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传统与中国崛起

时间：2025-05-16访问：16来源：历史铺

内容提要：古代中国存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和平传统，以文化主义超越种族主义和军事主义，曾经造就了中国内部多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也使东亚区域形成稳定有序的朝贡格局。这一传统对今天的“中国崛起”仍具启发意义，在东亚区域与其它国家民族一起协力创造“东亚共同知识空间”，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文明复兴，也有利于整个东亚世界的和平发展。但中国和平传统对“仁恕”之道的过分张扬，也曾经使古代中国后来在尚武精神上产生缺失，并导致几次皇朝在外力入侵面前的崩溃。当下中国也应从和平传统的这一影响中吸取经验教训，在致力于建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的共同性的同时，还要对“和平”的内涵有确切把握，对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整体性的国家能力建设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崛起”命题正引来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内海外在感受到中国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有所疑虑。如何在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意志与内外的担忧之间建立平衡，将中国的“崛起”引向积极稳妥的方向？我们所应当仔细考察推敲的，也许是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特定战略传统，作为战略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要素，它们仍会顽强地生长在现在，或明或暗存在于战略思维中并作用于现实的战略抉择。历史能够为人们说明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人们提示很多东西。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和平传统及其历史表现，对当下的“中国崛起”命题，正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资源。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和平传统。第一个是思想文化即观念层面。从流传至今的众多经典史籍文献看，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说没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成份，但相对于基于人性共同假设而产生的“怀柔远人”文化理想，前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通常来说，就是文化认同至上的“天下主义”，压倒了注重血统差别的种族主义。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思想传统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蕴含的宽容建设精神，从中可见一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和平传统在中国，并非先天和固定不变，它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习得，是对漫长历史中的干戈冲突不断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后的文化生成。文化主义压倒了种族主义、和平理想盖过了暴力诉求，传统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取向，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落实。中国社会结构向来是“士、农、工、商”并存的四民格局，但“士”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由“武士”、“士族”的“士”，演变为唐宋以后的“文士”的“士”的过程。士族、门阀和贵族在秦汉、隋唐之际的势力强大及对君主权力的威胁，终使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取仕，一个由《四书》《五经》武装起来的文官集团所构成的官僚阶层，从此成为一种对贵族的制约力量出现于中国传统政治场。尚文的儒家文官群体对尚武的传统贵族的胜利，也使宋代以后形成了文武分职、同时又以文官驾驭武官的政治传统。文职官僚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以明代为例，当时中国军人的最高官价不过是区区总兵，而他们还必须时时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节制的方法一是在官位设置上比他们官高一级，方法之二是不构造全国划一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各地的军队由各地方分散供给，也就是说军事物资的供给权也掌握在文职行政官员手中。而全国性的军事管理机构“兵部”的长官兵部尚书也是文官，就如现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一样。

   今天该如何对待这一和平传统？仁恕之道的推行、文化主义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对暴力主义的超越，曾经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屡屡在分裂之余还是统一在“天下主义”下，形成为超越种族界限的“文明国家”，中国和平主义的内在张力不容低估。同时，虽然这一和平传统更多是着眼于内政，是为防止内部军事集团掌握政治权力威胁到君主与儒家官僚的权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与中国之外世界的交往实践后，又产生了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说的东亚朝贡体系之类的事物。传统东亚世界不能说没有战争和冲突，但比之同期的欧洲社会，却相对和平得多，这一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国家为进贡者的基本格局即东亚朝贡体系，所奉行的原则乃是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关系的外推，所谓仁恕之道和文化主义是也，尚文德而少纯粹武力征服，为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内中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主要面。想一想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为掠取财富，相反携金带玉遍赠所及之地的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无尚仁德，个中做法便是佐证。

    也因为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国和平传统所曾经造就的东亚功业，中国和平传统的复活、坚持与再现，于“中国崛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资源。传统东亚朝贡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中国在物质力量上的无可比拟，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四野归服。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宜重温朝贡体系之旧梦，此一体系包含着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承认和尊重东亚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鉴中国固有和平传统，则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认识到在中国国家硬件能力再次实现跃迁之时，要重建中国与东亚世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同。这种软性诉求并不意味着继续单纯由中国创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东亚国家，而是要由东亚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和芸芸大众，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构起“共同知识空间”。它有利于在东亚世界营造广泛的内聚力，而不至于让实力相对为小的国家感受对中国在进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传统的“天下主义”是一种等级制，中国扮演着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在20世纪末以来东亚世界一体化思潮与运动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中国更要重视起在东亚世界塑造相通的知识思想，它不仅是为中国“崛起”创造有利条件，也是呼应东亚世界的普遍诉求、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崛起”而作。近年来亚洲世界对“亚洲”“东亚”之类的论述有增无减，相形之下中国却显得冷清，中国人眼中无“亚洲”和“东亚”，这种情况不宜再持续下去。

