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悲怀》文本的正背面

崔莺莺给张君瑞送行

　　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一、

　　记得十五六岁时，从唐诗选本上第一次读到这组诗，对诗中的人伦与典故似懂非懂，但作者对亡妻那种多情与专一，仍以第一印象收进了记忆库。

　　元稹(779－831)，字微之，是唐代著名文学家，以诗的成就最大。他虽是北魏皇室拓拔氏之后，但其父只做到王府长史，地位不高，而且在他八岁那年就去世了。他因受异母兄的排挤，随生母从洛阳故里远赴凤翔，依附舅族。史家陈寅恪断言：就仕宦而论，元稹家世“至其身式微已甚”。不过，他的母亲很好强，亲自“教其书学”。元稹也发愤好学，十五岁就以明两经擢第。贞元十五年(799)，他以弱冠之年初涉宦海，四年后登书判拔萃科，授校书郎，仕宦渐上轨道。正如陈寅恪指出：唐代政治社会中，“婚仕之际，仍为士大夫一生成败得失之所关也”。大概就在这时，元稹娶了韦夏卿的小女儿韦丛。京兆韦氏是唐代名门，其先人“累公累卿”，夏卿当时似正在礼部侍郎的位子上，这是主管中央人事的副部长。这一联姻，据韩愈为韦丛所作墓志，似是夏卿“选婿”的结果，“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即说此事。谢公借用东晋宰相谢安宠爱侄女谢道韫的典故来指韦氏父女，黔娄是战国时齐国贫穷的高士。谢安与黔娄之比，既含有对方屈身下嫁的意思，也从另一侧面透露出元稹在高攀这桩婚事上没少花功夫，因为这对他仕途的成败得失是至关重要的。韦丛死后，元稹有诗追述自己作为韦氏东床的虚荣心与满足感：“谢傅堂前音乐和，狗儿吹笛胆娘歌。花园欲盛千场饮，水阁初成百度过。醉摘樱桃投小玉，懒梳丛鬓舞曹婆。再来门馆唯相吊，风落秋池红叶多。”

　　关于韦丛，史料所载无几。韩愈表彰她“所事所言皆从仪法”，白居易称颂她“懿淑有闻”，是不辱名门的贤淑女性。她与元稹结缡不晚于贞元二十年(804)。据元稹《祭亡妻韦氏文》，她在出闺前二十年里，“亲戚骄其意，父兄可其求”，是一个养尊处优、唯我独尊的大家闺秀。自嫁以后，“始知贫贱，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生活是清苦的，这不仅祭文有所记载，还有《遣悲怀》第一首为证。“百事乖”，指婚后物质生活不顺遂，借以领起颈�h两联。韦丛看到元稹没有衣服替换，就为他从草编衣箱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元稹没钱喝酒便软缠硬磨着妻子，她就拔下金钗让他换酒喝。一个“顾”字与一个“搜”字，传达出了韦丛对丈夫深沉的顾惜；一个“泥”字与一个“拔”字，描摹出夫妻生活独有的情趣。一个无微不至的贤妻形象已传神写照地跃然纸上。韦丛安于清贫，仰仗老槐树的枯叶来弥补薪柴的匮乏，以野蔬为菜，长长豆叶也吃得很香甜。元稹《祭韦氏文》提到，韦丛对贫贱的生活，“不悔于色，不戚于言”；对丈夫，“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元稹“置生涯于�C落，夫人以我为适道；捐昼夜与朋宴，夫人以我为狎贤”，以至令他发出“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的感叹。看来，韦丛确实是难得的贤妻。她生了五个孩子，只有一个名叫保子的女儿活了下来，从取名看，夫妻俩都希望能有个儿子，但直到去世都未如愿。“邓攸无子寻知命”，说的就是这事。婚后仅五六年，韦丛就不幸病故，年仅二十七岁，时在元和四年(809)七月。

