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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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晋开始直到南朝宋时期的人口南迁，也影响了南朝村落的形成。从具体的地域来看，主要是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人口迁往长江下游以及淮河流域。

围墙

  从地形上看，村落或者位于山区，或者位于平原。   平原地区的村落，由于缺乏天然的屏障，所以村落民居集中修建在一处，聚居区与田野之间用坞壁分离，至少也有土墙。平时，村民由村门或者村闾出入，村里的生活区域比较狭小，人口十分密集。坞壁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兴起于战乱时期。当时，这是一种能够有效抵御外来侵扰的建筑形制，对保卫村落十分必要和有效。由于壁围的存在，建筑与其内的村落空间自然而然变得非常仄狭有限，给正常的起居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属于战乱时期不得已而居之的处所。所以，战乱一旦结束，有经济条件的人家随即迁居于坞壁之外，另择宜居之处重新建宅。又由于兴建房屋的行为大多是以户为单位，新建的居所也相对零散，规模不大，所以新的村落往往呈现出区域聚落的散居状态。单体建筑很少有高大的围墙，即使有土垒的矮围，也是出于喂养家禽家畜区域和宅地的分界之需，是“有围无墙”，完全没有什么实际的防御功能。这类形制的演变，直到今天仍有遗存。例如，湖南郴州一带的碉楼、寨堡，最初都是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战事结束，部分有经济实力修建新房的民众则迁出，另一部分仍居于其中。宜章的黄沙堡内，原有居民大部分都已经搬迁出去，但中心区域仍旧居住着几户人家，菜地、水井都有，即使封闭起来，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是坞壁与村落演变的活证。

宜章的黄沙堡。来源/好看视频@潇湘小灰侠 总之，战乱之后，大多数村落都没有围墙，即便有，也是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围墙主要是用来抵御外敌的，在和平时期并不能给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生活带来方便。因此，战乱时期修建的围墙，在失去其防御功能之后，一般会被村民废弃。而且，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单独列出一笔修建围墙的费用也属于多余。   村落周边虽然没有围墙，但个体的家庭住房都是独栋的，且大多有篱笆或者石土砌围环绕。这大体可以由史料中的零散记载组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面貌。南方的长江下游地区，河流湖泊密布，雨水较多，因此一些人家在房屋旁边开沟，便于排水。南朝宋时，浙江会稽永兴的郭世道家里就是如此。《宋书》卷九十一《孝义传·郭世道》载：“居宅下湿，绕宅为沟，以通淤水。宅上种少竹，春月夜有盗其笋者，原平偶起见之，盗者奔走坠沟。原平自以不能广施，至使此人颠沛，乃于所植竹处沟上立小桥，令足通行，又采笋置篱外。邻曲惭愧，无复取者。”可以看出，郭世道的房屋附近还种植了大量的竹子，这既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又可以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在这片区域，无论是隐居于乡村的士大夫，还是世代耕作于此的农民，在屋前屋后种竹都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不仅限于种植竹子，有些地方也种植桑树。《南齐书》卷五十五《孝义传·韩系伯》载：襄阳一带，民众通常种植桑树来区分土地的权属。当时，襄阳的韩系伯不与邻人相争，觉得桑树的枝叶会妨碍别人地里的农作物生长，因此把自己的地界内移数尺，但邻居却马上把地界外移，侵占了他所移开的地方。韩系伯便再次变更地界，向内移植桑树。此外，榆树也被用来作为篱笆，如《三国志·郑浑传》所载的“树榆为篱”。   于村里宅外植林，也与居民的风水观念有关。这一时期，村落布局中已经初步有了风水林的观念。所谓风水林，就是不少村落在选址时，考虑到风水上的因素，特意在周边某处留出一片土地种植树木，树木成林后，或遮阳避雨，或挡风穿堂，这片人工林就被称为风水林（也有的是特意留下的小面积原始森林）。村民相信风水林会为村落带来好运，因此他们都会着重保护风水林。他们还会在风水林栽种具有不同实用价值的树木（如果树、榕树、樟树及竹等），使风水林有实质性的经济价值。湖南城步县长安营乡的大寨村，至今还保留着一片东晋时期形成的人工风水林。这片风水林全部由杉木组成，共有38棵，生长在溪流的沙滩上或者小溪两岸的崖畔上。耸立在西边崖畔上的那棵最高、最大的古老杉树，胸径2.45米，胸围7.7米，冠幅28米，树高约30米，立木蓄积量达50多立方米，是湖南目前发现的最大杉树，比已知的福建“杉王”（胸径1.6米，胸围5.02米）还大40%以上，被称为“中国杉树之王”，种植时间为东晋（317—420年）。它之所以能经历1600多年保留至今，是因为村人相信，风水林会护佑整个村落，不能轻易砍伐。  