    在发掘、利用中国传统和平资源的同时，对内涵于这一传统中的负面效应，也要有清楚认知。

    中国基于儒家仁恕精神的和平传统，在唐代开始落实为实践时，本来存在着两个合而为一的方面：一是保持武力的威慑、对战争的可能性绝不掉以轻心；二是对共同人性体以尊重、并因此致力于“天下主义”的以情理服人。李世民的大唐伟业，在造就无尚武功的同时又重用贤臣以德治世，就完美体现了这种德与力的统一。再如中国民间对诸葛亮七擒孟括的经久渲染，德与力在其中也是平衡调适的。但和平传统的这种特点，在宋以后却大为改观。为矫正唐代藩镇体制所造成的地方军事强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宋代开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对“武”的绝对性胜利，所产生的一大问题，就是压抑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国思想和制度中形成了重伦理主义而轻历史主义的倾向。在和平传统只剩下伦理道德追求之后，中国内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苟安观念因此流布。它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国家屡屡面临了灭亡之险并经常演变成现实。宋代富甲天下、市场经济一如今日一样曾造就物质繁荣，在歌舞升平之际国家不仅不再思考征战，而且想当然靠花钱买和平，兵弱力钝最后收获的是什么，结局众所周知。明代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戚继光建设一支新军打跑倭寇，要不是有文官集团的最高权威张居正及其它文官如谭纶的死力扶持，其惊世武功实在不可想象。在张居正身殒之后，戚继光辛苦建立起来的军备体制便顷刻间烟消云散。而在明亡前夕作为文官的袁崇焕亦曾致力于国家的军事建设，他在苦心经营中国武力时的艰苦磨难，实非现在我们所能体悟，及至最后终抵不过文官阶层的集体性损毁而被崇祯皇帝所杀，在此之后明廷再也无法抵御努尔哈赤的进攻，最后崇祯皇帝做了亡国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由文官制度所支撑的中国和平传统，却导致了几代皇朝在外族入侵后的崩溃沦陷，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世省思。最早将“民族”这一概念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梁启超，在近百年前曾十分羡慕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从封建忠诚到民族忠诚的演变，他对中国尚武之士后来被爱好和平的儒家文人之士所取代一事深感痛惜：“由春秋战国之武士道而一变为汉初之游侠，其势之不足以久存。” 梁氏的痛惜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呼声，在清朝灭亡前后中国再次面临国家危难时刻，深厚的中国和平信仰却不足以保障国家之生存，它也使人们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和平传统的巨大局限。和平主义的坚持捍卫，实际上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比如，自身强大有力、没有强敌威胁、地缘政治状况良好，等等，舍了这些外在的因素，那么再谈和平主义，就不免步入乡愿、痴人说梦。

    “忘战必危”，提倡和平传统并非等于放弃战争权和不搞国防，相反，只有建设足以保障和平的国家能力，和平传统才真正能够发挥出其效用。英国哲人罗素在上世纪20年代指出，设若中国不象西方一样也“恶”起来，那么中国就将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他因此这样自我询问：“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智者的这种困顿，也提醒今天的中国人，对所谓“中国崛起”万不可简单只作伦理道德上的把握，而要有历史主义的深沉审视。唐初德力并置的仁恕精神与和平取向，所警戒后世的是对和平要积极争取而不可消极期待，放弃对国家综合能力的追求向往，将文化上的认同感化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断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和平之果。在将中国和平传统作为“中国崛起”的必要精神文化资源之时，当代中国人对什么是“和平”，需要有合适理解。在这方面，美国前总统尼克逊的有关论述颇有启迪，他说：“和平可以分为两种，实际存在的和平与完全的和平，实际的和平是战争的结束，完全的和平是冲突的结束。我们能期望达到第一种和平，却从未能赢得第二种和平。冲突是世界事务的自然状态。” 他还批评了在和平问题上的四种神话：认为消除核武器就会产生完全的和平；认为建立一种世界性的行政管理将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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