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

从几个侧面、几个人，其实难以窥测明代后期士人心态之全貌。之所以这样做，意不过在于了解一点动向。想借助一点事实，来描述明代后期几个士人群落之心理趋向。然亦只到天启初，未及崇祯，更未及易代之际。盖以为明之亡，万历后期已成定局。士之出处去就，群分类别，已足展现其分化之情状。而崇祯至易代之际，此种之分化，似更为复杂而激烈。临难之际，彼等之行为，为善为恶，亦更为惊心动魄。研究彼时之士人心态，另是一篇大文章。

对于明代后期不同之士人群落，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应该给予如何之评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同一个人、同一群落之看法，不唯千差万别，甚至天玄地远。作为明亡过来人的王夫之，对于明代后起之新思潮，就表现出极端之厌恶。他说：“阳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胡芦样，不特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亦甚矣！”他的意思是说，阳明思想，不过禅家者流，而妄谈仁义。因之他就给了极严厉之批评，说是不知廉耻。他对于李贽及其相近之士人群落，更是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方密之“特其直斥何心隐、李宏甫为刑戮之民，则允为铁案；绝无关系处，以身试灯油而恣其意欲。无知轻躁之徒，翕然从之，其书抵今犹传，乌容不亟诛绝之也！”又说李贽在任云南姚安知府时，“恣其贪暴，凌轹士民，故滇人切齿恨之”。关于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贪暴之事，并无确凿之证据，只不过由于对李贽思想行为之否定，从而亦信有关李贽贪暴之传闻。王夫之对于万历时任情纵欲之士人群落，同样持否定之态度。他说：“潘之恒以纳赀入太学，用淫媟术事宾尹，施施以兽行相矜，乃至纂撰成编，列稗官中，导天下恶少年以醉骨。而袁中郎、钱受之、钟伯敬辈争推毂之恒，收为名士。廉耻堕，禽风煽，以使神州陆沉而莫之挽。”[1]这是说，潘之恒、袁宏道他们亦负有神州陆沉之责任。与之相反，也是明亡过来人的钱谦益，则称李贽为姚安太守时“政令清简”，且对其人格备加称赞：“卓老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他视李贽为异人。[2]他也并不否定袁宏道与潘之恒。他说袁宏道为吴县令时，“县繁难治，能以廉静致理”。[3]他对于潘之恒，也只用了一种中性之叙述：“好结客，能急难。晚而倦游，家益落，侨寓金陵，留连曲中，征歌度曲，纵酒乞食，阳狂落魄以死。”[4]也是明亡过来人的张岱，则把东林党人看作败国亡家之祸害。他用了四十余年完成《石匮书》，有人批评说书中没有拥载东林，不合时宜。他为此有一大段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