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一面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旗帜。建安8年（公元203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即下达了《论吏士能行令》引用管仲的话宣布说：“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曹操集》）“使贤者食于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东汉末年政吏十分腐败，“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名门士族垄断了吏治与人事的大权。几经受挫，使曹操深深地感到，要真正造就一去生气勃勃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改革吏制上作文章，于是做了7年的准备，终于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求贤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集》）他唯恐人们不明白“唯才是举”的含义，特别举例说：“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现在难道没有象姜子牙那样胸怀大志而在渭水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象陈平那样被人说成是盗嫂受金而未遇到知音明主的人吗？）闲散江湖者、欺嫂受金者中有大才，要挖掘重用，可见曹操纳贤用人不拘一格的决心和胆量。到公元214年、217年，曹操已是六十高龄的人了，深感人才不济、事业无继之忧，又两次下达了求贤令，进一步阐发“才”的含义，分析才与行的辩证关系，意在更多更快地博揽有这样或那样缺点，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三国志·武帝纪》）他强调指出：“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裴松之注》）“常格不破，大才难得。”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有时几乎达到挖空心思的程序，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拥进曹营，造成了曹魏政权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对士族近亲之中的有识之士，曹操更是设法辟而用之。司马懿出身名门大户，才干超群，但不愿仕曹，曹操反复征招不出，竟用杀头相威胁，终于将司马懿弄到手。司马氏实现了曹操未竟的统一天下大业，正是从曹操重用司马懿时打下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唯才是举”，“不拘微贱”，并不是不讲德行。他要求的才，是德才兼备之才；他要求的德，是能够为其统一霸业服务的德。抛弃“唯才是举”中的封建糟粕，他提出的这一用人原则，至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更需要补充的是，曹操还十分重视广开学路，从根本上培育人才，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在他下达《论吏士能行令》的同年，还下达了修学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而教之”。（《曹操集》）象曹操这样重视用教育手段造就人才的人，在三国战乱时是很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