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春秋》，一部为诸葛亮说公道话的良史

素来不喜长篇累牍的夸夸其谈，看似言之凿凿，实则避重就轻，如同隔靴搔痒，不过能吓唬外行而已，虽日赋万言，又何取哉？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无须赘言，是为题记。回顾史学史，可知我国史学萌芽于官府，这一渊源决定了古代史学的基本特征。自司马迁《史记》以降，几乎所有的官修史书（以二十四史最为典型），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正如鲁迅所说，某个朝代长一点，做史的是本朝人，自然好人占多数；反之，某个朝代短一点，做史的是别朝人，则几乎没有好人。

自《春秋》以来，为贤者讳，为本国讳，一向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但唐朝史学大家刘知几认为，这是爱憎由己、厚诬来世，对于史事的真相有害而无利。具体而言，刘知己在《史通》中提到了陈寿及《三国志》：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1）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2）

在这里，刘知己将陈寿之《三国志》与习凿齿之《汉晋春秋》作对比，直斥前者对司马懿父子屡战屡败、篡位弑主等丑行多所回护，而将忠实纪录这一切的《汉晋春秋》奉为“直书”典范，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历来争议颇多，有好事者每每喜欢拿司马懿来做对比，认为其拒不出战，并非害怕诸葛亮，而是有另外一些原因。恰逢五次北伐时诸葛亮不幸病故，司马懿俨然又成为“胜利者”，且美其名曰“深谋远虑”。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司马懿的确是因害怕与诸葛亮对敌而不敢出战，无奈之下只得上演“千里请战”以安众心。这首先可以在《汉晋春秋》中找到确凿证据：汉晋春秋曰：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於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3）那么，司马懿为什么害怕诸葛亮？因为在两人唯一一次的正面交锋中，司马懿就吃了大败仗，而后又损失大将张颌，故而才会对对手深怀畏惧，宁愿忍受“畏蜀如虎”的讥刺，也拒不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