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创作方法新释

一作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以其历史史实与传奇故事相结合的方式独展其特有艺术魅力，深受历代读者称赏，以至于此书一出，“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南北宋》诸刻，其浩翰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①并由此促成了我国历史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局面。但是，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史实与现实的关系这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向来众说纷纭，聚讼不已。这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由于不同时代的隔阂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一件艺术作品，应该怎样表现所写地方的外在方面，例如风俗人情、宗教、政治、社会道德各方面的情况呢？换句话说，艺术家应该忘去他自己的时代，眼里只看到过去时代及其实在情况，使他的作品成为过去时代的一幅忠实图画呢？还是他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要只注意到他自己的民族和时代，按照符合他自己的时代特点的观点去创作他的作品呢？”②的确，在苍茫遥远的历史和鲜活逼真的现实之间，如何恰切地衡量与把握两者的本真和联系，这是系扣在历史小说创作家面前的一个硬结。具体到小说《三国演义》的评论史也是这样。早期的论者观点可以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为代表：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此段宣言表面是在论史，实际所谈就是历史小说，庸愚子的观点究其实则就是传统的“良史”观，把小说当成纯历史看，即认为历史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通过对客观史实的描述和历史人物的褒贬，反映社会治乱兴衰的若干规律，总结有关的历史经验，使后世有一定鉴戒，即所谓“昭往昔”、“载政事”、“观人才”、“知邦家”是也。解弢在《小说话》中竟至于提出历史小说应“摭拾轶闻，以纠正史之失实，以补正史之遗漏”。这种“史鉴”观实是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素重历史的传统相联系的。重史、信史的传统影响到了对历史小说的评判、赏析，当然不可能对之作出科学的评价。而另一派的历史小说论者从相反的一面出发，强调艺术虚构的重要。如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言中就批评“悉遵正史”的观点，提出了“贵幻”的主张。袁于令认为，创作历史小说可以据史书而“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为了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可以超出通常的生活“情理”，“顾中有慷慨里耳而不必谐于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如此着重于艺术虚构的重要性，几乎到了让人怀疑其否定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程度，这又显然过犹不及，很难得到小说界人士的赞同。新时期以来，学界又常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观点来解释总结历史小说创作的特色，但此种说法也受到尖锐的挑战。最主要的症结在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相统一，其各自在作品中占多大成份，是“七实三虚”，抑或是“三实七虚”？历史小说如何反映现实社会的精神？这类问题深深困扰着历史小说的创作界和理论界。而从历史的存在出发来阐释、理解一切的现代阐释学批评给这个难题的解决带来了一线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