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

时间：2025-05-16访问：117来源：历史铺

中国20世纪初期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①和《新青年》皆由陈独秀主创，且都以启蒙为职志，但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却使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风貌，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应。因此，由同一位文化革命先驱所创办的这两份杂志，可以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策略的调整以及由此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变迁。
    一、从“开启民智”到“唤醒青年”：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
    有感于“外患日亟，瓜分立至”的亡国局势，陈独秀认为：“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于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陈独秀在第一期便开宗明义阐明了办报的“两大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由此，《安徽俗话报》预设了相应的读者群体：读书的、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女人、孩子们……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的一个读者拟想范围显然大大超出了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下层民众”，而是体现出极为广泛的读者诉求。与《安徽俗话报》同时的《中国白话报》，在记者与读者的通信中曾经对同一时期相关报刊的读者群做了一个比较性的定位：“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所以说话不免高些。……而且那程度可以合着妇女孩童的报，如今也有好几种了，譬如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江西新白话，那思想浅近一点的人，都可以一看便懂。”②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俗话报》的实际读者群显然是“庸众型”的中下层社会民众。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安徽俗话报》却正体现出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总体启蒙特征——“开启民智”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症结性内容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启蒙先驱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课题也有过阐述：“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千百万亿之常识者，其力愈大而效愈彰也。”③所以自清末以来的各类白话报，尽管在读者设定上略有差异，或宣称以蒙童妇孺为主；或声称要开通下层社会，为中下等人说法；或者干脆以开通妇女界为指归，但从整体上却构织了一种以“普及常识”为基本启蒙策略的历史景观，而“启牖民智”与“白话报”的历史血缘关系也由此生成：“前者着眼于中下层社会，更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④对于《安徽俗话报》而言，除了这一共有的总体历史责任承担之外，还体现出创办者自身独特的启蒙导向。陈独秀一再申明：“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说话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但是，综观全部《安徽俗话报》，“瓜分危机”才是记者积潴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而诸如“日俄战争”、“洋人开矿筑路”等时局也自然成为报刊重点关注的“要紧的新闻”。被瓜分的亡国危机是一个时时被提及，一次次被强化的启蒙关键词，因此，尽管《安徽俗话报》宣传旨在使当地人“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实际属于单纯的“知识启蒙”的范围非常小，而且就这些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兵事、实业等知识而言，也往往是作为“亡国危机”和“爱国救亡”的延伸性话题出现的，因此，向民众宣传亡国与救亡的道理才是其启蒙的实质性内容。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下层民众移向了“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虽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突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启蒙者这一瞩目于青年的启蒙理念根源于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青年”被认定为中国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免于淘汰的新鲜细胞。因此，“唤醒青年”，培养先觉的精神界战士，成为此一时期启蒙者的共识。这一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启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驱者的认同。基于对“个性”与“自我”的推崇，鲁迅就曾多次表述过对于“少数”的期待：“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⑤虽然在为《新青年》“呐喊”之前，鲁迅也向“金心异”（钱玄同）表达了自己对于“铁屋子”的忧虑和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同了“唤醒少数，毁掉这铁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鲁迅还坚持这一启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⑥1939年，毛泽东在评价“五四运动”时也对这一启蒙策略给予了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由《安徽俗话报》时期面对广大民众的“运广长舌，开启民智”，到《新青年》时代瞩目于少数青年的思想觉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境界。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所展示出的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其根本动因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境遇和知识分子的不断觉悟。作为这一历史转捩点的关键性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期待”。辛亥革命的挫败使陈独秀进入更深刻的历史性反思，并对中国思想界自明中叶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七次觉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洞见，按照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大致处于觉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际，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泥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以“戊戌变法”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激发的历史性觉悟，促成了清末以来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启蒙浪潮，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启蒙浪潮的思想光源。而由《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中国历史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陈独秀洞见出中国历史的症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的创办正是处于保存“共和”还是复活“专制”的历史飘摇期，这将取决于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最终结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正是力图促成这第七期觉悟，使“共和”这一现代制度得到真正实现，而问题解决的根本症结则在于国人的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犹甚”，“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⑦。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仅仅是“恶果”而非“恶因”，主张别尊卑、重阶级、压抑民权的纲常礼教才是制造专制的根本原因。因此，由《新青年》所发动的思想启蒙，其最终关怀虽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却落实于伦理思想的层面，而能充当思想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因此，塑造“新青年”、“倡扬新思想”成为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而正是由这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共同开创了一整套的现代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的对象由普遍意义上的广大民众转向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看似是一种思想的退守，而实质上却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正是这次启蒙策略的调整也终于造成了文学的革命性变迁。
    二、从“旧调谱新词”到“文学革命”
    启蒙运动与文学新思潮相濡相嬗、相互促动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景观，但是这种笼统的共识却遮盖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启蒙给文学带来的变化。身兼革命家与启蒙者双重身份的“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担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重任，因此，他们始终是把政治革命、思想觉悟、文学变革等多重内容作为整体救亡的一项综合性工程来对待的，这也赋予了“启蒙”一种复杂而包容性的历史品格。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段基于迫切的时代需求会凸显不同的维度，但是“文学”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为标志物的不同启蒙阶段中，“文学”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同的启蒙方略却使文学从形质上到价值设定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才使文学在《新青年》时代获得了革命的动力，独享了历史创生点的辉煌。
    1.“开启民智”对旧有文学资源的倚重
    清末以白话报为手段、以开启民智为核心内容的启蒙浪潮，虽然也倚重“文学”对于启蒙的便利功效，但是面对见识短浅的中下层民众，必然调动能被民众理解、接受的旧有文学资源。《安徽俗话报》在“章程”中把第八门设置为小说，其定位是：“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第九门设置为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起琵琶弦子唱唱，倒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这其中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安徽俗话报》中所设计的文学性内容并没有区别于旧有的小说戏曲与民间小调，甚至有意与之接轨；二是以“有趣”相标榜，以赢得读者。标榜“娱乐和消闲”是白话报招徕读者的必然选择。要想切实收到启蒙效果，关键是要有人看，而要想使普通民众看得懂，就要使内容有趣，能够和底层民众的审美经验相契合，取代他们既有的娱乐形式，诸如手中的鸦片烟，庙里的说书等等，但是又不能陈义过高，曲高和寡，白话报中的小说和诗词等文学类内容的设置正是力图起到这样一个替代性作用。

出现于《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小说和戏曲。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白话章回体的通俗样式服务于当下鲜明的启蒙主旨——晓谕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激励爱国意识，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当时的日俄战争作为主要内容，连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色彩，如闵自强、朱先觉、张国威、扬国光、夏振武、华勃兴、宁立群、李自立、张阃权（女）、张无谓（女）等等。作者更是毫不掩饰地借这些符号式的人物大讲爱国救亡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安徽俗话报》与稍前时期梁启超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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