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在”与“行走”

　　《宋史·地理志》中说，当初北宋皇室南渡，原本不过是将杭州作为一个暂时的所在，即所谓“临安”或者“行在”，因此最初亦无任何大兴土木的营造计划。“建炎三年闰八月，高宗自建康如临安，以州治为行宫，制度皆从俭省，不尚华饰”。之所以“不尚华饰”，并非是皇帝是一个清净简朴的人，或者崇尚一种清净简朴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他并没有将杭州，真正视为自己疆土的政治权力中心。之所以没有这样看，原因却不简单，显然有多方面的考量。至少对祖宗以及臣子们来说，算得上是一种说得出口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一种“借口”，再说得难听点，甚至也是一种“敷衍”。 　　或许是在这样一种“解释”之下，初到杭州、惊魂未定的北宋皇室，从一个繁华的北方都城，来到这虽自称“三吴都会，自古繁华”的郡治杭州，如何安顿得了。但又不好意思马上就大兴土木、营造宫殿，以供奢侈享受，还要为那些一天到晚在进言北伐、收复疆土的主战派朝臣们一些安慰。于是乎，后来的文献中，竟然出现了宋皇室临安杭州之后这样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车驾初至临安，霖雨不止，叶梦得等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扎窄。而贵为天子的大宋皇帝，竟然有如此通情达理之回覆：亦不觉窄，但卑湿耳。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求安。 　　一个与天下臣民共患难的天子！所以《行在所录》中会有这样的记载： 　　绍兴元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有旨，仅蔽风雨足矣。时修内司乞造三百间，诏减二百。二十八年，增筑皇城禁中，间有营建，率因事立制，务在简朴，列朝相承，罕所增益。 　　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呢？ 　　明杭州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帝王都会》中说：“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也就是说，日子一旦稍微好过了一点，不管是这种所谓的“康裕”是仅限于杭嘉湖平原地区，还是在稍微扩大一点，但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实际所辖区域，都显示出没有一个皇帝愿意过紧日子、当苦皇帝。如果当皇帝都不能享受，还有谁会争抢著去觊觎皇权呢？ 　　于是便有了士人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的讽喻，亦有了“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之类的议论。其中所言，无非是南渡皇室显然已经将临安行在，当作了可供偏安的“久在”。甚至因此也连累到西湖，论者“以西湖为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吴也”。 　　其实，湖山何罪之有？不过无辜牵连，受累成了替罪。而之所以会有如此议论，多数不过是为当初一个“临安”“行在”所蒙骗。或许在南宋皇帝的内心深处，那个北方的都城，曾经的繁华所在，早已经不过是过眼云烟了，哪里里有眼下实在的享受来得真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