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05-16访问:114来源:历史铺
人文学科的“反叛”、“革命”也常常会异常激烈。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响亮地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建立理论并付诸实践,中国的文艺理论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其间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更根本的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范畴、命题、观念、术语,价值取向,哲学基础等等都发生了变化。在研究对象上由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转向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在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上由经验、直观、体察、感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涵义的模糊、多义、不确定和批评形态上的印象式、点评式,转向理性、思辨、推理、归纳,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的严格界定以及批评形态上的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系统化。古典文论的哲学基础多是中国传统的以“善”为中心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注: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而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见《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6页。);而现代文艺学则多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以“真”为中心的现代形态的认识论哲学和进化论、阶级论、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古典文论多强调“征圣”、“宗经”、“道统”、“文统”、“以道统文”、“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劝善惩恶”的道德内涵和“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而现代文艺学则更多地从现代哲学和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关注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关注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学艺术的独立品格,文学自身的价值、规律,等等。(注:参见杜书瀛为《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四卷本)写的《全书序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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