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不偶然，当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历史戏《唐明皇》时，北京台正在播《戏说乾隆》；后来中央电视台的《三国演义》挟强大的宣传声威播出时，北京台又在播《戏说乾隆》续集。“戏说”续集换了赵雅芝这样的主角，戏也较正集略差，但据一项统计说，北京地区的收视率仍旧超过《三国演义》，前年的帐就不用算了。《三国》主要靠小说原作的名声，以大投入博大产出，没有赔本。而《戏说》的投资者从不张扬他们在海内外收入的数字，显然是自己个“闷得儿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么“续集”呢。
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是争夺热点，当然就有行有市。观众不用举手，只须用“换频道”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就够了。如果有客观独立的收视统计，实在应该是所有电视节目决策人员案头必备的参考。一位决策者曾激愤地同我说：“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戏说乾隆》，看《戏说》的是什么层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戏说’而不看‘唐明皇’的。”以两剧作出这样的比较，本来没有必要，却看得出一种失衡的心态。这就是前些年喧腾一时的“严肃文艺”、“纯文艺”对“地摊文艺”的讨伐，和近来以“高雅文艺”、“典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打起根儿就“严肃”“典雅”的文艺形式，比如诗歌，《诗经》里颇受称许的《十五国风》就是“桑间濮下”之语，词起源于教坊酒楼的小令，小说是俚巷之谈，圆舞曲源于奥地利民间双人舞，歌剧《赛维尔理发师》最初的观众是市井小民……文艺发展的大体趋势，都是源于鄙俚民间，一定时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发展到极至，成为小圈子内的精致消遣。一种形式被“玩死”了，就再从民间鄙俚处取得另一种，接着玩下去。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论，但大众喜闻乐见的，必然会形成需求，形成市场，而擅长此艺者也不难名利双收。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讲”，“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赵璘《因话录》）俨然今日之”歌坛巨腕儿”。这是来自当时儒家的批评，不会有广告吹捧之嫌。韩愈曾著《华山女》诗，描绘当时佛道两家以俗讲技艺打擂台，争夺听众的激烈情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说书艺人华山女儿出来后，即“訇然振动如雷霆”，“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就是公开的竞争。不要小看这“俗讲”，这就是中国说书和白话小说的老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