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研究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5-05-16访问：114来源：历史铺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昌谷人，后世因称“李昌谷”。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祖籍陇西，故自称“陇西长吉”。李贺少为诗章，十五六岁时，以工乐府与先辈李益齐名。
　　凡少年得意者，大都命运多蹇。早岁，李贺受到前辈皇甫湜、韩愈的奖掖。当是时，李贺意气风发，应进士第，然父名晋肃，“晋”、“进”同音，诋毁者怕其争名，遂攻击他不避父讳。为此，名震一时的大文学家韩愈为其鸣不平，作《讳辨》回击诋毁李贺者，然贺终不能登第。
　　后来，李贺入京任从九品的奉礼郎，官微俸薄，因困顿无援多有不平之气。在京时，李贺住崇义里，与名士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成为密友。三年后，李贺辞官离开长安回昌谷老家。然贫无以继，遂赴潞州（今山西长治）依好友张彻。
　　李贺一生体弱多病，27岁英年早逝。据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李贺曾将手编诗集四编付于好友沈子明，收诗233首。稍后，李商隐亦称李贺诗存四卷。很有意思的是，杜牧与沈子明亦为至友；贺姊嫁给王氏，李商隐亦娶王氏之女。杜牧、李商隐的生活年代虽略晚于李贺，但由于他们与李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故其说法可信。据此可知，后世流传的李贺诗集实出自李贺之手，基本上保持了李贺诗集的原貌。亦可知，李贺诗名实播自唐代，得力于沈子明、杜牧、李商隐等人。
　　宋代以后，李贺诗名鹊起，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北宋初传的《李贺集》为四卷，诗为219首，卷数与自编的相同，但篇目、篇数、编次略有不同。后又有五卷本，在四卷本的基础上加《外集》一卷，收诗22首，与四卷本合计，共241首。五卷本今有汲古阁校刻的北宋鲍钦止本、董氏诵芬室及蒋氏密韵楼两家影刻的北宋宣城本，集名为《李贺歌诗编》。又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南宋本，名为《李长吉文集》。又有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影印的蒙古刊本，集名《李贺歌诗编》。
　　李贺诗最早的注本为南宋吴正子的笺注本。以后，不同的注本相继问世，相比较而言，以清人王琦注本较为完备。王琦视野开阔，其《李长吉歌诗汇解》选录了吴正子、刘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姚文燮、钱饮光、吴炎牧等诸家的评注。王琦本最大的优点有三，一是汇集了前人精彩的点评和注释，为后人深入研究李贺诗免除了多方求索之苦；二是注释精审。在字句发生歧义时，以求实的态度并存多解。当一些字词无法作出准确的诠释时，或以不确定的态度提出看法，或直言未详；三是注意把佚诗收入集中。其中，虽有不确定者，但不轻易剔除，采取存疑的态度。近年来，王琦本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自《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王琦、姚文燮、方扶南三家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出版以后，王琦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以后，李贺诗的新注本多有出现，其中，最有份量的当推叶葱奇的疏注本《李贺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叶本有六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广泛吸收了先贤的成果，以王琦本为疏注的主要依据；二是引征古籍时一一标举书名，其中，书名相同者标出著者；三是凡遇诸本异同字时均用小字附注于下，并加以说明；四是除释字词外，对深奥纡曲的句子也加以阐释；五是充分考虑今人的接受能力，用白话文作新注；六是采用撮要疏解的方法帮助读者理解诗意。
　　李贺生活的年代是充满了危机和忧患的年代。早年，李贺历世不深。当他从相对闭塞的昌谷看待纷繁复杂的大千社会时，以为猎取功名如探囊取物，由此产生了“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十五）的自信。然时事维艰，当李贺面对宦官专政、藩镇割据等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时，当坎坷的人生与被剥夺施展抱负的痛苦拧结在一起，李贺写下充满忧郁和悲愤的诗篇是必然的。换言之，身世之感、落魄失意与体弱多病、自知朝不保夕的心理混融在一起，反映到李贺个人的行为中，遂形成了以诗为载体倾诉个人情感的格局。从这一意义上讲，李贺诗歌关心的对象是个人的，但由于这种个体化情感表达的方式十分特别，特别之中又联系着时代的风云，因此，李贺在表达这种情感时很容易勾起人们相似的生活积累，进而引起共鸣。
　　在中唐诗坛上，李贺诗别具一格。前人认为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超过其思想成就，应该说，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从艺术的角度看，李贺诗歌最显著的特征有二，一是想象奇特，诗歌节奏的跳跃性大；二是善于着色，用色彩词营造奇诡冷艳的艺术情境。
　　想象奇特造就了李贺光怪陆离、凄厉孤愤的诗风，为其诗歌形成跳跃性的节奏奠定了基础。为文时，人们经常会遇到辞不达意的情形，然李贺除了能竭尽山川万物之妙外，还能通过物象曲折己意，传达无法描述的心象。杜牧在称赞贺诗时写道：“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杜牧兼及两面，在赞美贺诗语言生动、准确、传神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李贺超越前人的想象能力。
　　想象奇特一是源于李贺独特的感悟力，二是与李贺的个人气质及行为有密切的联系。诗人长期生活在昌谷，昌谷山清水秀，给诗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记忆。在现存的诗歌中，李贺直接以昌谷为题的诗有十首之多，昌谷有南园，以南园为题的诗又有近二十首。昌谷的奇山异水激荡在诗人的心中，培养了李贺不同凡响的想象能力。细致地观察和描摹昌谷山水四季变化中的景致，一方面为李贺摄物取象、写景抒情带来不同于他人的内容；另一方面使李贺诗歌显示出不同于他人的节奏。具体地讲，在表现情感与思想情绪变化时，李贺总能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比兴，独具慧眼地选择新的寄托之物来承担复杂而丰富的情思。在这中间，物象与心象之间的链接，遂使贺诗产生了跳跃性的节奏。

