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动态报告(1998-1999)

时间：2025-05-29访问：98来源：历史铺

一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尹湾汉简：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内容涉及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近年来，有关此方面的论文不断问世。199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连云港市博物馆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合编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一书。其中所收录的27篇论文，着重于对简牍内容的综合研究，包括对简牍所见上计、行政建制、官吏除迁、盐铁生产、兵器管理及汉赋等的论证考述。其中不乏高水平之作。该书同时还收录了对尹湾汉墓出土文物进行研究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于此的文章散见于其它杂志。《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了高大伦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一文，对《集簿》中所列户口资料提出了疑问。作者参照现代人口学理论，从"户口及户与口的比例"、"获流"、"人口性别比"、"老年、少儿人口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的问题"、"老龄化问题"六个方面对《集簿》进行了考察，发现东海郡女性人口偏多、老年人口偏多。作者认为这当是与汉代赋税义务有关。因为按规定，服各种劳役、兵役的都是成年男性，因此，在户籍统计中向上级多报女性人口、老年人口的做法就可以达到隐瞒丁口数目，以逃避服役或贪污税赋款的目的。《集簿》中虚报户口的问题反映出西汉中期以后，国家控制力减弱，官场腐败开始表面化。一般来说，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因属第一手资料，容易被研究者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该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既不轻信其中的统计数字，又能从虚假的数字之中发现真实存在的问题。
　　《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发表了朱绍侯的题为《<尹湾汉墓简牍>解决了汉代官制中几个疑难问题》的文章。他认为尹湾汉简的出土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以下几个问题：1，确定了乡里与亭邮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系统的机构。2，可以确定"三老"是荣誉头衔，而不是在编乡官，更不是乡官中的第一把手。3，理清了国与邑的机构建制和吏员编制。还说明了汉代地方盐铁官，属于与县平级的独立机构。《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还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作者根据《尹湾汉墓简牍》所记，发现了一些反常现象，如：东海郡都尉的官秩高于太守、东海郡有12个小县也设有两个县尉、东海郡的官职提升多与镇压山阳铁官苏令暴动有关、东海郡武库储存有过量兵器等，从而得出《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的结论。

