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三国演义》研究述评

在明清几大古典小说名著中，《三国演义》成书最早，《三国》研究的历史也最悠久。仅从现存最早的明弘治甲寅（１４９４）庸愚子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到撰写本文的１９９９年，时间就长达五百余年。如此漫长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１）明代；（２）清代；（３）“五四”前后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４）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５）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６）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本文打算仅就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情况略加论述。同时，限于条件，论述的内容将以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为主，适当兼及台港澳地区和国外的研究成果。一、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八十年代伊始，已经摆脱“文革”桎梏，正在大胆解放思想的中国学者便以新的精神面貌，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可贵的重新探索。他们或针对极左思潮加给《演义》的种种污蔑之辞，发出了“重评《三国演义》”的呼声（见陈辽《重评〈三国演义〉》文，载《文艺论丛》第１０辑）；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演义》的成书年代（如章培恒、马美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袁世硕的《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载《东岳论丛》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周邨的《〈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或分别论述了《演义》的主题思想（如王志武的《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朱世滋的《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叶胥、冒炘的《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载《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赵庆元的《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３期）；或对《演义》的主要人物曹操、诸葛亮作出了富有新意的分析（如刘敬圻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李厚基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主角》，载《新港》１９８０年第１２期；陈翔华的《论诸葛亮典型及其复杂性》，载《文艺论丛》第１２辑）。这些论述，意味着《三国演义》研究开始由沉寂走向复苏；但因成果较少，力量分散，尚未形成声势。１９８２年７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在全国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是年第４期），集中发表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李厚基的《〈三国演义〉构思基础质疑》、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沈伯俊的《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对此，《人民日报》迅速予以报导，《新华文摘》１９８２年第９期也全文转载了沈伯俊的《综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继后，该刊又在１９８２年第５期、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接连发表《三国演义》研究论文，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和回应。在此基础上，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全国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８３年４月在蜀汉故都——成都举行，来自国内１７个省、市的１２０余名学者出席，这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专家学者们的第一次大聚会、大交流。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围绕着《三国演义》的作者与版本、《演义》的主题、《演义》的艺术成就、《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向全国同行发出了筹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倡议。会后，《社会科学研究》于１９８３第４期集中发表了《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综述》和７篇论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于是年１２月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三国演义研究集》。１９８４年４月，来自全国２４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７０余名学者会聚曹魏故都——洛阳，举行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并正式成立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这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一支全国性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这支队伍是富有活力的，又是非常团结的，它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力。经过这样几个阶段的努力，《三国演义》研究很快形成兴旺的局面，成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