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忠义观

“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如《资治通鉴》在提到唐代“安史之乱”，张巡困守孤城，抵御叛军时，就有以下叙述：令狐潮复引兵攻雍丘。潮与巡有旧，于城上劳苦如平生，潮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惭而退。（《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文中张巡对令狐潮的责备，是说他不忠义。不忠，指令狐潮投降了安禄山，背叛了唐王朝；不义，是说他劝朋友投降，对不起朋友。此处正是涉及“忠”、“义”这两方面的概念。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个人的单向度关系中，且是天定的具有形上必然性的关系，从而使“忠”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义”的含义却在表同类人的关系这个大范围内越来越变化多端，直至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这种“义”的观念的发展当然对统治阶级是很不利的，因为以“义”为号召的联合，既可以表现为互相扶持的小集团的“结义”，也可以表现为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的“聚义”。明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里记载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的斗争，就有“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和“大阉亦逡巡畏义”的话。为了防止这种“义”逸出封建统治阶级修筑的轨道之外，朝廷的策士们就在“忠义”二字上下工夫，这种“忠义”不同于上文所说的“忠”与“义”的自然连缀，而是含有政治目的的捏合。首先承认某部分人或某集团在下层的活动是“义”，然后在“义”的前面冠以“忠”来诱导这些人不造反，甚至是效力朝廷。“义”在这一政治伦理“忠”的统辖下，遂演变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容忍与许可的行为。再者，“忠”、“义”二字连辞，显然有化解其狂狷之气，整合其豪侠之心的作用，并以此为行动者提供一种价值预设，经由这一人格的自觉和提升，最终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