　　二、民族史及中外关系史：《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刊载了王素的《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该文所谈的的北凉是指河西沮渠氏北凉和高昌沮渠氏北凉两个政权。前者为所谓的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者为前者的流亡政权。这两个政权四位统治者所建年号，或者与出土文献不合，或者为传世文献漏略，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国内外研究成果甚多。有的研究者因为沮渠氏北凉在自建年号之外，还曾奉用过大夏真兴、承阳两年号及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所以认为北凉使用了两套年号。也的研究者发现了北凉自建年号的规律，如以下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三组六个年号：玄始-承玄，义和-承和，建平-承平，显然有规律，"承"均可作继承解释。王素发现在这三组年号中都有中断，如玄始、承玄间中断了5年，义和承和间中断了5年，建平、承平间中断了3年。作者发现前两次中断都是因为其间采用了大夏的真兴、承阳两个年号或北魏的缘禾、太缘两个年号，第三次中断则是因为河西沮渠氏北凉灭亡。由此作者得出了新的认识：北凉自建年号中所用的"承"字并不仅仅是继承之意，更主要的是为了抹去自身曾臣属大夏、北魏的丧权辱国的历史，抹去其间曾经国破家亡的历史。该文的新贡献不仅在于澄清了在北凉年号问题上的混乱认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人们注意年号设置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涵义。 199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黎虎所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全书50万字，共三编，上编为汉代外交制度，中编为魏晋南北朝外交制度，下编为唐代外交制度，分别从外交决策制度、外交专职机构、外交关涉机构三方面对上述三个时期的外交决策制度进行了研究。作者在具体讨论之前，首先对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史的发展阶段做了划分：第一，先秦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汉唐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进入了与域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阶段；第三，宋元明清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盛极而衰，并逐步由古代外交而向近代外交转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作者进而又对汉唐外交与此前的外交做了进一步的对比，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外交主要是配合兼并战争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没有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汉唐时期，外交的巨大发展，促进了外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主管外交的机构，已逐步发展为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部门之一。作者还指出，在中国古代，最初外交管理是附属于民族与封建事务的，形成民族、外交与封建事务三者混通、合一的管理体制。汉唐时期，它才逐步从民族、封建事务的附庸地位中摆脱出来。就汉唐间外交史的演变而言，作者着重对决策体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决策体制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基本上是以皇帝决策与公卿百官决策为主的两级决策体制，而到了唐代则发展演变为以御前决策、宰相决策与百官决策为主的三级决策体制。其中宰相决策逐渐成为独立决策层次并日益占居重要地位。从而在皇帝和百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常设决策班子。此外，作者还就外交决策与执行之分离、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之分离、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关系之协调、地方外交管理体制诸方面做了深入探讨。关于中国古代外交史，以往的研究极少，该书的工作具有开创性。这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比如外交思想、外交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不同时期外交战略的异同及得失等等。该书的出版无疑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三、政治史、政治制度史：陈爽所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一书1998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导言外，共分七章：前两章为《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北朝门阀体制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这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以下依次为对北魏世家大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及《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族的个案性研究。最后一章为综论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意在总结全书。在世家大族问题的研究上，多年来学界对东晋南朝士族发展脉络的把握显得更为清晰和准确，而对北朝士族的理解和认识则相对模糊和笼统。本书细致分析北朝士族发展，新意颇多。在研究北朝士族问题时，通常的做法是就士族论士族，鲜卑贵族及皇权的存在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背景，而本书则不是这样，作者对鲜卑贵族、皇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指出：北魏前期的政治体制具有许多原始部落制和军事民主制的特点，鲜卑贵族以封君为法律保障，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世袭特权，并在王位继承、军事征讨等军国大政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王权处在贵族的包围之中。以后北魏政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皇权逐渐摆脱贵族的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的权威，并转而限制贵族的特权。这一转变不是突然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中间阶段，即首先确立了拓跋宗室高于异姓诸王公的独尊地位，以宗室力量拱卫皇权。作者进而又指出，由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皇权，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权中的显达必须以获得皇权的承认以及对皇权过分紧密的依赖为代价，因而使自己在复杂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变乱中失去必要的缓冲。此外，关于世家大族的宗族势力问题，通常都认为北朝世族的宗族凝聚力远远强于南朝世族。但是作者却发现太和改制前后，以班禄制和三长制的实施为标志，北魏世家大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及王朝的社会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双家制"的中心开始由乡里转向都邑，宗族失去了稳固的核心，对其成员的约束和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逐渐演化为一个个松散的同姓聚合体。关于北魏"定四海士族"时涉及到的"四姓"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已故唐长孺先生对此问题有所推动，但是也没有最终解决。作者仔细考辨，认定四姓是指崔、卢、郑、王。这是在具体问题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概括地说，本书的新贡献最主要地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探明了北朝士族与南朝士族在政治上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北朝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皇权。第二，梳理清楚了北朝皇权发展的基本线索，即：贵族→宗王→皇权。第二方面的贡献虽不是该书的重点，但意义尤大，因为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线索，思维总是被局限在鲜卑族如何由前封建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个框架内。
　　《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刊载了阎步克《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一文。文章指出，汉代以禄秩标志官员等级。如果从品位与职位的视角加以观照，禄秩等级便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属于职位的，从而有异于先秦的卿大夫爵制与南北朝隋唐的散阶制。在爵制和散阶制下，官员个人的品位与官职的品级是分离的；但在禄秩制度下，有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即从其秩。文章从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从"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从增秩贬秩问题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汉代禄秩大致上还未构成从属于个人的品位。文章引入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的概念，从而为研究古代文官等级制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分析工具，文中论证方法也多有巧妙之处。

　　四、思想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还出版了侯旭东所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一书。全书除绪论及结论之外，分为三篇，上篇：《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中篇：《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研究》，下篇：《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通过大量的统计排比，作者发现，当时普通民众中流行着多种崇拜对象。观念上对民众触动最大的是六道轮回说。虽然大乘佛教的"众生"观念深入人心，不过信奉这一观念并没有改变信徒"家庭"本位的固有观念。总体上看，一般信徒的佛教信仰不成体系。所接受的佛教诸观念间也多未形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整体，他们所膜拜的尊像与认同的佛教观念间多半不具备教义上的关联。这些固然反映出他们对佛教认识水准不高，但亦说明他们对佛教的接受是经过了个人主观的筛选与组合，并不是简单的全盘收入，体现了一定的主动性。在追求上，由造像记中所展示的种种祈愿看，奉法后信徒的人生取向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重大变化。两汉时期占据人们头脑核心的现世的追求，如长寿、富贵、子孙繁茂、仕宦速进等已弱化，传统对死亡的惧怕、排斥态度也一变为正视死亡，乃至超越死亡去追求来生的幸福。与佛教、特别是与个人死后来生有关的问题上升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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