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淮的水事纠纷

水事纠纷是指水资源配置、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江淮地区（指长江以北、淮河以南、黄海以西、大别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地形多样，有山地、丘陵、冈地、台地、平原，而以平原为主。气候多变，降水年际分布不均匀，常有水旱等气象灾害发生。从水系看，江淮南枕长江，北肘淮河，东临黄海，运河纵走，水道密布，湖泊众多。丰富的水资源有利于江淮发展水利灌溉和航运事业，但是也造成洪涝灾害的频发。从行政区划看，江淮疆界错壤，农田的灌溉与排泄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淮扬的泰州、高邮、宝应、兴化、盐城多存在“田间水道有此谓可通而彼谓可塞者，有彼见为利而此见为害者”（陈应芳《敬止集》卷一）的情况。这样，人们为防灾、减灾所进行的水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往往目标纷杂，利益难以均衡。这就是明清江淮水事纠纷不断产生的宏观背景。

从微观环境来看，导致江淮水事纠纷产生的因素有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豪强刁民霸占水利设施，争夺灌溉水源。寿州的芍陂，从明代中叶以来，就有豪强奸民筑拦河堤，断绝水源，导致其他近陂居民灌溉效益下降，从而激化了水事矛盾。二是为了抢占河滩地。洪泽湖地区的桃南厅于家湾龙窝汛十三堡河堤，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二十一日被桃源县监生陈端、陈光南、刘开成及生员陈堂等盗决，造成全黄入湖的惨剧，动因在于抢占湖内靠堤之处的滩地良田。（《林则徐集·奏稿四》）三是为了保护本方的土地、村落或其他财产而修建不利于对方的永久性工程。四是为了保护本方的土地、村落或其他财产而强行拆除对方的永久性工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六月十二日泰兴民众为排泄境内积水，强行掘开靖江之水洞港，致使丁墅、太平两团顿遭水患。团民正在修复时，泰州民众又尽掘界河之南官坝，水事纠纷白热化。

若从水事纠纷产生的主体来看，江淮的水事纠纷类型也有很多种。有个人和个人、个人和集体、集体和集体、行政区之间、上下游之间、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纠纷。而影响至大的主要是以下三种：一是上下游之间。晚清时的桐城县西乡，因是水乡，为了养鱼和农田灌溉，有人筑堤壅水于上游，旱闭涝泄，故常“为下流毒”（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一一）。二是行政区之间。为争夺灌溉水源或者为排泄积水，江淮地方行政区之间常引发水事纠纷。盐城和兴化两县常常为排水入海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出盐城东门一里许，有石躂口。在万历年间，围绕是否封闭该口，两县打了多年的官司。（万历《盐城县志》卷一○）三是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淮扬运河是明清漕运的大动脉，国家倾注大量财力和精力以保护运道畅通。然而，运河上下游地势高下相悬，居民点和农田密布，于是围绕通航与灌溉、泄洪与防洪问题在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一直有难以解决的水事纠纷。鉴于道光以后，归海五坝的经常启放，下河地区被水严重，于是亲民之官纷纷劝导地方民众大修圩堤以挡水。这样，又有“治水之官，禁民筑圩，恐防水道；亲民之官，劝民筑圩，以卫田庐”的水事纠纷。（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