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两晋时期的中国山水画

山水画是中国画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题材，历各代之变迁而不衰，是中国画表现的永恒主题，它在中国画艺术中的地位是其它任何画种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绘画史也就是一部中国的山水画史。

然而山水画的真正起源是始自东晋时期。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第一句就是“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可见山水画已成为一个重要表现题材。而且，作为最早的山水画笔记《画云台山记》记载“山有面侧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再如“下为涧，物景皆倒，作清气带山上三分倨一以上”，此处，可算作以文字描绘山水画面，是一篇山水画构思的文字稿，谈到了山水画的构思、设色的具体内容，当作为山水画诞生初期的文献来看，虽然我们现在已不能得见顾恺之的山水画，但从现在的传本《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载的样子；“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从后世《洛神赋图卷》的攀本中我们也确实看到“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无论是山水还是树石，都表现为高度的

概括化。比如树的表现，银杏树仅象征性地以三、五片银杏叶概括，树枝的“列植之状”，也是“若伸臂布指”，离现实生活中的银杏树有很大差距。山石仅以线条勾勒而无皴法，虽有阴阳向背，却无“石分三面”之象。不过水法和云法的表现是极为成熟的，水、云的流态动势，相当完美，由此可以看出，山水画的表现在顾恺之手下已初步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山水画初期的这种形态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时的山水画往往仍是人物活动的场景、配景，即便独立为一个专门画种，仍旧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

其后宗炳的《画山水序》一文是中国山水画乃至中国画最重要的文稿，对后世影响极大。它是中国山水画艺术的真正基础。他说“圣人含道日映物，贤者澄怀味像”，“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而仁者乐”，说明了宗炳对自然山水美的欣赏；实现了观道的目的，山水美之为美的社会价值被发现。“余春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在对山水美景的游览中获得满足，山水画的创作是可以“卧以游之”，以便“澄怀味像”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这是宗炳对山水画的具体运作提出的要求。以山水本来的形色描绘自然美景，就是要讲究真实，同时也有了“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的近大远小原理的思想萌芽。他还说“峰岫娆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以，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原来山水画是可以“畅神”的，“神之所畅”也，人的感觉器官在与自然美景的观照中获得了愉悦，自然之美，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山水“以形

媚道”的美，山水景致，可以“应于目，会于心”，人的感官融于山水之所托，作画者和观画者的精神都表现了“澄怀味像”，起到了“观道”的作用，固而提高了山水画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