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专题研究（7）

二000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2000年《三国演义》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山高等专科学校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5月9日至12日在安徽芜湖成功举行。来自全国１8个省、市、自治区的７０名学者出席了本届讨论会。据初步统计，中国大陆全年公开发表《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大约有8０余篇。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三国》的成书年代《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是整个《三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又是基本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辛勤探索，本年度在这方面又有几篇值得注意的论文。沈伯俊的《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9期转载），系统回顾了20世纪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历程：从20年代鲁迅率先提出“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到30年代因郑振铎等人发现明代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而使“元末明初说”得到学术界公认，再到80年代一批学者分别提出“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成书于元末”说、“成书于明初”说、“成书于明中叶”说等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者认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目前这一方面仍是资料不足，见解歧异。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对此争论也很大。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往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要真正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在基本事实的认定、新材料的发掘、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实、更细致的努力。只要研究者们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原则，弘扬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既珍惜自己艰苦探索的成果，又尊重他人的一得之见，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友好切磋，取长补短，就一定能圆满解决这个“世纪课题”。张志和的黄正甫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认为：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刻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三国志叙》、目录是天启间刻，正文则是旧版。”文章从黄正甫本的正文找出三个例证来说明它早于嘉靖壬午（1522）本：（1）黄正甫本卷十三有关“伍伯”的两处叙述，在嘉靖壬午本中都变成了“五百人”，以致叙述错乱不通。（2）嘉靖壬午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一节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语，此句下有注云：“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而黄正甫本卷十《张松反难杨修》一节中，此句正作“操令破板焚之”，可见它正是嘉靖壬午本注中所说的“旧本”。（3）黄正甫本引用了60余首周静轩诗，时间“应当是在周隐居之后而未去世之前”，而“周静轩大体上是生活在15世纪的下半叶，最多活到16世纪初。”加之黄正甫本中没有尹直为诸葛亮作的赞词，“这也可确证黄正甫本的刊刻时间必在弘治甲子（1504年）以前，实比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早二十年以上。”文章的结论是：《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黄正甫本就是它最早的刻本，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以这篇《前言》为基础，张志和又接连发表《〈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载2000年11月8日《中华读书报》）、《〈三国演义〉最早刻本在国家图书馆发现》（载2000年12月13日《中国文物报》）等文章，反复宣传其观点，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应该指出，张志和多年来一直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笔者也曾多次介绍其观点（参见拙作《〈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诸文）；他的这篇《前言》，实为他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的《黄正甫刊本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一文的重申和发展。不过，我认为他的论述存在若干片面之处，有待仔细斟酌。而张宗伟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针对他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一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辨析，旗帜鲜明地提出：“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国演义》今存明刊本中出现较晚的一种，孙楷第先生把它定为明天启间刊本是可靠的。”我在《一九九九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中曾介绍过此文。张志和想必也看到过张宗伟此文，则应予以正面回应，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此外，邱岭的《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兼考〈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将日本战争题材文学的代表作《太平记》与《三国演义》进行比较，特别是有关“三顾茅庐”和“死诸葛走活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对照比较，指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只能借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不可能来自《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或其他。”由于《太平记》成书于1368－1374年之间，因此，“对《太平记》产生了影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必定成书于更早时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应是元末较早时期。”文章进一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成书于14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一推断，正好与杜贵晨的成书于1323－1329年间的说法（见其《〈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不谋而合。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邱岭的这一考证另辟蹊径而又颇有新意，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