着那么高、那么多的山脉,还有古塔、学生,感受到的那个‘场’,心中自然会产生一种情绪。这是一种情怀,莫名的情怀,它在一种特大的气魄之下,教你看到更多的角度。”图为北京妙峰山,197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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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拍照也是在大量的观看,于是我就想,能不能拍人的中段呢?还有后背、脚呢?所以我就试了试,结果一看,真的太有感觉了。脚和手还不一样,手的话人还是能控制、能掩饰,脚就不一样了,它能泄露出人的秘密来。要我说,从这些脚的照片里,我看到的是一种纯洁的性感,不是特欲望的那种。”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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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纯洁的性感,杀伤力特别大,它给看的人一种力量。我现在偶尔也路过校园,却找不到这种感觉了。”图为北京总政游泳馆,198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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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人的服装、配饰的风格都在变,而人的动作其实也在变。人的很多动作,是跟心理有关系的。现在的人心里好像装着很多事,但实际上是很单调的,比起来八十年代的人内心反而更丰富一些,甚至可以说是更高级一些。不管是拍学生也好,工人也好,能拍出一个‘人’就是最好的。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因为他们拍的人像个‘人’,动作是自然而然的。”图为北京171中学高一(4)班学生夏令营,北京海坨山区,1984年7月22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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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就是拍真性情,真性情与真实当然不一样。真实这个东西不好解释。你拍一个电线杆子,也可以叫真实。但这没什么意味,给不了你太多东西,那这种真实就不叫真性情。所以思考摄影的问题就应该是,摄影拍下来什么,能拍下什么,拍下什么最牛逼,人们看摄影是看到了什么。所以你照片拍下来了,其实就和你的拍摄对象没关系了。”图为北京171中学操场,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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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中学生的时候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这是其中一件。全年只有一天,也就是在新春联欢会那天,12月31日,学生是可以完全没有规矩的。因为老师七八点钟就可以走了,留下学生自己玩、自己闹。而这个时刻就是他们释放本性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产生一种彻骨的感动,他们完全征服了你,你甚至开始觉得你所有做的一切都特别卑微,而他们却个个都很伟大。学习的好坏、相貌的好坏,这都没关系,那时候他们就是自己。”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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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在我们的社会中,什么时候能给这些青年类似的时刻?他们可能一辈子就只能享受这么几个小时。何况这种宝贵的时刻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群人,一加一大于二,最后就是一颗原子弹。为什么这个时刻会把我击垮,把我击碎,就是这个道理。人的真性出来的时候,力量就出来了。他们能在你的面前把自己的真表达出来,是你多大的造化,对你来说是多难得的机会?一生都很难见。”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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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中学生的时候,我就是校园义务的心理辅导员。有同事问我,为什么他自己的孩子上了中学,学习特好,但就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也不和他说话,不让他看自己写的日记,是不是心理上出问题了?虽然都是亲生父母,但他们就是视而不见,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自己孩子最真实的一面。你说能怎么办?”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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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可以把中学生拍成这样?因为中学生藏着我的秘密,寄托着我的理想、梦想和支离碎片的东西。对我来说,回到校园有回到母体的感觉,回到子宫的感觉。一出学校,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戴上面具、披上铠甲。但在校园里,我没有面具、没有铠甲,所以我就什么都看得见,我就是自由的精灵。”图为北京东城区电子游戏馆,198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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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一个现场的东西。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视而不见,别人可能会说怎么会有视而不见呢?还真是这样。你拍照,要考虑框取、距离、机位、角度,要将拍摄对象从时空中剪裁下来,让它们成为切片。但你这么做之后,它们却还是能相对保持自己原有的气息,这时候才叫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图为北京171中学操场,198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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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曙林曾对摄影下过如此判断:“摄影,修辞的最高境界,应该是随意的一瞥,自然没有痕迹。”任曙林的摄影作品也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这个判断,没有迎合任何流行的摄影潮流。《八十年代中学生》犹如被圣化为一处青春的神迹,透过任曙林平凡质朴的影像和一代中学生的生活剪影,以摄影的强大凝聚力将世界和时间的真实与诗意合而为一。图为北京171中学小礼堂,198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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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学生》是最早的不为情节、高潮、瞬间这样的摄影套数所束缚的作品之一。这么一种可称之为诗性纪实的摄影样式,至今仍然只是一种理想。……他不追求夸张的视觉,而是保持一种平衡、平稳、平整的视觉,结果也成全了一种只属于他的个人影像特征。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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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曙林潜心拍照中学生的时候,中国摄影界正浸淫在寻花问柳的诗意摄影和追求宏大主题的经典摄影氛围中,没有人能够将镜头沉静精确地瞄准住一段社会生活的断面和一个并不显赫的非主流族群上,来经营一个细致耐看的摄影故事专题。也正因为如此,任曙林幸运地成为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开拓者之一。他的摄影《八十年代中学生》一定会进入中国视觉历史的影廊。图为北京171中学教室,198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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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曙林,“四月影会”重要成员,195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1976年开始摄影,师从狄源沧先生。七十年代的作品:《先进生产者;八十年代的作品:《1980年的北京高考》、《八十年代中学生;九十年代的作品:《矿区劳动者》、《山区女孩二十年;2000年以后的作品:《气息》、《两个女人》、《云南风景》等。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获得《像素》杂志“年度摄影家”称号。2010年获得平遥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奖。

如今,当那些照片上学生们的同龄人同学们,看到照片中曾经的那些单纯与质朴,早已消失在这个高速发展却愈发缺少人情味的时代,也会更加怀念那些无法复刻的青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