　　元稹写了不少怀念的诗，正如他答姻亲诗所说，“悼亡诗满旧屏风”。而在三十余首悼亡诗中，最脍炙人口的还是这组《遣悲怀》。选编《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孙洙甚至以为：“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出此三首范围者”。其后，清人陈世�g也在《求志居唐诗选》里推许：“悼亡之作，此为绝唱”。

　　二、

　　自潘岳创悼亡诗，代有作者，但众口流传而历久不衰的作品并不多。今人喻守真以为：作悼亡诗，“非有至性至情，不能讨好。倘然只敷说生前情爱，堆砌词采，亦不能动人。倘然纯用白描，直率叙述，又要流于俚俗。”但正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所说：“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就悼亡诗而言，在艺术感染力上，《遣悲怀》确有其成功之处。

　　首先，《遣悲怀》组诗章法变化，条理井然。《唐音审体》说：元稹“用笔专以段落曲折见奇，亦前古所未有”，就是高度肯定他在章法布局上的娴熟功夫。这三首诗似断而续，哀悼死者，又悲叹自己，有总有分，各有侧重，继承了杜甫《羌村三首》等连章组诗的特点。组诗以一个“悲”字贯穿始终，悲情犹如长风逐浪，层层推进，直达波峰浪巅。第一首诗追忆韦丛生前，着力刻画她贤淑的品德和形象，最后两句以“营奠营斋”回到无情的现实，与第二首相衔接。第二首主要描写韦丛死后元稹的万般思念与无尽凄凉。看到妻子的衣裳，就勾起往日夫妻之情，为了忘却，快些施舍衣服。而妻子做女红的针线却不忍打开，仍原封不动保存起来。想起妻子平日关照婢仆的旧情，不由对他们多一层哀怜。痛惜妻子生前贫苦，自己在梦里也给她送上钱财作为补偿。虽也知道生离死别之恨人人都会有，但贫贱备尝患难与共的夫妻，永诀时的悲哀却不同于常人啊！“行看”“未忍”都透出作者深沉的悲念。“尚想旧情”，照应第一首韦丛的茹苦甘贫；“因梦送钱”，仍紧扣上文的贫困。第七句宕开一笔，聊以自解，实际上却是采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推出“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结句，以总收第一、二首。第三首第一句“闲坐悲君亦自悲”承上启下，以“悲君”为上两首作结，以“自悲”引出下文。由妻子早逝联想到人生短促，转而悲叹自己丧妻无子。作者用两个典故，以古人自喻，而故作旷达，但含泪的自慰，透露出的却是更为揪心的悲怀。第三联寄希望于将来，指望死后合葬，来世再做夫妻，借以自慰。但死后杳茫无知，即便同穴也是徒然，他生缘会更难期待。于是，愈思愈悲，不能自已，在几近绝望中逼出了最后两句“镂肝擢肾之语”，将悲悼之情推向峰巅：“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整个组诗极富层次感，正如《唐体余编》的作者所说：“层次即章法”。末篇末句的“未展眉”即回绕首篇的“百事乖”，作为前者的回报与作结，天然关合，纹丝无缝。