于村里宅外植林，也与居民的风水观念有关。摄影/4045，来源/图虫创意   这一时期的村落周围也有篱笆环绕。《宋书·孝义传·郭世道》中的“又采笋置篱外”就表明，竹子外面装有一层篱笆。东汉至魏晋大兴坞壁时，篱笆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载：“（李崇）乃于硖石戍间编舟为桥，北更立船楼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篱。”这个“篱”，并非象征性的建筑，而是实实在在的防御工事。庾信的《哀江南赋序》中也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北朝如此，南朝亦然，连南京城的城门外都设以竹篱。《南齐书·王俭传》载：“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初，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根据“篱”字的本义以及郭家的物产可以推测，郭世道房屋外的篱笆当由竹子制成。   以篱笆为界，界内即为户主家的土地。《南史·陈显达传》载：“官军继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乌榜村。骑官赵潭注矟刺落马，斩之篱侧，血涌湔篱，似淳于伯之被刑。”陈显达兵败退至乌榜村，被赵潭斩杀于村旁的篱笆旁。这一时期村落的篱笆，延续了前期坞壁的篱笆特色。村落中的篱，当然不可能像城门或者坞堡一样牢固讲究，但它自此防御功能演变而来，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住宅规模

村民的住宅规模，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看，政府的建宅政策相对宽松，给出的建宅地面也相对较大。北魏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均田令”载：“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三口之家，居室面积可以达到一亩，约677平方米。这么大的面积，当然不可能全部用来建房子，应该是以篱笆为界的。西魏时，朝廷规定人均房屋面积所占土地更多。十口之家可占五亩，九口之家占四亩，三口之家占一亩。当然，朝廷颁发的这些条令，未必完全与当时的情况相符。例如，北魏的裴佗位至中军将军，回乡后“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敦煌出土的S613号文书记载，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敦煌一带无论每户多少人口，“园宅”均为一亩。园宅可能就是宅和园的总称，房屋建筑为宅，房屋周围土地以篱笆圈起的空地为园。   在南朝，除少数世家大族以外，普通的村落民居也多以小型居室为主。这与大家族制度式微及小家庭制度盛行有关。梁代的徐勉在一封书信中说自己“内中逼仄，无复房宇”，几个儿子即将成婚，请慧日、十住等僧人主持，又需要更多的房子，而自己“清明门宅，无相容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本来想在“东田间营小园”，作为自己退休之后的归宿。但是，因为“近营东边儿孙二宅”都是挪用了“十住南还之资”，“其中所须，犹为不少，既牵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辍”。于是，只好将东田的园宅“货与韦黯，乃获百金，成就两宅”。徐勉为士族官僚，仍旧要为住房问题担忧，普通民众应该更加严重。南朝基层社会实行里伍制度，士庶错居，比屋邻居，因此各种信息传播较快，“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只有房屋小而且靠得紧密，才能有此效果。  

安徽黄山呈坎村的初夏

房屋样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落的房屋样式，目前所见的材料有限。建筑史方面的著作多以皇家宫殿及宗教寺庙建筑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涉及村落民居建筑。至于营造的手法，也仅仅见于傅熹年先生的论述。他在研究龙门及云冈石窟的基础上，根据建筑材料的不同，将魏晋南北朝的单层建筑分为五种类型：其一，房屋下部由夯土墙承重，上部为全木构梁架；其二，房屋由山墙及后墙承重，前部立柱承檐，上部为木架；其三，房屋前廊为木构架，屋身为夯土墙，上部有木架；其四，房屋为全木结构，柱间施阑额，阑额上施斗栱，斗栱与柱共同承檐；其五，房屋为全木结构，柱间有阑额，柱及阑额上施斗栱，斗栱承檐。斗拱多见于宫殿楼阁，村落中，除了少量的体量规模相对较大的公共建筑（如祠庙之类）以外，普通民居应该使用不多。除此以外，其余的形制应该符合当时建筑的真实面貌。多层建筑，如塔、楼等，并非典型的普通民居所用，故而不做详述。   单层建筑屋顶形式也有很多种类，如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硬山式、四角攒尖式、圆攒尖式、囤顶式、单坡式、平顶式等。种类虽多，但各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庑殿式、悬山式屋顶比较普遍，既可用于高级别建筑，也可用于厕、溷、仓、井、碓屋、禽舍、畜舍等较低级别的建筑。囤顶比较特殊，接近平顶但中部微拱，主要应用于寒冷地区，可防止屋顶积雪。歇山式、硬山式、四角攒尖式等比较少见。  