　　晚唐诗人李商隐论述李贺独特的创作过程时写道：“恒从小奚奴，骑蹇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李贺传》亦有类似的记载。李贺出游时每得诗句，当即投入囊中，回家后再连缀成篇。然而，要想把佳句和谐地嵌入诗中，与诗所表达的思想融为一体，自然是件困难的事，由此产生跳跃的节奏是理所当然的事。先得佳句，佳句又必须出现在诗中，由此造成晦涩难懂的现象也就纯属必然。
　　刘昫《旧唐书·李贺传》云：“（李贺）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补太常寺协律郎。”（《旧唐书》卷137，中华书局1975年版）李贺擅长乐府，一生写下了数十首乐府歌行。在创作中，李贺或用乐府旧题写旧事，或用旧题写时事，或自创新题开拓乐府诗的领域。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关注现实，具有远绍汉魏乐府、近袭老杜的思想特征。问题是，李贺为什么特别钟情于乐府？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关心现实，那么，完全可以运用其它体裁。其实，这种选择与李贺精通音乐、娴熟地把握乐府歌行的抒情特点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新唐书·李贺传》云：“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李贺的乐府歌行问世后，受到乐师的普遍欢迎，乐师以此配乐无不与管弦相合。李贺入长安后任奉礼郎一职，李贺乐府歌行创作的丰收期出现在任奉礼郎之后，以此为考察的原点，李贺乐府歌行的创作一是以精通音乐为前提，二是精通音乐又与李贺入长安任奉礼郎一职相关。奉礼郎一职掌祭礼、祭乐。职责上的要求，使本来就精通音乐的李贺在诗歌创作时有了自觉地以乐府为诗的艺术倾向。古人为李贺编集或论李贺诗歌时，将其称之为“歌诗”。这种做法虽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但它从一个层面说明了乐府歌行是李贺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说明了李贺擅长乐府与他精通音乐息息相关。
　　
音乐是听觉艺术，诗歌是视觉艺术，乐府歌行是这两者的结合。与视觉艺术相比，听觉艺术更强调想象力。当李贺用乐府旧题或自选曲调创作歌行时，遂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新唐书·李贺传》在评价李贺诗歌时指出：“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追究其原因，应与李贺精通音乐有直接的关系。李贺直接吟咏乐师和描绘音乐形象的诗有《李凭箜篌引》、《听颖师弹琴歌》等。从“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等诗句中，完全可以看到李贺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如果以此为绾合点考察李贺其它类型的诗作，我们明显地感到，是音乐涵养培养了李贺的空间想象能力，这种能力不但给李贺诗歌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泽，而且还为其完善诗歌跳跃性的节奏提出了探索的路径。进而言之，当音乐培养李贺想象能力时，比诗歌更强烈的音乐节奏则为李贺铸造跳跃性的诗风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探讨李贺诗风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他在锤炼字词以及选用色彩词方面的特点，注意到李贺通过色彩营造诗歌意境的特点。与其他诗人相比，李贺显然是善于着色的诗人。据统计，善于运用色彩词的唐代诗人有王维、韩愈等，其中，王维诗中的色彩词占总用字数的1.5%，韩愈是0.8%，李贺是3.3%。
　　注意到李贺诗歌善于着色的特点是从唐代开始的。如李贺的好友沈亚之在《送李胶秀才序》中说李贺之诗“多怨郁凄艳之巧”。唐代诗人张碧说：“尝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霹开蛰户，其奇峭不可攻也”（《唐诗纪事》卷四十五引）。齐已《读李贺歌集》云：“玄珠与虹玉，灿灿李贺抱。”（《白莲集》卷十）唐人的认识直接影响宋人的看法。如李纲《读李长吉诗》云：“长吉工乐府，字字皆雕锼。”（《梁谿集》卷九）严羽《沧浪诗话》指出：“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宋人引语陆游语谓李贺诗：“如百家锦衲，五色炫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承接唐宋余绪，元明清三代继续对李贺善于着色展开论述，元人郝经《长歌哀李长吉》称赞李贺诗如“赤虬嘶入造化窟，千丈虹光绕明月”（《陵川集》卷八）。明人王思任谓贺诗“时而花肉媚眉，时而冰车铁马，时而宝鼎熇云，时而碧磷划电，阿闪片时，不容方物”（清·陈本礼笺注《协律钩玄·书首诸家评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311册，第431页）。清代方扶南用“如铁网珊瑚，初离碧海，映日澄鲜”（清·陈本礼笺注《协律钩玄·书首诸家评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311册，第432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之语来形容贺诗的特点。清人毛驰黄认为贺诗，“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诗辩坻》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5册，第194页）在前人的基础上，钱钟书先生亦指出：“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幻情奇彩，前无古人。”（《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49页）。这些意见均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到李贺善于着色的特点，从而使诗歌色彩成为李贺诗歌研究中重要方面。
　　色彩词与李贺的情感世界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李贺的笔下，色彩除了具有静态的特点外，还有动态的、变幻不定的、单色的、混色的，等等。通过运用不同的色彩，诗歌既承担了诗人内心的苦痛与悲愤，同时也使诗人躁动不安的心灵在描绘色彩有过程中获得了解脱和慰藉，并有效地承担起了诗人关心的内容。如李贺喜爱描述白色，在诗人的笔下，白色不但具有了洁白无暇、神圣、纯真的象征意义，而且还映照着李贺忧愤伤感的心境以及孤高自赏的性格。进而言之，缤纷艳丽的色彩与李贺捕捉霎那间的感受拧结在一起，既宣泄了李贺个人的情绪，同时也为李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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