　　其次，《遣悲怀》组诗贯穿对比，反照强烈。在总体上，元稹将穷通与存亡构成两组对照的主线，两者又紧密地交织成一个整体。第一首前六句极力形容韦丛毫无怨言甘受贫困的情状，把“百事乖”的艰苦生活描写得形象而具体。第七句以强烈的反差点出富贵，轻轻一扬，力拨千钧，末句回到题面，如今俸钱虽过十万，爱妻却再也不能共享荣华富贵，只能以营奠营斋聊表追忆之心与抱憾之情。穷通与生死各处于对立的两极，无法融通与弥补，留给生者的只有永远的遗憾。第一首除了“百事乖”带有感情色彩，全诗以韦丛生前的四帧剪影与元稹此时的十万俸钱作明显的对比，结句只写“与君营奠复营斋”，不着一句评判追悔语，却仍能感受到作者的悲怅。同一意思，元稹《祭韦氏文》是这样措辞的：“愧目前之戚戚，每相缓以前期；纵斯言之可践，奈夫人之已而”，相比之下，祭文说得太直白，反不如《遣悲怀》来得含蓄沉痛。如果说第一首主要以穷通作为对比，那么，生死则是第二首比照的主题。生前说过的那些关于生死的戏话，如今都成为眼前的真实，生死仅隔咫尺之遥。在第二首诗里，昔日的戏言与眼前的哀恨，以叠影的方式构成一组组对比，妻子穿著过的衣裳、使用过的针线，乃至妻子身边的婢仆，都构成今昔生死对比的联想物。因梦送钱财以一种虚幻形式将生死暂时连接起来，但梦醒以后却更痛切感受到生死永诀的残酷与无奈。第三首自悲，重点是以现实与愿望作无情的对比。人生短促，百年无几。永嘉避难，邓攸弃子而挈侄，如此多义，命运却使他终生无子；潘岳的悼亡诗写得再好，对死者说来还不是浪费笔墨？指望死后合葬，但那时双方都已无知无觉，期待他生结缘，更是无法实现的荒诞愿望。对比的结果是彻底的虚妄与完全的绝望，于是在虚妄与绝望中唱出最后两句，把悼亡之情推到了极致，敲响了组诗最强烈的尾音。

　　再次，《遣悲怀》组诗语言平易，感情真实。对元白诗，历来有“元轻白俗”的定评，就是说他们用语浅俚通俗。浅俚通俗决不等于浅陋恶俗。《一瓢诗话》对元白诗的特点有过正确的评价：“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清人陈世�g以为：“元白并称，其实元去白甚远，唯言情诸篇传诵至今，如脱于口耳。”也是肯定元稹在悼亡言情诗的写作上，善于发扬“脱于口耳”的语言特长。对《遣悲怀》，孙洙就提醒读者：“勿以浅近忽之”。除谢公、黔娄、邓攸、潘岳四个典故，整个组诗浅显如话，不须注释而一目了然。“昔日”、“诚知”、“闲坐”、“惟将”等四联，清通明白，脱口而出，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难言的意思，用质朴感人的话语表达了出来。这几句看似毫不经意，无一不是道出人们普遍感情的警句，有着断肠销魂的艺术感染力。以不加雕琢的本色语言，十分逼真地状摹出难写之景，非常自然地写出难言之情，是元稹的高明处。究其原因，陈寅恪以为有二。其一，“非微之之天才卓越，善于属文，断难臻此”。所谓语言平易，就是以通俗浅显的外在形式赢得更多的读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作者能够更炉火纯青地驾驭语言，做到大俗中有大雅。此即《一瓢诗话》所说的：元、白诗“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其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杜浣花(指杜甫)之后不可多得者也。”组诗第一、二首的中间四句属对工稳，历来为人称道；谢公等四个典故，使事贴切到位，也是无庸赘言的。其二，“直以韦氏之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夫唯真实，遂造诣独绝欤？”在取材上，元稹随手摭取日常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回忆与断想。关于韦氏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荩箧搜衣、金钗酤酒、野蔬充膳、落叶添薪，而不旁涉其他，专就贫贱夫妻实写，毫无溢美之词。即便自身的悲悼与怀念，作者也选取了施舍衣服、封存针线、怜及婢仆、因梦送钱等凡人俗事，如实写来。唯其事真情真，所以情文并佳，终成千古名篇。诚如喻守真所说：作悼亡诗，“写情要写得真，叙事要叙得实，才能引起读者同情。”从《遣悲怀》来看，元稹是深谙个中三昧的。唯其如此，元稹才成为潘岳以后悼亡诗的最著名诗人。《唐贤小三昧续集》评点《遣悲怀》说：“字字真挚，声与泪俱。骑省(指曾任散骑侍郎的潘岳)悼亡之后，仅见此制。”元稹是无愧于这一评价的。