湖南隆回县花瑶梯田   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中，有一些相关的图像材料，可以作为村落普通民居建筑的参考对象。例如，在辽宁的棒台子二号墓中，画于后室后壁的居室图，高1.4米，长5.12米。正中高楼三层，盖顶为庑殿式，墨瓦垄，脊上似有鸟首状物。朱栏红柱隐约可见，下有较高的石台基，中间有左向的阶石，楼内有红色楼梯。楼左前方水井一眼，朱线勾井栏。楼左和左后方有院墙一道，顶为流水式瓦脊。院门在左墙中部，朱门两扉里向分开，门楼也作流水式瓦脊。这应该是东北地区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人家的房屋建筑，包含有楼阁、水井、庭院等部分。不同区域的村落建筑会有不同的特色。例如，巴蜀地区的房屋结构与形制就明显与东北的不同，其特点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房屋底部有立柱和不立柱两种，前者有干栏式建筑特色；第二，开间以三间为主，进深为二间，故而被称为“明三暗五”；第三，梁架为三角式样，普遍使用斗拱结构；第四，院落平面上，前有门楼，房前有廊，廊外侧用栏板防护、装饰。在湖南地区，村落民居较为普遍的形制，大抵可以长沙月亮山出土的陶楼为例说明。该陶楼由两幢长方形的房子组合成一曲尺形的平面，其余相对的两角，用矮墙围起来，形成一个后院。整体又构成一方形，包括住房、厕所和家畜圈栏三部分。顶为悬山式，复瓦。屋的前半部高敞，为住人之处，前面设有门和菱形窗格。后半部右边为厕所，蹲坑设在后右侧楼上，与前面住房相通。后院为家畜圈栏。此墓虽为东汉墓，但由于当时湖南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发展较慢，魏晋时期的建筑留存有东汉时期的形制可能性较大，因此村落民居格局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辽宁的棒台子二号墓

 

目前，已发掘出了2000多座魏晋南北朝的墓室，其中将近200座墓室都出土有建筑明器。这些建筑明器遍布江苏、河南、陕西、广西、湖北、河北等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居建筑特色。从类型来看，有囷、厕、溷、碓屋、坞壁、井、禽舍、畜舍、楼阁等，对魏晋南北朝的村落建筑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以此为依据，我们对魏晋南北朝的村落建筑稍做分析。

村落建筑

前文已经对坞壁的由来进行了介绍，此处对其形制稍加概述。坞壁通常平面为长方形，四面围高墙，墙上施双坡屋顶。通常只在坞壁一面或两面的墙下部开设小门，门上立高大的门楼。坞壁高墙四角立角楼（或称隅楼），一般为斜45度方向。坞壁内的房屋，除了供居住之用，还多建有粮囷，可囤粮据守。如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的明器坞壁。还有的坞壁中立高楼，作瞭望和远程射击之用，如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M1出土的明器坞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阁，一般是二层或者三层。当时的建筑技术决定了不可能有再高层的木构建筑。辽宁大连营城子石板墓出土的三层明器楼阁，楼二层底部刻“高楼”二字，可见这时期的人们将三层的楼阁已经看作高层建筑。楼阁平面一般为正方形，顶部多为四角攒尖式。只要是多层建筑即可称楼阁，可见当时并无非常固定的构建形式，多为因地制宜，依当时的需求和当地便利的建筑材料，以及常见的营造工艺而建。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M1出土的明器坞壁，中央立一座三层望楼，墙壁上有射孔。这很显然是作为军事防御性质的楼阁，是“楼”的本来面貌。《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载：“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复闻者以二为节，次后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发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之内。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诸州置楼悬鼓，自崇始也。后例降为侯，改授安东将军。”今天南方的侗族村寨中，也依然是村村都建有鼓楼一座，其主要的传统功能也与此记载类似。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出土的明器楼阁，顶部有刹和相轮，俨然一座佛塔的形象。由楼阁演变而来的楼阁式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倒是有了定型，成为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廪、仓、囷等都是储藏粮食的建筑。参考该时期出土的明器实物模型，廪是最高级的存储处，较为少见。仓的形制一般为两层，平面为长方形，屋顶为悬山顶或庑殿顶，外部设楼梯可登上存取粮食。仓墙面上部均设开口作为通风窗使用，并设有窗闩，说明能自由启闭。窗口有单个，也有一排多个的情况，与仓内部的分隔室一一对应，既能将五谷分类，又能防止某处受潮后影响其他区域。根据仓的形制与规格，可以推测它并非普通平民家庭所能拥有的，因其本身修建耗费工钱，平民家庭一般也并无如此多的粮食可以屯放。魏晋时期，平民所用的多为圆形的囷，呈筒状，高2~3米。囷身墙上通常设一门或一通风窗。囷顶为圆攒尖式或覆钵状。有的囷门位置较高，外部设置有楼梯。更小一点的则为储粮罐，形制跟囷类似，但不设通风孔。   碓屋是粮食加工的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碓屋，平面为长方形，屋顶为单檐庑殿顶，四壁有门窗通风，屋内墙角部置踏碓，其余空间较大，可用来放置待加工的粮食。   井是居民获取饮用水的主要场所。为防止人畜掉入，居民在井口以砖石建造圆形或多边形井栏。为了能方便提水，居民又在井栏上修拱形井架，或在两柱间架一横梁。井架上固定辘轳，提水时向下拉动绳索，便可转动辘轳将汲水桶拉起。为防止井水被雨水污染，有些井架上还建有一悬山式或庑殿式屋顶，称为井亭，高2~3米。   禽舍和畜舍是养家禽家畜的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饲养的家禽主要有鸡、鸭、鹅三种，牲畜主要有猪、牛、羊、马、狗五种。除了部分人家的鸡、鸭养于笼中之外，大多人家养于禽舍。禽舍与普通房屋形象类似，尺寸较小，通常平面为长方形，单层或双层，有屋顶。禽舍四面环墙，正面墙上开一至两个小门洞供出入。部分禽舍底层架空，下层收集粪便，上层供禽类休息。猪、牛、羊等设栅栏圈养，也可专设一房舍供其休息。马也可在马厩中圈养。  

