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长江防线

三国鼎立，孙吴立国江东，北拒曹魏，西有蜀汉，长江天堑在其军事地理上占有重要位置。孙吴布重兵于长江沿岸，以其境内的长江为依托形成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防线，这条长江防线在孙吴实现“限江自保”国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限江自保”东汉末年，黄巾大乱，天下纷扰，汉室倾危，群雄并起。孙坚、孙策父子乘势而起，割据江东。建安五年(201年)，孙策遇刺，临终嘱咐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保有江东”遂成为孙吴集团之立国基础。

但是孙权并不完全甘心于仅仅“保有江东”，而是积极寻求向外发展。孙权初见鲁肃，二人“合榻对饮”，鲁肃分析天下形势，向孙权进计：“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指出了占有长江全线在孙吴霸业中的重要地位。

孙权对黄祖的屡次征讨，与其说是为报父仇，更不如说是为实现“竟长江所及”的战略目标。黄祖、刘表，据有荆州，处于孙吴长江上游。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终于击败黄祖，夺得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夏口。与此同时，曹操一统北方黄河流域，挟大军南下，试图一举夺取荆州，击败刘备，顺江东下，降服孙吴集团，统一天下。“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败曹操，荆州遂成三家分占之势，孙吴占有长沙、桂阳、零陵、江夏诸郡。而刘备以关羽留镇荆州，占有孙吴上游之地，成其心腹之患，“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吕蒙向孙权进言，“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及关羽败走麦城和吴蜀夷陵之战后，刘备完全失去了对荆州的控制，孙权得以全据长江中下游，使境内长江天堑浑然一体，成为孙吴的一条重要军事屏障。所谓“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曹操者，长江也”（《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因为长江峡口以上，水流湍急而山高险峻，不利交通，只需在其下置重兵，即可防敌军顺江东下。而峡口以下长江江宽水缓，利于舟楫，交通便利，便于设防。

但是夷陵之战，吴蜀联盟暂时破裂，曹魏坐收渔翁之利。孙吴虽使长江防线上下浑然一体，但无论是在国力还是在政治、军事地理方面都陷入被动防御境地。曹魏占有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黄河流域，兵多将广，“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蜀汉虽偏居益州，但刘备以“帝室之胄”自居，坚持“汉、贱不两立，皇业不偏安”，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正统优势，而且凭借崇山峻岭，进可攻、退可守。而孙吴西有蜀汉为之掣肘，北有曹魏虎视眈眈；内部不仅有山越之乱，还有江东土著地主与孙氏政权的权力之争。夷陵之战后，为孙吴霸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周瑜、鲁肃、吕蒙、程普等人都已先后死去。面对种种劣势，孙权感到，如果稍有不慎，就只有“乞寄命于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唯有“限江自保”，处于防御状态。此种形势，诚如诸葛亮所议：“今议者咸以为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牟，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条）。在这种“限江自保”国策指引下，孙权一方面主动迅速修复孙刘联盟（《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载：“(黄武元年)自正月至闰月，(陆逊)大破之(刘备)”，闰月，指当年闰六月；又“(黄武元年)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另一方面，加紧对长江的军事布防，构筑一条贯穿全境的长江防线，吴之戒备，全赖“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长江)”（《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