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文体之集大成

《三国演义》的文体，大致有三种：与史书编纂相近的准纪事本末体，与宋元白话小说相近的准话本体，以片断缀合为特征的准笔记体。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准纪事本末体较为尊重实录原则，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准话本体注重故事的情趣，风格诙谐；准笔记体洋溢出掌故风味。《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集诸种文体之大成，遂成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小说。

文化惯例是文化传播的前提。小说设计及其实施以文体为媒介，而文体是社会群体的资产，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模式都隐寓在文体之中。当小说家选择适合其作品的文体时，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文化惯例渗入他的文体，以致他的个人表达必定带有附着于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的社会意义。

在《三国演义》的评论中，思想内涵（主题）的众说纷纭几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议。各种不同的见解，从整体构成的角度看，其实并非尖锐对立，倒是互相补充的成分居多。大家之所以各持己见，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忽视了：《三国演义》是一部累积型的创作，历史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因而，其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固执地视某个侧面为小说全体，盲人摸象，理所当然会产生误解。

《三国演义》的文体，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就一般情形而言，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偏重准纪事本末体，如官渡之战；而当涉笔刘备集团时，则较多采用准话本体，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准笔记体通常属于局部的点缀，如管宁割席分坐，杜预《左传》之癖。这三种文体，它们处理题材的方式相异，传达出的意蕴也各有侧重。《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遂成为集诸种文体之大成的不朽巨作。本文将具体地予以探讨。

一、准纪事本末体

历史编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左传》的编年体，到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再到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的外在形态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区别无疑是明显的，编年体强调时间的顺序，纪传体强调人物的性格，纪事本末体强调事件的完整；但它们又有非常一致的追求：

（一）处理题材的方式应有助于给人“实录”之感；

（二）通过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从而为后世提供借鉴。

应该说，“实录”只能视为历史家的真诚动机，被叙述的历史与原生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是有距离的。这是因为，叙述过程即选择过程，历史家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将生活细节照录下来；同时，记叙者无法亲临现场逐一地观照他试图记录的生活场景的每一个局部，他必须动用自己的想象能力。但是，历史家既然以“实录”为秉笔原则，也就不能不遵守相应的规范，即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为这是可闻可见的，而不应该直接阐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无法观察到的。这当然会带来遗憾：读者对于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甚了然。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家仍然谨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写的规范，宁愿有所遗憾也不以牺牲实录原则为代价。《三国演义》中也不乏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