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败俱伤——蜀汉中央政权与地方宗族武装的对抗

一刘备入川后之地方政策与影响

刘备在得到益州之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整和跟随自己戎马半生的荆州集团与本土的豪强宗族这两大势力的利益，以便为已所用，但是二者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荆州集团代表人物之一，已经阵亡的庞统在入川之初就和刘备说过“荆州荒残，人物殚尽……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所出必具，无求与外，今可权借以成大事”，这说明荆州集团已经不满足于四战之地的荆州，他们把目光伸向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而这也是符合当初诸葛亮的隆中战略的。但是随着大批荆州官僚的进入，势必引起两大集团的碰撞，如一开始“亮刑法峻急，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且客主之谊，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就是明显的例子。法正虽然是支持刘备入川，但是在本土豪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看到了这种不满所蕴藏的统治危机，所以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也确实是如诸葛亮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对地方豪强一味的妥协只会走刘璋政权的老路，但是根本的利益冲突才是矛盾激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刘备虽然号称仁义之师，不过为了褒奖戎马半生的荆州集团，还是“时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由赵云劝谏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有些纵容属下“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竟取宝物。”结果导致“军用不足”。然而刘备不仅没有制止暴行，还采取刘巴的计策“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以合法的政府经济手段来搜刮地方豪强的囤积多年的财富，尤其是“铸直百钱”，简直就是对地方土著豪强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以至“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虽然刘备也实行了诸多怀柔政策，如和豪强联姻，许以高官等等，但是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尤其是刘备所制定执行的一系列火上浇油的政策决定了中央政权和地方豪强的矛盾无法彻底得到解决，一旦中央政权出现危机，地方必然会出现波动，甚至有可能依靠自身发展多年的武装力量与之对抗。矛盾虽然是无法避免和从根本上解决的，但是其激化程度以及贯穿于蜀汉政权始终的政治现象的确实是蜀汉地方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地方宗族武装之反抗

中央和地方虽有权利之争的矛盾，但是还是有着包容之处的“封建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还公开或默认宗族团体自己实行调处权和制裁权，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宗规与国法共同源源于礼制规范，宗规与国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国法与族规的相辅为用，乃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论的具体体现。”而且自西汉以来地方宗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王莽的篡权以及东汉的建立都有当时地方宗族豪族的身影，刘秀册封的“云台二十八将”多为地方大宗族领袖，而在东汉末年宗族武装对于平叛黄巾起义也起着重要作用，并且纷纷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进而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魏蜀吴的政府首脑人物以及袁绍等曾经名噪一时的割据军阀背后都有宗族豪强的人力物力支持，已经进入中央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有多大程度的和平共处决定了其政权能否长治久安，遗憾的是以刘备为首的外来势力在进入益州本土后，对于本土宗族豪强的处理方式与刘璋时代相比有些矫枉过正，打压过度而欠沟通，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长期对峙，造成两败俱伤。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双方共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