安徽黄山呈坎村居民的生活   厕所是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场所之一，既可作为独立房屋，又可作为房屋附属。前者往往以富豪家多见，讲究一点的厕所已经分男女，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出土的明器，外部左右各设一门，内部则有男厕和女厕两间。后者见于普通人家，平面为长方形，以墙环绕，上面大多无顶，仅在墙内一角设一厕坑。有的厕所为两层，设楼梯连接上下，底层设厕坑。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出土的明器，厕底层墙壁上还开有一方形排污口。   溷是将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的建筑形式，是典型的村落建筑。为便于收集圈养的猪的粪便，同人粪一起积肥，溷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上面为溷轩，下面养猪。溷轩建在猪圈一侧或者一角的上部，厕坑与猪栏上下直接连通，溷轩外设斜向楼梯。第二类则是溷轩和猪圈并置，溷轩设在猪栏一侧，通过厕坑的排污道与猪栏左右连通。溷下部的猪圈，按平面形状可分两类，一类为方形，另一类为圆形。   这类建筑大多为村落地主及以上阶层所有。除此以外，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民，所居建筑则为草屋。木材虽然容易获取，但加工费用较高，并非普通人所能承受。尤其在南朝，更是如此。直到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时，江南地区的大量民众都居住于草屋之中。《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载，杨坚攻打陈国时，高颎就曾因当地人所居多为草屋，容易着火而献策：“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一些清廉的官员也有住草屋的经历，如东晋名臣孔愉，“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南朝宋明帝的贵妃陈妙登娘家，“在建康县界，家贫，有草屋两三间”。宋明帝说：“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于是“赐钱三万，令起瓦屋”。草屋与瓦屋，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等级。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村落建筑也值得注意。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卷一载：“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北方地区干旱少雨，植被贫瘠，居民多采取穴居式；南方地区雨量充沛，竹木建筑材料丰富，居民多采取巢居式。汉民族的建筑工艺发展之后，居民多在平地上居住，能利用砖石竹木综合材料建筑居室。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穴居与巢居的居住方式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  

湖南花瑶挑花姑娘   南方少数民族的房屋，以干栏式建筑最具特色。干栏式建筑起源甚早，一方面可以躲避鸟兽虫蛇，另一方面可以防潮防水。建筑下层由竹子或者木头支撑，上层铺设竹木制的楼板及墙壁，屋顶编织草排覆盖。生活于巴蜀地区的獠人，据《魏书》载：“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吴越地区也是如此，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载：“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民相似。”两广地区，也有类似史料。徐衷的《南方草物状》记载了交州地区干栏式建筑，主要以由梧竹作为房屋柱子：“由梧竹，吏民家种之，长三四丈，围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趾。”晋郭义恭《广志》载：“珠崖人皆巢居。”《宋书·良吏·徐豁传》载：中宿县（今广东清远县）“俚民皆巢居鸟语”。《南齐书·州郡志上·晋安郡》载：“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梁书·诸夷列传》所载南海的林邑也称：“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干栏式建筑的名称，最早的出处也在这一时期。这种建筑样式，直到今天仍旧在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存在。而这个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  

干栏式房屋。来源/网络   整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村落建筑形制及样式，具有强烈的时代风格。它既满足了村落民众的基本生活之需，又带有自觉的审美精神。这一时期处于汉唐之间，基本完成了中国村落建筑形制与功能的转变。

 

 

《中国村落史》

作者：胡彬彬

 中信出版社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