　　三、

　　元稹还有一组《离思》诗，其中一首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云溪友议》把其与《遣悲怀》同视为悼亡诗，说元稹对韦氏去世，“不胜其悲，为诗悼之曰：谢家最小偏怜女，又云：曾经沧海难为水”。其后不少唐诗选本，包括影响颇大的《唐诗鉴赏辞典》都取此说，认为“表达了对韦丛的忠贞与怀念之情”。这就涉及《遣悲怀》文本背面的相关问题。

　　元稹在《叙诗寄乐天》里交待了数十首有关“伉俪之悲”的悼亡诗后，说自己还有“以干教化”的“艳诗百余首”。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里早将这两类诗剖分得一清二楚：“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崔莺莺者而作”。他还告诉读者：《元氏长庆集》卷九《夜间》至《梦成之》“皆为悼亡诗”，而《才调集》卷五所录元稹五十七首诗，“所谓艳诗者，大抵在其中也”。中华书局标点本《元稹集》，《离思诗》五首收入《外集·补遗》，注明录自《才调集》卷五，并说原题《离思六首》，第一首即独立收入《外集·补遗》的《莺莺诗》。由此看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因诀别崔莺莺而作，而不是为悲悼亡妻韦氏所作。

　　关于崔莺莺的故事，元稹所作《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虽有掩饰，却是夫子自道之文，透露了若干真相。据陈寅恪研究，元稹虽与莺莺爱得死去活来，在朋友圈里也早是公开的秘密，但最终还是在“曾经沧海”之后抛弃了崔氏，联姻韦姓。其中关键，并非崔氏只是绝艺之才女，而韦氏为治家之贤妇，而是“莺莺所出必非高门”。正因为崔氏非名门之女，元稹出于仕宦考虑，“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但他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终究不是“多情者所为”。因而知其底细的读者，再读《遣悲怀》时就不免泛胃与犯疑：元稹对韦丛去世的一腔悲怀是否出于真情？《遣悲怀》末首最后两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据陈寅恪的说法，“所谓常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且不说七年以后，元和十一年(816)，元稹在通州司马任上，同样出于仕宦的考虑，再娶河东名门裴氏之女裴淑。实际上，韦丛去世不过两年，元稹即纳妾安氏。陈寅恪断定：元稹对韦氏的悼亡，与对崔莺莺“难为水”“不是云”的眷念一样，“两者俱受一时感情之激动，言行必不能始终相符”。

　　大约韦丛去世当年，元稹因触犯权贵与宦官，遭到贬黜。其后，他“沦谪既久，忽尔变节”，结交近��，位至宰相，命下之日，遭到朝野正直人士的“轻笑”。他在仕宦与婚姻上同样缺乏定力与操守，难怪《新唐书》本传说其品性“浮躁”。唯其如此，后人不但对其为人多有微词，对其悼亡诗的评价也大打折扣。李兆洛的《养一斋诗话》就愤然指出：“微之诗云：‘潘岳悼亡犹费词’，安仁《悼亡》诗诚不高洁，然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娄百事乖’，元九岂黔娄哉！”说《遣悲怀》陋于潘岳，说作者不配自比高士黔娄，主要还是从人品上抨击元稹。陈寅恪对元稹为人也绝无好语：“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其岂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后人倘若知道元稹人品，了解全部底细，把他的《遣悲怀》与那首“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离思》对读，一方面不得不折服他无愧是善于刻画有情男女生离死别的高手，一方面却不由地会在心田深处升腾起一种真情被嘲弄、被玷污的感觉。《遣悲怀》与《离思》提供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学文本，在各自特定的时空里，也许元稹的感情都是真实的。但倘若将这两个文学文本及其时空背景拼接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有关元稹在男女感情问题上的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追究的是全面的真实。于是，在这一对读中，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就再难和谐统一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作分别的处理。阅读《遣悲怀》时，就将它当作悼亡名篇来鉴赏把玩。文学作品一旦问世，世人主要是从其字面文本去释读它的，一般并不在意它与文学家有什么内在关系。这里用得上钱钟书爱打的譬喻，一般读者只管放心吃鸡蛋，完全不必追究生出这枚鸡蛋的母鸡是否癞皮。至于后者，就留给文学史家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文本时去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