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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历五年九月,首辅张居正之父病逝,按当时的丁忧制度,他应离职回家乡守制二十七个月。当时内阁还有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不过形同摆设,事无巨细都由张居正定夺,两人不敢担当首辅重任,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请皇上谕留张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谓“夺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后,下旨夺情。张居正连上三疏乞恩回乡守制,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夺情遂成定局。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才把朝野舆论强压了下去。史书却谓,所谓夺情,乃是张居正和掌印太监冯保的阴谋:“江陵〔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的人,封建礼教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当时新政正在全面展开,断无离职二十七个月之理。他不愿回乡守制,希望夺情,是毫无疑问的。在上疏乞恩守制时,就说得很露骨:“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但张居正自己不愿守制,神宗、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张居正名为首辅,实乃摄政,十足是个“改革的总设计师”,朝廷岂可一日无他?即使他真心实意要求守制,神宗、太后也绝不会答应。第二年三月张居正归葬,希望能请假到八九月份,神宗却命他五月份即回京办公,其间朝廷有大事,即千里奔驰请示张居正,足见朝廷不可一日无“首辅张先生”。以张居正之精明,岂会不知道这一点,哪里用得着画蛇添足鬼鬼祟祟与冯保密谋夺情?不错,神宗是在张父死后十余日才获悉的(神宗给张居正的手札说:“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但张居正本人也只比神宗早一日获悉死讯。张父死于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噩耗才传到北京,第二天吕调阳、张四维就上疏要求夺情了,一天之差,说张居正与冯保谋定然后报讣,未免过于勉强。何况既是密谋,史官焉能得知,什么“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史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同前引〕绘声绘色,如亲临其境,那是把历史当小说了。二医学上有所谓“久坐成痔”一说,多年的文牍生涯,使张居正得了很严重的痔疮。痔疮本非致命,但张居正为了根治,却请了一位“名医”动手术割除痔疮。按当时的医学条件,以中医的外科水平,开刀动手术无疑是在跟死神开玩笑。果然,在万历十年三月间动完手术后,张居正就再也起不来床,接旨也只能伏枕叩头。拖到了六月,垂危,十八日神宗命太监送去一封手谕问张居正政治遗嘱,张居正挣扎着写了一本密揭推荐了两名接班人,又过了两天,二十日,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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